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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人回忆:战俘劳工青年敢死队的斗争

2022-06-30 11:35 《中国“特殊工人”》 李永增 645
  我是河北省威县人,于1940年在河北省威县抗日学院(也叫抗日中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当时,该校校长是杨秀峰、陈再道,教导主任是宋任穷。1941年我被编入新4旅3团宋庆昌连当战士,1942年在山西平阳车站与日军作战...
  我是河北省威县人,于1940年在河北省威县抗日学院(也叫抗日中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当时,该校校长是杨秀峰、陈再道,教导主任是宋任穷。1941年我被编入新4旅3团宋庆昌连当战士,1942年在山西平阳车站与日军作战时被俘(当时被俘人员约2600余人)。

  日军将我们先后押到北京审讯,一个多月后送到抚顺龙凤、茨沟各1000人,本溪湖600人。我与宋庆昌、马同喜、吴持平等一千余人来到抚顺搭连坑做工,称为特殊工人特殊工人大队长、原新4旅某连连长宋庆昌(贾忠武),第8小队队长马同喜和徐更伍(徐柱台)、吴持平、戴玉文等人是我们的带头人。

  在煤矿我们待遇很差,为此,我们经常进行斗争。在他们几个人领导下建立了25人的青年敢死队,队长吴持平;40人的支援队,队长马同喜;30人的救护队,队长戴玉文。

  约在1943年11月间,宋庆昌、马同喜、徐更伍、吴持平、戴玉文等秘密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我当时是团的积极分子),参加会议者约15人,会上研究了如何进行反压迫斗争的问题。次日晚,由吴持平领导青年敢死队、支援队六十余人砸了戏园子,打了大把头牟景华,并由马同喜组织一些人乘乱之时到处贴上了“戏给工人看,水给工人喝”、“打倒把头吃饱饭”等标语传单。

  不久又先后组织了青年敢死队领导五六百余工人,支援队领导整备二百余人,以要求“增加工资,吃饱饭,不准打骂工人”为口号,进行了罢工。由于互相冲突,工人将严把头家抢了,矿方与把头被迫给工人增加了工资。斗争次日,又向洋工头子杜勇(日本人)提出了三个要求:(1)特殊工人要吃得饱、穿得暖;(2)必须撤销特殊工人住处的岗楼;(3)取消特殊工人上下班由日本人押送。日方于1943年末被迫答应了这些要求。

  1944年春天,我们的反抗斗争更加活跃了。一天晚上,搭连坑的1、2、3、5井口的东窑地大架子底下发现了标语,传单百余张,内容我记得有:饭给工人吃,房子给工人住,打倒把头,把日本人赶回东京去,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等。另外第10小队队长戴玉文带领五人与日伪冲突时,打死日本人一人和俩警察,后逃出抚顺,给敌人一次有力地打击。

  事后,日本人虽进行了多次捕人,但未获真相,最后在龙凤、搭连等地采取大规模的以所谓“抚顺龙凤鼠疫检查”为名,到附近居民住宅进行搜查,翻箱倒柜,对每人都进行了检查。我们的同志先后被逮捕34人,日本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审讯,但未获什么材料,后被送进矫正辅导院

  由于工人斗争激烈,敌人对特殊工人看管更加严格了,在我们住的周围又增设一道电网,不许我们乱串。这时有一些同志思想动摇,马同喜等同志及时做工作,要我们拿出在关内抗日时的精神来,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使大家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1944年冬,宋庆昌见工人们吃穿非常困难,就指示崔去柱(特殊工人小队长)在某日晚11点钟领着40多人抢了煤矿的卖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搭连坑特殊工人大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大队,约有1300人,队长宋庆昌,马同喜、徐更伍、吴持平也在队里边,做什么不详。9月间去沈阳与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头后,改编为特务3团,宋庆昌任团长,许彪任参谋长,我为侦察通信排副排长。特务3团先后在四平、抚顺、锦州等地,与国民党作战。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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