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7）(3)

　　他说，他现在被要求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希望他成为无产阶级的作家。让他成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的说法太幼稚了。他的根在农村、在于农民、以及学术的研究。他也不相信中国的年青知识分子在没有对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痛苦的有着切身体会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理论。

　　除此之外，他愿意继续将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介绍给中国的青年人。他很愿意去帮助和指导中国的年轻人，或者象他们所要求的，做他们的导师。但是保护他们？在这个最温和的社会文学都被看作是犯罪的时代之下，谁能保护谁？作为“导师”，他激励着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走进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从生活中提取他们创作的素材，而将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作为外在的一种形式。

　　当集会结束之后，一位年轻人走向我，沮丧地摇着头说：

　　“非常令人失望，是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让青年人太受打击了。”

　　我与生俱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厌恶感又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做体力活，他们的作品远离实际生活。对他们来说，“青年”也仅仅指学生，而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虽抱以同情，却始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个时代，许多他们所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化”都是模仿苏联作品的做作而苍白之作。
     
　　对于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我回答我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

　　我的生活与鲁迅以及他的亲密伙伴——中国有名的小说家——茅盾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三个一起，收集和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德国民间艺术，此外我们也一起给西方国家媒体写作，其中许多都是对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反动行为的抗议。经常，茅盾和我在街头的某角落相遇，在对鲁迅住处的周围环境作一番仔细勘查之后，走进他的房间，然后与他共度一晚。我们会经常从一家餐馆定餐，然后花几个小时交谈。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都为帮助和支持那些为贫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和牺牲的人而自豪。

　　鲁迅始终是这一荣誉的旗手，他是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们的“老师”和“导师”。在他们中间有许多派系，而每一派都试图让鲁迅站在他们一边或他们的“阵线”。鲁迅耸立在他们中间，拒绝被他们那动荡的团体里的任何一派所利用。他倾听着每一个人的谈话，解决他们的问题，评论他们的作品，鼓励着他们。而他的名字总是在他们所出版的杂志上占据着第一位。

　　他经常向我提到写一部基于他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小说，但是他的国家所处的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让他无暇于此。他对于“屠杀无辜者”和违反人权的痛恨如此之深，以致于不久他又拿起了他的笔——一把真正的匕首——作为政治批判的武器。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看起来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最复杂的了。他的一些“政治评论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翻译成英文，因为不能公开地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晦涩的暗喻，而这些暗喻正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思想。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明白他是将当前的专制统治与旧的历史对比。在这些政论文里，汇集着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涓涓细流，就象一幅平放着的精美的版画。他公开地发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杂志，但是最终却只能看着它们一一被查封。这些杂志，简短而朴素，象骄傲的旗帜一样飘扬着。对他来说，思考和表达的自由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本质。他的文章如此独特，即便是假名也无法掩盖，而审查员经常肢解他的文章，直到它们被修改得毫无意义。与他联系的作家、编辑开始消失得悄无声迹；只是他的年龄和地位让他免于被捕。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日本左翼敢于发表他完整的文章。对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他是最有声望及最值得尊敬的中国作家。

　　他的朋友的失踪和死亡象毒药一样侵蚀着鲁迅的身体和思想，他生病了。有时他病倒起不了床。他感觉他的心脏越来越脆弱，便同意让上海最好的外国医生给他看病。在检查之后，医生将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说除非长期休养在一个干冷的气候之下，否则他就会死于结核病。那位医生补充：“他显然不会听从我的建议。这些守旧而无知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现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