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抚顺高尔山“东塔”勘考记
2022-07-01 18:53 抚顺七千年 徐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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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抚顺高尔山上有一个古代塔基,最早是1940-1944年日本人池内宏、山上次男等,调查发掘高尔山“北关山城”(高句丽新城)时,在山城东南侧的山顶上发现的。因塔基暴露的青砖与西侧山顶矗立的古塔同具辽代特征,故得出那座已不复存在的“东塔”,当与健在的“西塔”...
辽宁抚顺高尔山上有一个古代塔基,最早是1940-1944年日本人池内宏、山上次男等,调查发掘高尔山“北关山城”(高句丽新城)时,在山城东南侧的山顶上发现的。因塔基暴露的青砖与西侧山顶矗立的古塔同具辽代特征,故得出那座已不复存在的“东塔”,当与健在的“西塔”一样皆为辽代所建。此结论记载于当年的《北关山城》考察报告中。但这个“东塔”塔基(图一)究竟在高尔山的什么位置?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近几年本人借防疫宅家之暇,与几位文史同好几上高尔山,反复勘考,终于弄清了抚顺辽代“东塔”的准确位置,现将经过与体会写与大家共享。
一、关于高尔山“东塔”历史的钩沉。
由于高尔山“东塔”的史料非常稀少,迄今仅有一幅塔基照片留世。再加上千年风雨、尤其是近百年的世事更迭,导致后世对其了解者越来越少。抚顺人都知道目前仍耸立的“西塔”,是辽道宗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所建。很多人并不知道史上还曾经有一个同龄、同貌的辽代高尔山“东塔”存在。
经打捞综合故纸零散资料,对“东塔”有了基本认识。据《抚顺地方史概览》《抚顺编年史》等史籍记载,辽代的中国东北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到了第八个皇帝耶律鸿基,把各代崇佛推向了最高峰。他不仅虔诚地临寺执经亲讲,还在各州县大修寺庙佛塔。辽大安四年在贵德州城北高尔山上修建的古塔(图二),便是辽代佛教文化繁荣发达的见证。
按照辽、金两朝修建佛教寺庙的一般规律,塔为寺庙的附属物,寺院内不一定都建有佛塔,但有佛塔的地方,附近必定有一个较大的寺庙。这个推论早已被史学家考古证实,贵德州的确在高尔山下、两座古塔之间建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僧尼多时达一二百人。寺庙遗址大约在明代抚顺城以北、高尔山脚下。有1933年在此地出土的一尺多高的“石经幢”为证。石经幢为捐修塔寺者刻制,是树立于大殿前的小型石碑,用来宣导众生、降服群魔。该“石经幢”八面柱形,其上满刻着《尊胜陀罗尼经》。除其上刻有“大安四年”字样,记载寺庙佛塔的兴建年代外,其经文也与当年僧尼笃信流行的佛经相一致。是研究抚顺历史的重要文物,可惜被伪满抚顺图书馆馆长、日本人渡边三三盗去了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一庙两塔、双塔守城”的建制,史上并不多见。足见该庙该塔在贵德州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年抚顺地区香火的鼎盛。然而历经千年的风雨剥蚀,高尔山“西塔”阅尽沧桑,至今仍矗立山巅;而“东塔”却于清中晚期塌毁不复存在。更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日月更迭,高尔山“东塔”逐渐淡出了人们记忆,就连其塔基的准确位置都无处查找了。
二、关于高尔山“东塔”塔基的勘考
