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伪满时期在阜新小学读书的日子里
1942年我8岁。我们全家从阜新农村老家，搬迁到阜新新邱煤矿社宅去住。父亲与哥哥在坑口当杂役，妈妈烙煎饼，到街上去卖，维持全家生活。
我家由农村进城，全凭大姐夫帮忙。姐夫读过国高，学的是测量。毕业后在黑山八道壕煤矿当工程师。由于他技术高超，贡献特殊，被阜新矿务局赏识，被调到新邱矿任总工程师，待遇优厚，住进日本社宅，那可是独门独户，独楼独院的高等住宅。
姐夫平易近人，朋友多。平时对我们的家庭，多有照顾。我们哥5个，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父母共10口人，姐姐出阁后，还有9口。兄弟们年龄都比较小，只有父亲是主要劳动力，因此每年都缺粮，是个破大家。
根据这种情况，姐夫通过各种办法，使我的父亲及大哥在矿上挂上号，在工房里负责发放和回收矿灯，不下井。虽然挣得少，但很安全，家人放心。
离我家东四坑住宅大约10里，有大岗岗日本小学，教课老师是日本人。我背着书包，拿着坑口证明，进入这所学校开始读书。
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四个年级只有四个班。两个教室，采取复试教学。一年级和三年级，二年级和四年级各占一个教室。我是一年级，由于我个头比较高，我身后就是三年级学生。
伪满时期阜新住宅区
日本奴化教育（资料图片）
于是我举起手来，把我身后同学告诉我的话重复一遍。当时日本老师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当场宣布，我做了班级的级长。接着，这位日本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耐心教我作级长喊排时用到的一些日本话。他反复地教，我反复地记，日复一日，终于记住了。
日本学校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和体育。每天早晨要在操场举行朝会，唱“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每逢星期一，学生们要背读“国民训”，内容有こくみんぐん，ひとつこくみんは（作为一名国民要“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奴化教育内容）。课间还要做“建国体操”。
早操作完，要组织同学进教室，这时我就发出口令：け，みぎむけ（向右转）まえすすめ（齐步走）。当老师走进教室时，我呼的口令是：きりつ（起立），れい（敬礼），のせた（礼毕），ちっくせき（坐下）。
伪满时期阜新煤矿坑口
位于阜新的日本神社
如果走在路上遇见老师时，学生要向先生敬礼，并自动说出：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先生早上好)。
大岗岗日本学校的隔壁就是佛教堂“灵光寺”，同时又是日本的“神社”所在地。整日香烟缭绕。拜释迦牟尼的，拜天照大神的，求生财的，求免灾的，求生子的，五花八门。
尤其是到了二月二，七月七，要跳大神。众僧人扮作牛头马面，在长短号声伴奏下，翩翩起舞，跳起神来。做神仙现身和驱鬼作法的动作。围观的人群，多半是煤矿休班的劳工及周边农村的农民。
庙会举行日也是商品交易日。那时各地各种职业人群都集拢到这里。驴车，马车，手推车，车水马龙。牛羊羣，鸡鸭羣，生猪群从各地赶来，都要集中到这里。变卖声，吆呼声，声声不息。卖糖葫芦的，耍把戏的，拉洋片的，捏泥人的，熙熙攘攘。
东院里洋人教书，西院里佛家唱戏。孩子们哪里能坐得住。于是我们有时就偷偷地翻过院墙，跑去看戏，兜里有钱的买上一支糖葫芦。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被老师发现。就要对着太阳去罚站，口里必须念着“国民训”“建国宣言”，还要背诵着日本话：こくみんぐん，ひとつこくみんは（“国民训”）。站到什么时候完了，要由老师说了算。
被罚站的人面对太阳，笔直的站着，老师从身后走来，他用脚在后面突然蹬你的单腿，如果一蹬就倒，那就继续罚站，如果你的腿是挺着的，他蹬不倒，那你的罚站就结束了。
我所在的这所日本小学，是由阜新新邱煤矿出资办的，全部是矿工子弟。每学期结束时，全体学生要到中心小学参加统一考试，主考科目是日文翻译和会话。我在这所日本学校读了将近四年，日常用语基本能听明白，也能说些日常用语。30年后的1978年，我为晋高级职称，参加日语考试时，我得了62分，基本合格。
