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9)

　　一次，我们刚走出主街道，刚好看到一位缠足的妇女带着小孩走过，滑了一下，摔倒了。她篮子里少的可怜的粮食洒满了四周。一群人围了过来，大声讥笑着。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着她周围的人，然后开始“骂街”。她诅咒着他们的母亲的母亲的灵魂以及他们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她讲述着她们的乱伦以及其它不堪入耳的东西。她前前后后重复地骂了又骂，直到围观的人低下了头赶紧散开了。最后，她艰难地起身，站在她的“莲花脚”上，收集起她的粮食，蹒跚地走远了。

　　我在晚上拜访中国人，而白天则去工厂、学校、奉天的新兵工厂、以及其它机构。在哈尔滨时，我曾经写信给一位日本的女性朋友，让她介绍我去满州里的日本工厂。当介绍信到了之后，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在一位日本人家里做客时，我认识到了日本人对于所有中国人及妇女的深深的歧视。他们谈到中国人的脏，腐败，狡猾以及他们的纳妾。

　　“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中国人。”我提醒一位教授。

　　“是的，”他憎恨地回答，“因为我们的妇女太顺从了。”

　　“不是所有的。”我回答。“我就是被一位现代的日本妇女介绍给你的。”

　　他的语音减弱了：“我们日本人从来都看不起这样的女人！”

　　他的妻子胆小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通过这些日本人，我参观了日本工厂，抚顺煤矿，以及他们为中国人建立的学校。他们反对带我的中国翻译，但是我坚持不喜欢一个人独行。我暗示我的翻译不要露出他懂得日语的样子。假如我把他单独留在工厂车间而我继续前行的时候，如果可能，他将马上同中国工人进行交谈。

　　几乎所有的日本矿山或工厂里的工人都被迫生活在封闭的营房或宿舍里，除非有特别通行证，否则不准离开。很少有中国人对于工人们的命运有足够的兴趣，来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是学生，通常被怀疑是潜在的或者真正的共产党，也没有与工人们的联系，并认为他们无足轻重。     

　　象工厂一样，巨大的抚顺煤矿维持着劳工契约体制，一个奴隶制度的掩饰形式。这个制度在满州里和中国的所有的日本工厂里，中国许多的中国和外国工厂里，以及所有码头边的矿山中都存在着。那些独立的或是为富人工作的包工头，提供在几年内每天工作十、十二、或十四小时，而工钱或许每天只有二十分钱的工人。他会给工人简陋的食物和住处，可能每天只花五到十分钱。假如是在丝绸厂或棉纺厂，工头就会与几百个农村女孩签约，给她们的家里三十到五十元作为几年的卖身钱，而给女孩的是每月几个铜板。假如工人因结核病或心脏病而病倒，合同立即解除。工头们唯一的责任是，如果工人们在工作时死去，买一副简单的棺材，然后将棺材运回他们的家乡。

　　假如工人逃跑，警察会追捕他们，然后将他们送还他们的主人。以后的几年里，我就曾经听说上海英租界的警察逮捕了逃跑的女工，然后将她们再送回到她们主人那里的事件。

　　当我在抚顺的煤矿和营房宿舍中穿行时，我忍不住对矿工们消瘦的身体发出惊叹。时下正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刻，然而他们的衣服却都是又薄又破的棉衣，甚至连肌肉都暴露出来了。日本人从容地回答：“这些矿工将他们的钱浪费在喝酒、赌博、嫖妓上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梅毒。我们公司开了一间门诊部，但是很少有人去看病。”

　　日本人确实提供医疗服务，而且抚顺矿工甚至还有一个澡堂。但是除非是矿难致伤，否则看病就不是免费的。当我谈到矿工的工作时间并非是他说的八小时而是十小时，而包工头发给矿工的工资是每天五分钱时，一位日本工程师非常惊慌。矿工们还常常因为漠不关心、迟到、迟钝、对工作不专心、“破坏”、或者“造反”而被罚款。在两个星期结算时，所有的工人都欠高利贷者的债务。矿山总是将头两个星期的工资作为抵押，而只有工人留下来直到合同结束，并且没有“鼓动”、建立工会或者罢工，他们才能得到被扣留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