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5）(2)

　　我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这个念头：“这就是他们反击的手段！”我回答听说孙夫人大约是在德国。但是留在我印象中的总是那肆无忌惮的声音。黄上校是蒋介石将军和蒋夫人最信任的扈从之一；事实上，外国新闻记者都称呼他为“自负的太监”。我的憎恨与孙夫人的人格毫无关系，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她是神圣的。她的能力和学识据说很有限，但是她有着无暇的、正直的品格。她宁愿被流放，也不愿意被国民党利用她的名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着封建的观点——我发现——经常利用人身攻击来贬低女人或是政治运动。

　　除了这个场合以及其它数不清的类似场合，我还是真诚地对国民党报以希望，希望它能将中国从那些曾经被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我采访高官，特别是那些外交部的高官们，而且尽量在我的文章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客观。但同时，我在餐桌上告诉一位官员，我不希望治外法权被取消——如果那意味着我和其他外国人会因为违反他们那中世纪的法律，然后被送进他们那残酷的监狱。

　　我第一次到达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党代会正在举行。没有新闻记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被允许参加。在会议结束了以后，国民党送出了宣传稿，并天真地希望通信记者会广为传播。在国民党内有一部分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位就是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博士。但是他们权力很小。在一页页的宣传稿中，我发现某处写了国民党有3，900名党员。我问一位官员这是仅指南京地区的还是全国的。他看起来很紧张，搪塞了过去。事实上，在450，000，000的人口中，国民党只有3，900名党员。换句话说，这就成了由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下属所组成的一个封闭的小团体。甚至这其中的一些成员也看不惯这种现状，他们之所以至今留在其中是因为他们没法从其它途径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在我的首次南京之行上，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代表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它的党代表谈到工会，但是看起来仅仅是希望我能采信他们的话，相信这种组织事实存在。我要求去采访工会。一位年轻的官员作为我的向导和翻译带着我去了一个工厂。工厂的英国经理拒绝让我进去，仅仅是指示他的买办——一个看起来油腔滑调、事业成功的中国人——来和我交谈。那位中国人简单地让我采信他关于工厂条件的言论。在如此滑稽的访问之后，我们到了一栋附近的建筑，在那我们发现一位孤独的男人正趴在桌上睡觉。除了桌子和两把椅子之外，屋子里剩下的就是放在睡觉者面前的一把茶壶以及两个茶杯了。这就是工会的办公室。当我们叫醒那个人以后，他困倦地站起来，而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学生；而且从他那闪烁的言词可以推测，他似乎是为了应付我而被派来的。他完全回答不出任何问题——甚至是工会成员的数目。当我问到工会每周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的会费是如何花费的，他甚至连回答的意愿都没了。

　　我后来知道，工会费仅仅是国民党强加在工人身上的贡金。它的作用就是聚敛钱财来防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他们与工厂主及买办一起，发掘出不满的工人然后给他们打上共产党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