当时的学生都要当“勤劳奉仕”。“勤劳奉仕”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制东北民众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大约一个月活动一次。学生们都要参加，每个人的帽子上都围着一条白布带，上面印着“勤劳奉仕”字样。活动内容主要是打扫卫生，到公共场所去搽玻璃，收拾垃圾，清扫街道等。
大岗岗学校离我的家大约有五六里。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都是边走边玩，累了就在途中休息一会儿，有一次，我走到矿山电铁铁道时累了，就坐在铁轨上休息。小孩子爱玩，顺手拿铁道上的小石块，往铁轨上摆。正在这时，来了两名矿山日本警察，不用分说，打了我两个嘴巴，然后又把我带到新邱警察所。他们说我在破坏铁路，打得我满嘴淌血。
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团团转。于是她就去找我舅舅。我的这位舅舅在新邱市场开了一个水果店，买卖不大，但也挣钱。舅舅有个儿子，我俩同岁，他是三月生，我是腊月生，他是我表哥。他这个人很不上进，整天溜溜哒哒，也不上学。但是我俩好，合得来。水果店的货款，就放在柜台上那个玻璃瓶子里，他经常背着家人，从瓶子里偷钱，有时也给我花。
那时开店作买卖必须有靠山，不然就开不成。舅舅的靠山是一位来自家乡的警察。来来往往，关系比较密切。对我被扣押的事，妈妈求舅舅，舅舅求警察。警察又去求所长。求来求去，最终我被救了出来。
日本人让我当了级长，又教我学会半语式的日本话，似乎我应当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又把我抓进警察所，打个满脸是血，把个“谢”字变成了“恨”字。“恨”的动作很夸张，我竟然去抄了日本人的家，实现了报应的轮回。
阜新街头旧照
日本天皇被迫宣布了投降诏书后，大批矿工以及附近的农民一股脑地涌进矿区的日本人社宅区。我随着那些举抢弄棍的人群，也挤进了日本人居住的房间。还是日本人阔，白花花的大米饭，在锅里正冒着热气，日本妇女抱着几个月大小的幼童，哆哆嗦嗦地隐藏在柜橱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挤进去的人群，匆忙地寻找贵重的物件，有的还急忙盛了一碗米饭，边吃边翻。那年我11岁，已经懂事了。我在他们的储藏间里发现许多瓷碗磁碟，那绣着花纹的大磁盘，各种纹饰的茶壶酒壶。11岁的孩子，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扛起一个大木箱子就走。当时的“抗日战争”唯一表现形式就是“抢”。这里也有枪声，听邻居们说，有一日本户，男人拿着枪，蹲在天棚上，守着家。那天一群人进去抢东西，他竟然开了枪，使抢者受了轻伤，然而他本人却被活活打死。
邻居们说，被抢的日本社宅，并不是一处，全矿区所有日本人住处全抢了。还有为日本服务的中国大把头，大翻译，大商家也一并被抢了。还有粮库里的粮食被分了，仓库里的货物也被分了，甚至矿山周边庄稼地里的庄稼，高粱，苞米，黄豆也被矿工们抢收了。
投降后的日本人再无以往的优越感，尤其是那些日本幼童们，由妈妈领着、抱着，跑到周边农田里去捡谷穗充饥。后来有的日本女孩竟然做了中国人的童养媳。个别的作恶多端的日本警长，坑长，课长等，在混乱中也被仇家生生打死。
还是要说我被日本警察扣押的事。那个被舅舅利用的警察，解放后偷偷地遛跑了，跑来跑去，最后又遛到我们的村，落了户，成为整天背着粪篓到处捡粪的村民。
村里的人也知道他当过警察，但没有人去追究，慢慢地也就淡化了。我的那位舅舅，解放后也搬到我们村去住，他开了一个染坊，四邻八村的人，拿着自家织的布，到舅舅家去染，有黑色的，有蓝色的，也有黄色的。
舅舅家五口人，凭这个大染缸过得也不错。我的那位日本老师，光复后也没回国，他学过测量，先是在新邱矿当了测量队工人，后来做了工程师。又后来他改了国籍，成为中国人，娶了日本人的妻子，生了中国人的儿子。
光复后由于他长期当教师，没当过警察也没当过兵，没罪恶，人又老实厚道，没有人去追究他。又后来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终于返回了日本的老家。后来听说他参加了“归自联”，宣传中日友好。（本文所有日文，均由抚顺日语高级翻译崔高连先生补写，特致谢意，2022.2）.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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