笔者热衷抚顺近代史的研究,尤其对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奴役抚顺人民四十年的屈辱史。从煤炭采掘、邮政更迭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既热衷收藏、又注重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内容涉及浑河南岸的课题较多,河北的相对少些。而对高尔山“东塔”的研究兴趣,则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2021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又开始反弹,人们为了安全,一切外出活动基本都停止了。但我喜好单车郊游、下乡登山的习惯是圈不住的。而且走进大自然心旷神怡,也正好远离了病毒的威胁。于是,我便陆续跑遍了市区周边数个有文史遗迹的地方。如东郊的元帅林、老虎台和龙凤矿,南部乡村的沈抚县委旧址、“鸭绿江军记事碑”,市区西侧的大悲寺、西露天煤矿等。
春暖花开,我骑行20多分钟来到高尔山采野菜,再踏查日俄战争遗迹和高句丽古城。这时突然想起了高尔山“东塔”。——塔的位置究竟在何处呢?我根据仅存的那幅塔基老照片和一张老地图(图三),登临高尔山东峰开始反复搜寻,还对疑似地方进行了简单地试掘。
抚顺城北高尔山,海拔150多米,为古代近400年的“高句丽新城”遗址,清末又是大鼻子和小鬼子厮杀的战场。因自然和人为原因地貌变化较大。现漫山遍野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灌乔木,想找到一个仅几平方米大小的塔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建国后市文物与考古等部门,曾多次专门踏勘考察皆无功而返。
我前后几次带着问题登山踏寻。高尔山以抚顺北出口公路为界,东西两侧皆为长满杂树荆棘的60度左右山坡,或为陡峭的山岩,攀登异常困难。要登上比西山还要险的东山顶,通常要从西侧走进原高句丽新城遗址内,沿着东环城山门上山梁绕行;再就是通过东山正面唯一的山坳(图四),从谷底一条窄窄的盘曲小径,慢慢向上攀登。我每次都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宜行但需多绕行几里路;后者虽险要却有刺激性,对体能也是一种锻炼。
夏秋之际,我同几位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拍即合,开始结伴上山。钻过重重树丛灌木,我们大约用了30多分钟,才陆续登上东山山顶。这里有东西向和东北向两道脊梁,均呈鱼脊状,根本不具备修建砖塔的地形。我们把目光放低,沿着山梁寻找平缓适宜建塔的部位,还真发现了几处平缓的地面。再根据两塔东西相望、高度相近的判断,排除了最东侧的几个选点,仅剩下东山西端山脊上的三、四个林中小平台。
我们拨开杂草,用携带的工兵铲对各个选点,分别都试着向下进行了探挖。令人欣喜而又迷茫的是,这几个地方竟然都挖出了残砖与瓦片!我们毕竟不是专业考古人士,对这些出土的青砖、灰瓦判断不了年代。只能借助沈阳朋友带来的无人机航拍,进一步推测“东塔”的大致位置,再实施扩大试掘。最后我们综合多方面因素,从东山梁最西侧的三个疑似探点中,采用排他法初步认为“西一号”可能性较大。这是个接近山顶的一处小平台,约有几十平方米大小。向西透过茂密的槐树林可与西塔隐约相望,向北也能望见高句丽新城内。
10月24日,天已见凉。我们一行人再次登山,重点对“西一号”选点进行了扩边式深入试掘。当拨开地表300多毫米厚的浮土层和草树根后,在直径约八米的方圆地下竟然出现了无数块青砖(图五),非常像塔的地基!我们兴致勃勃地边发掘,边交流讨论着。但由于都缺乏专业考古知识,加上天色渐晚,我们除了将探挖的经过进行拍照留档,又将出土的青砖、瓦片又重新进行了掩埋复原留下记号;并挑选了几块完整的、具有特点的砖块,带回研究,然后就下山了。
严冬大雪覆盖不便上山,我们正好翻阅史料、拜访请教专家,为来年进一步勘考做准备。
转眼又到春夏之交,2022年6月20日,几位文史爱好者特邀了原抚顺市考古队队长、文专家张波先生,一起登山做“东塔”塔基遗址的确认。张先生仔细查看了地形方位,又反复端详起该地出土的砖块、瓦砾。向大家介绍着不同朝代砖瓦的特征,然后兴奋地说:“这些砖块很多具有明显的辽金特征,疑似塔砖。其余砖瓦明显属于明清遗存,为不同文化层。结合地理位置与近年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此地就是‘东塔’的塔基!”大家欢呼雀跃兴奋异常,纷纷拿起矿泉水瓶“碰杯”相庆!
