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转型、变革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聚焦社会生活矛盾，触及时代的痛点，思考人、人性、人与社会等，是时代文学的重要选择。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工业企业陆续淡出，新型工业化逐渐开启是一种历史必然。老工业基地面临着城市发展转型、社会形态转型双重任务，这种巨大的变革对传统社会伦理、思想观念、价值认知等都造成强烈的冲击，其冲击烈度之强，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当下的感知。
长篇小说《大雪围城》就诞生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她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连缀起了跨度长达40年的历史场面。而这40年，老工业基地城市经历了奉献、自豪、失落、自卑、奋起等若干阶段，作者通过对基层干部姜示范、民政干部左英红、社区书记徐文婕、农村支部书记姜济祥等人物故事，多侧面揭示了在社会大变革的若干阶段中，人们思想、情感的变化，继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展开深度思考与追问。
作家是一份良心职业，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家良心的集中凝练。而体现作家良心、良知的原始动力，是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0年的社会变革，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经济结构巨大变动带来的资本流动中的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商业经济带来的个体本位对群体本位的颠覆引发的全民族的价值动荡等等。长篇小说《大雪围城》在这一层面的思考更具时代价值与历史价值，她像是一支带有精确刻度的天平，标注着社会公共价值，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对这座城市满满的善意。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文化自信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雪围城》塑造的主体人物，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的时代担当，以及在困境中求发展，在逆境中不屈服，锲而不舍、永不停歇的民族品格。
《大雪围城》的人物塑造，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都有新的突破。作品截取不同的生活侧面，多维度、多视角透视社会生活，体现出作者对社会底层的关怀，这让我联想到伪满时期抚顺著名进步作家秋莹的短篇《小工车》。秋莹通过抚顺电铁卖票员冯云祥（绰号“老面包”）的故事，揭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及底层矛盾。而国勇的《大雪围城》也是通过这座城市若干断面，剖析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震荡与撞击。国勇和秋莹都生活在东北亚工业重镇抚顺，都有着平民的生活经历，都是善于观察社会、揣摩人性的本土作家，但由于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所以，思考的方向与结果有着很大不同。秋莹的笔触多了些怜悯与无奈，而国勇所表达的是时代的改变与进步。抚顺不同时期的两位作家，其思想与情怀能够跨越数十年的历史时空达到高度契合，这很难得，也很有趣。
东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东北产业工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有着不同的文学形象。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境内大肆进行经济统治与资源掠夺，残酷压迫东北工人。日本殖民者为了美化侵略，开始塑造安于贫困、献身于“王道乐土”的工人形象，如八木义德的小说《刘广福》（1944）等；也有一些觉醒的、有良知的作家，真实塑造着在日伪统治下悲惨无助的工人形象，如秋萤的小说《矿坑》（1940）《小工车》（1941）中的主人公。
1949年之后，东北产业工人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告别旧社会，迎接新时代，他们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新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当时国内一些知名作家、诗人纷纷来到东北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东北产业工人为国担当、勇于奉献的整体形象，如郭小川的《两都颂》（1961）等。
新世纪前后，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等任务变得十分紧迫与艰巨，大批产业工人面临重新就业的选择。在新的困境与选择面前，他们以自强、担当、进取精神，助推社会变革，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对这种精神进行全景式的、完整的梳理与塑造，好在，《大雪围城》承担了这个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雪围城》的出版，是对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的一份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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