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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红钢:再论辽阳作为城市地名的最早出现

2023-09-25 10:51 抚顺七千年 叶红钢 1379
  笔者曾撰《辽阳得名考》(以下简称《得名考》),论述辽阳作为城市名称最初出现于唐代中期。如李益(748-829)的《送辽阳使还军》中写道“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德宗侍女鲍君徽(780-804)《关山月》中也有“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的诗句。以上结论是以...

叶红钢:再论辽阳作为城市地名的最早出现 图1


  笔者曾撰《辽阳得名考》(以下简称《得名考》),论述辽阳作为城市名称最初出现于唐代中期。如李益(748-829)的《送辽阳使还军》中写道“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德宗侍女鲍君徽(780-804)《关山月》中也有“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的诗句。以上结论是以现存正史史料和唐代诗歌的记载为依据而得出的,在史料搜集的范围上,忽略了碑石和文赋的佐证作用,因而得出了不够确切的结论。近日,偶翻阅魏晋碑刻及文赋,发现一些新的史料,现提出“晋初辽阳说”,仍作引玉之砖。

  一、碑刻、文赋中的新史料

  1.《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 

  此碑文收录在清人严可均辑录的《全后周文》中,又名《豆卢恩碑》《慕容恩碑》《少保豆卢恩碑》。碑主豆卢恩,也称豆卢永恩,本姓慕容,为前燕文明帝慕容皝之后。后燕慕容苌降北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其后代相传姓豆卢,称为豆卢氏,后多改为卢氏。豆卢永恩为豆卢宁养弟,为西魏、北周两朝重臣,屡建功勋,官居显位。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还授陇右总管府长史。卒后赠少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谥曰敬公。

  碑文的撰写者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庾信(513一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有《庾子山集》。 庾信文采卓异,尤长于作赋。善于化用旧典,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虽然经常让人们产生历史的联想,但也因此常常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甚至不解其意。

  就在这样的两位传奇人物的故事里面,隐藏着关于辽阳的记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节选的碑文:

  君讳恩,字永恩,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注:即慕容皝)之后也。朝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汉有四城,秦为一候。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开国承家,始静辽阳之乱。自天市星妖,连、津兵覆。尚书府君改姓豆卢,筮仕于魏。

  ……

  刺史贾逵之碑,既生金粟;将军卫青之墓,方留石麟。铭曰:朝鲜建国,孤竹为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辽阳赵裂,武遂秦分……(碑本,《艺文类聚》五十,《文苑英华》九百二十五)

  上引碑文中有两处提到辽阳,第一处是“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开国承家,始静辽阳之乱”。讲的是其先祖的功业。“初存柳城之功",是指慕容的父亲慕容涉归在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有功,被封为鲜卑单于之事。“始静辽阳之乱”指的是慕容平定辽东战乱之事。

  此处的“辽阳”与“柳城”行文对仗,且慕容涉归所保柳城,是当时确指的城市,即今朝阳市。“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而慕容所谓平定辽东,实际就是指平定辽东郡的首府襄平。西晋时期,位于今辽中县茨榆沱的辽阳县已经撤废,因而,此处的辽阳即是今辽阳市无疑。

  第二处是“朝鲜建国,孤竹为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辽阳赵裂,武遂(战国时韩国地名)秦分”,此处表述涉及碑主的仕途经历。豆卢氏源出慕容鲜卑,慕容的曾祖莫护跋,曹魏初即率诸部由鲜卑山入居辽西地区。魏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之北。可见,鲜卑慕容部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北北部、辽西以及辽东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恰与箕子活动区域大体一致。箕子商代的封地在孤竹、辽西一带,武王克商以后封于朝鲜,箕子由都城殷(河南安阳)走之朝鲜经过孤竹。高柳为古县名,在今山西阳高。密云为河北北部山名,代指河北北部地区。上述文字,实际是借箕子之事阐述先祖活动经历。此处,“辽阳赵裂,武遂秦分”似颇费解。前文称“化用旧典”为庾信特长,笔者试对此典辨析一二。

  查庾信《哀江南赋》,有“韩分赵裂,鼓卧旗折”句。“韩分赵裂”原意当指西周国被韩赵两国分裂之事,此事《史记·周本纪》和《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明确记载,不再赘述。这里主要是代指豆卢恩所在的后燕国,先遭高句丽夺地,后被北燕攻伐,最后地入北魏的经过,同时也有作者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的成分。

