特殊工人回忆：暴动失败与支部教训
2022-02-17 11:03 《中国“特殊工人”》 高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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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于1941年9月20日左右在山西太岳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的，一同被俘人员中绝大部分是一纵队212旅机关和下层部队的人员。被俘后押送到临汾审讯一个多月，之后经太原、北京押送到抚顺煤矿。 在临汾审讯期间，我们为了保护组织和干部的安全，...
我是于1941年9月20日左右在山西太岳反“扫荡”战斗中被俘的，一同被俘人员中绝大部分是一纵队212旅机关和下层部队的人员。被俘后押送到临汾审讯一个多月，之后经太原、北京押送到抚顺煤矿。
在临汾审讯期间，我们为了保护组织和干部的安全，由胡兆琪同志和我，还有个59团某营教导员3个人组织了支部。胡兆琪（1纵59团团长）同志负责，没有明确谁是书记、委员，支部在当时情况下也未公开，仅是秘密串联每个党员、每个战士。南品同志未与我们住一起，由我寻机去南品同志住的地方，对他讲应保守秘密，保持联系，继续工作，继续斗争。
由于支部的建立和同志们觉悟水平高，一些干部没有暴露身份，均充当普通战士或文书、事务长之类。后因敌后方缺人无力，不能满足前线需要，将我们分批分期地押送到东北抚顺煤矿做苦工，称特殊工人。
我是第二批来抚顺的，时间1941年11月中旬的样子。南品同志是第一批来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10月底。我来到抚顺万达屋坑就参加了支部领导工作，和南品同志、马苏义（212旅政治部秘书）同志一起秘密开展工作。支部分工是：我负责政治工作（宣传委员），南品同志负责调查外情和军事上一些工作（军事委员），马苏义同志负责组织工作（组织委员），支部成立分工就是这样。支部书记不知是谁。有事情时，我和南品商量得多些。第4批来到后（时间是12月初），有李新民同志（在抚化名李凤鸣，原系八路军后方医院院长，太岳军区卫生部部长）被吸收为成员，负责内勤工作。
支部成立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当时敌人严密控制下，为了保存力量也不可能公开，仅有几个党员知道。当时有党员共三十多名，我们主要是通过互相认识、了解弄清楚的。我们的领导方法主要是单线领导，互相串联传达进行一些工作。我记得党员有：熊言顺（212旅56团副团长，后牺牲于万达屋矿井）和丁昂、高克臣（二人均为212旅供给部科员）等人，其他人名字记不清了。
支部领导的突出斗争是组织暴动逃跑。暴动主要是由于大家不愿再受敌人的压榨，要求回部队继续抗战，而由支部领导进行的。南品同志积极筹备了地图、指南针、药品、胶鞋等物品，并调查了路线。我负责向全体共产党员做了思想动员工作：（1）我军必胜，抗日必成；（2）介绍解放区抗战情况，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3）坚持民族气节，不做叛徒，不给敌人做事。全体党员又向非党同志做宣传。于是组织暴动的斗争就开始了。大家纷纷报名参加，当时足有七八十名，编为七八个班的组织。在逃跑之前还研究过留些口号和信件，准备了铁棍子等物为武器。
按预先商定，1941年12月21日午后9点钟，住在各工棚的暴动工人陆续向集合地集中，之后冲破电网，通过万达屋矿区和浑河，但到了三家子村，由于我们对向导放松警惕，结果向导逃跑告密。敌人第二天从早10点到午后3点向我们轰击，我们有些同志逃跑了，绝大部分又被捕入宪兵队，也牺牲了几个同志。在当时严刑之下，同志们为了我们而受苦。
暴动的失败主要是我们支部成员犯了急躁情绪，我们对东北情况不了解，敌人交通工具方便，各处都有公路，各处都有敌人，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得过于天真，将东北与关内一样对待，认为进山敌人就无可奈何，就是我们的家。所以这次斗争失败了。
我们三人（李、南、高）于1942年2、3月被送到沈阳高等法院，由于我们翻供，最后于1942年五六月被判刑，南品同志是7年徒刑，我和李新民同志5年徒刑，以后被押往沈阳第一监狱。这期间我们3人以小组为核心活动。
在狱中，（1945年5月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包括部分国民党员）串通各监房，酝酿过一次暴动（越狱），但未成功。
苏联红军进入沈阳后，第一批释放了我们后，我们在红军的帮助下，以收容被俘人员为借口（实际组织部队）写出布告，内容：解放了，胜利了！几年来被俘人员很多，咱们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收容所，将来给你们找关系送回部队。当时沈阳的国民党成立省（市）党部，组织部队争天下，要夺政权，所以我们就在原支部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几名同志参加。有南品和我、刘嘉、韩凯等人（他们二人都由本溪来的），分工我负责政治工作，南品同志负责军事工作。
支部总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力量收容我军被俘人员，扩大队伍。结果不到1天工夫就收容1500多人，其中党员有140多名（主要靠自上而下串联认识提名）。我们虽未提到八路军，但老百姓都知道，纷纷来报名参加，后期组织扩大到4500人。9月，我军曾克林、唐凯同志到沈阳。
我听老百姓说东站来军队，便到东站见到首长汇报了组织部队情况。首长任命南品同志为团长，我为政委，直到后来东北局成立后，干部继续来沈，又给我们特务团派来一名团长、一名政委，这时我任副政委，南品同志任副团长。这时候我们大部队同志还过组织生活，以后有的恢复了党籍（如南品和我等人）。大部分又重新入党，在重新入党的一部分人中间，经过整顿审查，有的又重新恢复了党籍。