接着张波也按捺不住欣悦的心情,向我们表示敬意,说我们为抚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又立即挂电话向市、区文管部门的领导进行了简要汇报;并提出了“东塔”塔基遗址亟待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就在我们开始下山时,我突然在距塔基几米远的草丛中,发现了一条两米多长的蛇蜕(图六),目测其粗细要超过成年人的手腕,如此大蛇在本地十分罕见。都说巨蛇是有灵性的生物,难道它在此守护这千年塔基吗?又给“东塔”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三、关于高尔山“东塔”塔基的认定
经过两年多对高尔山“东塔”塔基的钩沉、勘考,结论已越来越趋于明朗。而我自然责无旁贷地要梳理综合一下大家的看法,阐明一下对此地认定为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的理由。既是对两年多业余考古的总结,也是向家乡父老做个交待。
首先是方位吻合。该塔无图片参考,仅有一帧1944年日本人拍摄的塔基特写,详见图一。这是拍摄者站在塔基东南高处,面向西北方向拍摄的。主图定格了青砖铺成的八角基座,中心为高出砖面的圆型土台,周围似发掘散开的残土埂,画面极其清晰。可贵之处在于该照片的背景——景深远处是西山脚下的坡地,刚收割的庄稼(高粱或玉米),在地里整齐地码放成行。此处为高尔山“西塔”北侧,原高句丽新城腹地,位于现抚顺至铁岭公路的西侧。而我们认定的“东塔”遗址,与之方位、角度完全吻合。只不过那时这里为荒山秃岭,而现在植被茂密树木参天,地貌的变化也为寻找遗址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是文献根据。关于高尔山“东塔”的史料虽然不多,但均有“双塔守城”,一东一西的记载。如《抚顺地方史概论》(抚顺社科院,2001版),《抚顺历史之谜》(大连出版社,2004版),《往事旧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版)等。而且与各位文史专家研究结论的指向一致。为我们成功寻找塔基位置提供根据、起到了指导作用,也反过来印证了文献的正确性。
第三是发掘物证。暂不谈辽代“东塔”的千年历史,仅从其“已于清朝中晚期倒塌”(《抚顺编年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版)说起,迄今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二百年来“东塔”倒下的塔砖,陆续被山下居民运走利用,仅存的遗址经水土风化草木复生,早已面目全非。而山下古城遗址内砖瓦碎片随处可见,即便在登山径旁脚下,也偶见古砖碎瓦(图七),当为力证。而这期间又经历了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高尔山梁为两个强盗争夺火拼的前沿,如山顶上的今壕堑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东塔”塔基遗址面朝山下公路,是俄军抵抗日军的主要阵地。他们在修筑掩体时,利用古塔遗留的青砖,增添清代的砖瓦石块,不但破坏了塔基的地貌,也导致了文化堆积层愈加复杂。这就是我们在山顶几个选点都发现有不同朝代砖瓦的原因。
最后是专家认定。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了。我们邀请的张波先生,是原抚顺市博物馆副馆长、市考古队队长。曾参与市内外多处重要文物古迹的勘探考证,有着丰富的考古鉴定经验。退休后他仍热衷于地方文物古迹的发掘保护,是专家型的文保自愿者。张先生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结合现场实地查验分析,果断地认定这就是高尔山“东塔”遗址!是我们多次勘找未果的!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郑重地向全市人民宣布: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找到了!图八是最后一次勘考参与人员下山后的合影。中间推车者为笔者,两边分别为(左起):辛宝贵、张波和秦国良、李想。
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的勘考确认,应该是抚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家乡文史界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是一个抚顺特有的文物资源,它体现了抚顺古老厚重的文化历史。对了解抚顺、热爱家乡,建设城市,均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借此由衷希望抚顺市和顺城区的文保、旅游、市政等相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联手协作,认真研究保护、妥善开发利用好这个宝贵的资源。
作文曾参考傅波、萧景泉、曹德全等专家的文章,借此一并致谢!
(图一)
一、关于高尔山“东塔”历史的钩沉。
由于高尔山“东塔”的史料非常稀少,迄今仅有一幅塔基照片留世。再加上千年风雨、尤其是近百年的世事更迭,导致后世对其了解者越来越少。抚顺人都知道目前仍耸立的“西塔”,是辽道宗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所建。很多人并不知道史上还曾经有一个同龄、同貌的辽代高尔山“东塔”存在。
经打捞综合故纸零散资料,对“东塔”有了基本认识。据《抚顺地方史概览》《抚顺编年史》等史籍记载,辽代的中国东北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到了第八个皇帝耶律鸿基,把各代崇佛推向了最高峰。他不仅虔诚地临寺执经亲讲,还在各州县大修寺庙佛塔。辽大安四年在贵德州城北高尔山上修建的古塔(图二),便是辽代佛教文化繁荣发达的见证。