  可见,“韩分赵裂”是指国土被分割。而“辽阳赵裂”乃是这一典故的演绎,此处“辽阳”应是指以辽东郡首府襄平为中心的区域,公元404年被高句丽占领。而豆卢恩此时正是后燕旧臣,高句丽占据辽东后,后燕国力日渐衰落,终于在公元407年被北燕攻灭,也就是在此前,豆卢恩随兄豆卢宁改仕于北魏。正是由于一些不便言说的原因,庾信将豆卢恩的此处经历以隐含的方式表露出来。不管怎样,此处的“辽阳”已含有明显的城市特指成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武遂”,且时间相隔并不遥远。此处当指战国韩地与赵将李牧所取河北徐水西遂城无关。武遂本为韩地,为强秦武力夺取,与辽阳被高句丽占领有着同样的意思。韩国割武遂,是以武遂为中心的二百里地。高句丽据有辽阳,也是以辽阳为中心的数百里地。武遂、辽阳皆为城市,只是在这里代表了以其为中心的一定区域,而非区域泛指名称。

  2.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以下简称为《石仲容书》)

  “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资,魏骠骑将军。父宏,南阳太守。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文帝遣符劭、孙郁使吴,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石仲容书》即为此时所做,收录在《全晋文》中。孙楚能诗赋,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孙冯翊集》传世。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干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达十一年之久。

  孙皓(242-284),字元宗,中国三国时代东吴的第四代君主(264-280在位)。他是孙权被废去皇太子地位的第三子孙和的长子,也是东吴的最后一位皇帝。就是在这样一篇战争檄文中,又一次出现了“辽阳”的名字。

  “公孙渊承籍父兄,世居东裔,……南面称王也……宣王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相国晋王,辅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厉秋霜……小战江介(由),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而姜维面缚。”文中的宣王指的是司马懿,“相国晋王”指的是司马昭。从文中表述的官职称谓可知,此文当写于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司马昭晋封晋王之后至咸熙二年(265)八月逝世之前,而晋朝建立之后司马懿就被改称作“宣帝”了,所以此文写作时间不应该在晋朝建立之后。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237),魏明帝派毌丘俭率兵伐辽东,反为所败,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并引诱鲜卑对魏进行侵扰。第二年,魏明帝改派司马懿领兵四万继续伐辽东。

  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在辽水东岸的辽隊(今辽宁海城县西)坚壁拒魏。司马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强渡辽水后,不攻辽东军的营垒,而直指公孙渊的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辽东军大惊,离开壁垒往堵魏军,司马懿纵兵迎击,三战皆捷,辽东军退保襄平,魏军进而之。时恰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辽东军利用水势仍可樵采、放牧。魏将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说:“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持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不久雨停水退,魏军遂完全包围襄平,并“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发动猛攻。公孙渊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辽东悉平。

  司马懿征伐公孙氏,史载战事之地只有两处,即辽隧和辽东城襄平,根本没有提到今天位于辽中县的辽阳,也更不可能以此辽阳指代司马懿平定订东的战事。唯一可以作为代指的城市只有辽东郡城所在地—襄平,此处“辽阳”当指今天的辽阳城。

  此外,《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中的一段评述,似乎也可以印证晋初辽阳为今辽阳的说法。“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篽,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

  二、西晋初襄平称辽阳的原因推断

  到曹魏末年,最迟到西晋初年,玄菟郡辽阳县已经湮废,不复存在。因此,后人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所称的辽阳已非西汉辽东郡、东汉玄菟郡的位于辽水北岸的辽阳了。《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上”记载:“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一百。玄菟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二百。高句丽、望平、高显。”《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记载:“辽阳废县,汉县,属辽东郡。后汉安帝初,改属玄菟郡。晋废。”

  从行政机构设置上看,辽阳县撤于公元276年,证明在此之前,辽阳县已经失去了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的资格,其作为城市的功能大约也所剩无几了。