李新民同志的党籍当时无结论，因他在狱中被敌人迫害致死，他是一个好同志，受很多折磨，意志从未动摇，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很大。
在临汾审讯期间，我们为了保护组织和干部的安全，由胡兆琪同志和我，还有个59团某营教导员3个人组织了支部。胡兆琪（1纵59团团长）同志负责，没有明确谁是书记、委员，支部在当时情况下也未公开，仅是秘密串联每个党员、每个战士。南品同志未与我们住一起，由我寻机去南品同志住的地方，对他讲应保守秘密，保持联系，继续工作，继续斗争。
由于支部的建立和同志们觉悟水平高，一些干部没有暴露身份，均充当普通战士或文书、事务长之类。后因敌后方缺人无力，不能满足前线需要，将我们分批分期地押送到东北抚顺煤矿做苦工，称特殊工人。
我是第二批来抚顺的，时间1941年11月中旬的样子。南品同志是第一批来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10月底。我来到抚顺万达屋坑就参加了支部领导工作，和南品同志、马苏义（212旅政治部秘书）同志一起秘密开展工作。支部分工是：我负责政治工作（宣传委员），南品同志负责调查外情和军事上一些工作（军事委员），马苏义同志负责组织工作（组织委员），支部成立分工就是这样。支部书记不知是谁。有事情时，我和南品商量得多些。第4批来到后（时间是12月初），有李新民同志（在抚化名李凤鸣，原系八路军后方医院院长，太岳军区卫生部部长）被吸收为成员，负责内勤工作。
支部成立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当时敌人严密控制下，为了保存力量也不可能公开，仅有几个党员知道。当时有党员共三十多名，我们主要是通过互相认识、了解弄清楚的。我们的领导方法主要是单线领导，互相串联传达进行一些工作。我记得党员有：熊言顺（212旅56团副团长，后牺牲于万达屋矿井）和丁昂、高克臣（二人均为212旅供给部科员）等人，其他人名字记不清了。
支部领导的突出斗争是组织暴动逃跑。暴动主要是由于大家不愿再受敌人的压榨，要求回部队继续抗战，而由支部领导进行的。南品同志积极筹备了地图、指南针、药品、胶鞋等物品，并调查了路线。我负责向全体共产党员做了思想动员工作：（1）我军必胜，抗日必成；（2）介绍解放区抗战情况，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3）坚持民族气节，不做叛徒，不给敌人做事。全体党员又向非党同志做宣传。于是组织暴动的斗争就开始了。大家纷纷报名参加，当时足有七八十名，编为七八个班的组织。在逃跑之前还研究过留些口号和信件，准备了铁棍子等物为武器。
按预先商定，1941年12月21日午后9点钟，住在各工棚的暴动工人陆续向集合地集中，之后冲破电网，通过万达屋矿区和浑河，但到了三家子村，由于我们对向导放松警惕，结果向导逃跑告密。敌人第二天从早10点到午后3点向我们轰击，我们有些同志逃跑了，绝大部分又被捕入宪兵队，也牺牲了几个同志。在当时严刑之下，同志们为了我们而受苦。
暴动的失败主要是我们支部成员犯了急躁情绪，我们对东北情况不了解，敌人交通工具方便，各处都有公路，各处都有敌人，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得过于天真，将东北与关内一样对待，认为进山敌人就无可奈何，就是我们的家。所以这次斗争失败了。
我们三人（李、南、高）于1942年2、3月被送到沈阳高等法院，由于我们翻供，最后于1942年五六月被判刑，南品同志是7年徒刑，我和李新民同志5年徒刑，以后被押往沈阳第一监狱。这期间我们3人以小组为核心活动。
在狱中，（1945年5月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包括部分国民党员）串通各监房，酝酿过一次暴动（越狱），但未成功。
苏联红军进入沈阳后，第一批释放了我们后，我们在红军的帮助下，以收容被俘人员为借口（实际组织部队）写出布告，内容：解放了，胜利了！几年来被俘人员很多，咱们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收容所，将来给你们找关系送回部队。当时沈阳的国民党成立省（市）党部，组织部队争天下，要夺政权，所以我们就在原支部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几名同志参加。有南品和我、刘嘉、韩凯等人（他们二人都由本溪来的），分工我负责政治工作，南品同志负责军事工作。
支部总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力量收容我军被俘人员，扩大队伍。结果不到1天工夫就收容1500多人，其中党员有140多名（主要靠自上而下串联认识提名）。我们虽未提到八路军，但老百姓都知道，纷纷来报名参加，后期组织扩大到4500人。9月，我军曾克林、唐凯同志到沈阳。
我听老百姓说东站来军队，便到东站见到首长汇报了组织部队情况。首长任命南品同志为团长，我为政委，直到后来东北局成立后，干部继续来沈，又给我们特务团派来一名团长、一名政委，这时我任副政委，南品同志任副团长。这时候我们大部队同志还过组织生活，以后有的恢复了党籍（如南品和我等人）。大部分又重新入党，在重新入党的一部分人中间，经过整顿审查，有的又重新恢复了党籍。
李新民同志的党籍当时无结论，因他在狱中被敌人迫害致死，他是一个好同志，受很多折磨，意志从未动摇，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很大。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标签：特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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