按照辽、金两朝修建佛教寺庙的一般规律,塔为寺庙的附属物,寺院内不一定都建有佛塔,但有佛塔的地方,附近必定有一个较大的寺庙。这个推论早已被史学家考古证实,贵德州的确在高尔山下、两座古塔之间建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僧尼多时达一二百人。寺庙遗址大约在明代抚顺城以北、高尔山脚下。有1933年在此地出土的一尺多高的“石经幢”为证。石经幢为捐修塔寺者刻制,是树立于大殿前的小型石碑,用来宣导众生、降服群魔。该“石经幢”八面柱形,其上满刻着《尊胜陀罗尼经》。除其上刻有“大安四年”字样,记载寺庙佛塔的兴建年代外,其经文也与当年僧尼笃信流行的佛经相一致。是研究抚顺历史的重要文物,可惜被伪满抚顺图书馆馆长、日本人渡边三三盗去了日本。
(图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一庙两塔、双塔守城”的建制,史上并不多见。足见该庙该塔在贵德州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年抚顺地区香火的鼎盛。然而历经千年的风雨剥蚀,高尔山“西塔”阅尽沧桑,至今仍矗立山巅;而“东塔”却于清中晚期塌毁不复存在。更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日月更迭,高尔山“东塔”逐渐淡出了人们记忆,就连其塔基的准确位置都无处查找了。
二、关于高尔山“东塔”塔基的勘考
笔者热衷抚顺近代史的研究,尤其对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奴役抚顺人民四十年的屈辱史。从煤炭采掘、邮政更迭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既热衷收藏、又注重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内容涉及浑河南岸的课题较多,河北的相对少些。而对高尔山“东塔”的研究兴趣,则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2021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又开始反弹,人们为了安全,一切外出活动基本都停止了。但我喜好单车郊游、下乡登山的习惯是圈不住的。而且走进大自然心旷神怡,也正好远离了病毒的威胁。于是,我便陆续跑遍了市区周边数个有文史遗迹的地方。如东郊的元帅林、老虎台和龙凤矿,南部乡村的沈抚县委旧址、“鸭绿江军记事碑”,市区西侧的大悲寺、西露天煤矿等。
春暖花开,我骑行20多分钟来到高尔山采野菜,再踏查日俄战争遗迹和高句丽古城。这时突然想起了高尔山“东塔”。——塔的位置究竟在何处呢?我根据仅存的那幅塔基老照片和一张老地图(图三),登临高尔山东峰开始反复搜寻,还对疑似地方进行了简单地试掘。
(图三)
抚顺城北高尔山,海拔150多米,为古代近400年的“高句丽新城”遗址,清末又是大鼻子和小鬼子厮杀的战场。因自然和人为原因地貌变化较大。现漫山遍野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灌乔木,想找到一个仅几平方米大小的塔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建国后市文物与考古等部门,曾多次专门踏勘考察皆无功而返。
我前后几次带着问题登山踏寻。高尔山以抚顺北出口公路为界,东西两侧皆为长满杂树荆棘的60度左右山坡,或为陡峭的山岩,攀登异常困难。要登上比西山还要险的东山顶,通常要从西侧走进原高句丽新城遗址内,沿着东环城山门上山梁绕行;再就是通过东山正面唯一的山坳(图四),从谷底一条窄窄的盘曲小径,慢慢向上攀登。我每次都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宜行但需多绕行几里路;后者虽险要却有刺激性,对体能也是一种锻炼。
(图四)
夏秋之际,我同几位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拍即合,开始结伴上山。钻过重重树丛灌木,我们大约用了30多分钟,才陆续登上东山山顶。这里有东西向和东北向两道脊梁,均呈鱼脊状,根本不具备修建砖塔的地形。我们把目光放低,沿着山梁寻找平缓适宜建塔的部位,还真发现了几处平缓的地面。再根据两塔东西相望、高度相近的判断,排除了最东侧的几个选点,仅剩下东山西端山脊上的三、四个林中小平台。
我们拨开杂草,用携带的工兵铲对各个选点,分别都试着向下进行了探挖。令人欣喜而又迷茫的是,这几个地方竟然都挖出了残砖与瓦片!我们毕竟不是专业考古人士,对这些出土的青砖、灰瓦判断不了年代。只能借助沈阳朋友带来的无人机航拍,进一步推测“东塔”的大致位置,再实施扩大试掘。最后我们综合多方面因素,从东山梁最西侧的三个疑似探点中,采用排他法初步认为“西一号”可能性较大。这是个接近山顶的一处小平台,约有几十平方米大小。向西透过茂密的槐树林可与西塔隐约相望,向北也能望见高句丽新城内。
10月24日,天已见凉。我们一行人再次登山,重点对“西一号”选点进行了扩边式深入试掘。当拨开地表300多毫米厚的浮土层和草树根后,在直径约八米的方圆地下竟然出现了无数块青砖(图五),非常像塔的地基!我们兴致勃勃地边发掘,边交流讨论着。但由于都缺乏专业考古知识,加上天色渐晚,我们除了将探挖的经过进行拍照留档,又将出土的青砖、瓦片又重新进行了掩埋复原留下记号;并挑选了几块完整的、具有特点的砖块,带回研究,然后就下山了。
(图五)
严冬大雪覆盖不便上山,我们正好翻阅史料、拜访请教专家,为来年进一步勘考做准备。
转眼又到春夏之交,2022年6月20日,几位文史爱好者特邀了原抚顺市考古队队长、文专家张波先生,一起登山做“东塔”塔基遗址的确认。张先生仔细查看了地形方位,又反复端详起该地出土的砖块、瓦砾。向大家介绍着不同朝代砖瓦的特征,然后兴奋地说:“这些砖块很多具有明显的辽金特征,疑似塔砖。其余砖瓦明显属于明清遗存,为不同文化层。结合地理位置与近年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此地就是‘东塔’的塔基!”大家欢呼雀跃兴奋异常,纷纷拿起矿泉水瓶“碰杯”相庆!