  在晋初时,虽然在行政建置上仍称辽东郡首府为襄平,但在有些碑刻、文赋中已将襄平称作辽阳,盖民间对襄平的称谓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为但将襄平称作辽阳,笔者曾在《辽阳得名考》中有过推断。但在对有关史料进行一番深入分析后,有一种新的推理和判断,现不揣冒昧,提出供大家讨论。

  司马懿征辽东之前,公孙氏时叛时服,游移于魏吴之间。吴王曾派使者张弥、许晏出使襄平,公孙渊打算消灭他们,于是拆散他们的吏兵,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吏兵60人安置在玄菟郡。“玄菟在辽东北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从此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玄菟郡城中人户稀少,之所以在这里设置统治机构,主要体现了一种军事占领与政治管理。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说的“侪诸新昌、居就、平郭之列,难与襄平比数。故城废毁已久,宜乎其渺、不可寻也。”当时的郡治所在地人口尚且如此,由此可推而知,辽阳县的人口数量似乎不应该多于玄菟城。

  《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平辽东时“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而到了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则辽东国仅五千四百户,玄菟郡仅三千三百户,乐浪郡仅三千七百户,带方郡仅四千九百户。经此战乱,辽东地区竟然荒残至此,实在令人诧异。人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司马懿讨平公孙渊时大行杀戮、人民逃亡以及令中原人民流寓辽东者归还故土之故。正是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司马懿和晋武帝才纷纷采取了裁撤合并行政建置的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

  此外,司马懿与公孙渊襄平之战时,连降大雨一个多月,平地水深数尺。而辽阳县位于辽水与大辽水交汇处,按今天的测量结果,平均海拔只有几米,很难抵挡大水的侵袭。由于水利设施的不发达,当时洪水对于城市和人民的伤害要远远大于今天。辽阳县所处的位置,时刻面临着水患的威胁,其城市选址的不利之处越来越突出。迁居别处应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以上论述可以推断,辽东战后,人口大量减少。为了便于管理和统治,战争结束后,司马懿就撤废了候城县,设高句丽、高显、辽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而西晋建立后不久就撤废辽阳县,说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极有可能由于辽阳县人口稀少且不适宜于居住,遂将辽阳县人户迁居离此最近的襄平县。那么,襄平城的人口就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为原襄平城居民,一部分为辽阳县迁入居民。战后襄平城的人口寥寥,辽阳县民众成为这座城市居民的主体,这些民众的到来使这座城池又开始逐渐有了生气,也就是从辽阳县居民迁入襄平城那天起,襄平的又一个称谓——辽阳,就开始出现了。这大概就是襄平城时而被称为辽东,时而称为襄平,又时而称为辽阳的原因吧。

  在这里,有两个事例似乎可以做个佐证:其一为辽代天显三年(928),辽太宗耶律德光改辽阳府为南京,迁东丹国于辽阳周边,一些渤海国时期地名也随之南迁。《辽史·地理志》:“鹤野县,渤海为鸡山县。”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记载:“《辽史·地理志》鹤野县,渤海为鸡山县,金仍之,则鸡山为鹤野县矣。《辽东志》鹤野县之遗址,在辽阳西八十里。”王绵厚先生考证:“考‘鸡山’地名,应是辽初由渤海故地迁于辽阳南‘鹤野县’的旧地名。”其二为民国初年,首山马伊屯村北部荒甸一带被称作首山铺。1916年,因建昭和制钢所水源工程,原首山铺大部分居民迁往首山东麓,村名也随之迁,仍称为首山铺。沧海桑田,历史的谜团有些是很难廓清的,姑存此说,以待智者。

  三、结论

  《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刻于北周天和元年,即公元566年,撰文时间当在566年或稍前。司马昭晋封晋王为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三月,孙皓继吴王位为同年七月,司马昭去世为咸熙二年(265)八月,因此,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当作于264年七月至265年八月之间。另据《晋书》记载,264年十月,司马昭派人出使吴国,并给吴王写信,晓谕祸福的道理。第二年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以示好。据此推测,《石仲容书》当作于司马昭写信与孙皓来使之间,即264年与265年冬春之际。

  综上所述,今辽阳有文字记载以城市名称最早出现当在公元二世纪中叶,比之拙文论述的《辽阳得名考》中出现于唐代下半叶早了五个世纪,比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行政建置的辽阳(府)名称出现,早了67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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