接着张波也按捺不住欣悦的心情,向我们表示敬意,说我们为抚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又立即挂电话向市、区文管部门的领导进行了简要汇报;并提出了“东塔”塔基遗址亟待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就在我们开始下山时,我突然在距塔基几米远的草丛中,发现了一条两米多长的蛇蜕(图六),目测其粗细要超过成年人的手腕,如此大蛇在本地十分罕见。都说巨蛇是有灵性的生物,难道它在此守护这千年塔基吗?又给“东塔”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图六)
三、关于高尔山“东塔”塔基的认定
经过两年多对高尔山“东塔”塔基的钩沉、勘考,结论已越来越趋于明朗。而我自然责无旁贷地要梳理综合一下大家的看法,阐明一下对此地认定为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的理由。既是对两年多业余考古的总结,也是向家乡父老做个交待。
首先是方位吻合。该塔无图片参考,仅有一帧1944年日本人拍摄的塔基特写,详见图一。这是拍摄者站在塔基东南高处,面向西北方向拍摄的。主图定格了青砖铺成的八角基座,中心为高出砖面的圆型土台,周围似发掘散开的残土埂,画面极其清晰。可贵之处在于该照片的背景——景深远处是西山脚下的坡地,刚收割的庄稼(高粱或玉米),在地里整齐地码放成行。此处为高尔山“西塔”北侧,原高句丽新城腹地,位于现抚顺至铁岭公路的西侧。而我们认定的“东塔”遗址,与之方位、角度完全吻合。只不过那时这里为荒山秃岭,而现在植被茂密树木参天,地貌的变化也为寻找遗址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是文献根据。关于高尔山“东塔”的史料虽然不多,但均有“双塔守城”,一东一西的记载。如《抚顺地方史概论》(抚顺社科院,2001版),《抚顺历史之谜》(大连出版社,2004版),《往事旧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版)等。而且与各位文史专家研究结论的指向一致。为我们成功寻找塔基位置提供根据、起到了指导作用,也反过来印证了文献的正确性。
第三是发掘物证。暂不谈辽代“东塔”的千年历史,仅从其“已于清朝中晚期倒塌”(《抚顺编年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版)说起,迄今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二百年来“东塔”倒下的塔砖,陆续被山下居民运走利用,仅存的遗址经水土风化草木复生,早已面目全非。而山下古城遗址内砖瓦碎片随处可见,即便在登山径旁脚下,也偶见古砖碎瓦(图七),当为力证。而这期间又经历了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高尔山梁为两个强盗争夺火拼的前沿,如山顶上的今壕堑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东塔”塔基遗址面朝山下公路,是俄军抵抗日军的主要阵地。他们在修筑掩体时,利用古塔遗留的青砖,增添清代的砖瓦石块,不但破坏了塔基的地貌,也导致了文化堆积层愈加复杂。这就是我们在山顶几个选点都发现有不同朝代砖瓦的原因。
(图七)
最后是专家认定。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了。我们邀请的张波先生,是原抚顺市博物馆副馆长、市考古队队长。曾参与市内外多处重要文物古迹的勘探考证,有着丰富的考古鉴定经验。退休后他仍热衷于地方文物古迹的发掘保护,是专家型的文保自愿者。张先生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结合现场实地查验分析,果断地认定这就是高尔山“东塔”遗址!是我们多次勘找未果的!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郑重地向全市人民宣布: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找到了!图八是最后一次勘考参与人员下山后的合影。中间推车者为笔者,两边分别为(左起):辛宝贵、张波和秦国良、李想。
(图八)
高尔山辽代“东塔”遗址的勘考确认,应该是抚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家乡文史界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是一个抚顺特有的文物资源,它体现了抚顺古老厚重的文化历史。对了解抚顺、热爱家乡,建设城市,均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借此由衷希望抚顺市和顺城区的文保、旅游、市政等相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联手协作,认真研究保护、妥善开发利用好这个宝贵的资源。
作文曾参考傅波、萧景泉、曹德全等专家的文章,借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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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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