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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春:回顾东北工人阶级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2022-11-15 11:47 《一个联络员的自述》 杨长春 1921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在东北地区经过“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以后,变被动为主动。这时,东北解放区的逐步扩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都需要大量物资支援。  1947年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东北全党的任务是...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在东北地区经过“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以后,变被动为主动。这时,东北解放区的逐步扩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都需要大量物资支援。

  1947年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东北全党的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此,“必须继续深入发动群众”,而“领导生产是目前领导群众运动中最中心的工作”。提出“一切为着前线”的号召,要求后方“继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充分供给前线的粮食、鞋子、被服”,“努力发展军工生产,供给前线子弹、炸弹、炮弹”。

  根据这个决议精神,东北解放区工人运动的重点就转到发动职工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东北局成立了工业委员会专门领导工业生产,并调集大批干部加强城市厂矿、铁路、军工和工会的工作。我们这些原来搞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人,又分批从农村调回,分配到工矿企业和工会去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的是最野蛮的掠夺殖民统治。工矿的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日寇投降时又进行严重破坏,加上土匪抢劫,厂矿企业大都瘫痪或半瘫痪。电厂发不出电,大批工厂开不了工,火车烧的是豆饼和木头棒子,跑不快,爬不上大坡。想要修复设备又缺乏材料和零配件。生活资料也很缺乏,职工生活困难。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从哪里抓起?东北局领导认为,关键是缺乏煤炭,有了煤炭,工业就有了“粮食”电厂、工厂、铁路运输业就活了。那么,恢复和发展厂矿生产主要依靠什么?依靠放手发动职工群众,彻底摧毁日伪的统治势力,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职工在政治上翻身,成为企业的主人。

  陈郁以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和东北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率领我们原在农村搞土改的一大批工运干部,首先分别到鸡西、鹤岗两大煤矿区蹲点,统一领导党政业务和工人运动。

  伪满时,东北地区共有矿山80座,职工30余万人,各种卷扬机13万余匹马力,空压机41000余匹马力。鸡西、鹤岗是仅小于抚顺、阜新的两大煤炭生产基地。1944年,鸡西生产原煤321万吨,鹤岗生产267万吨。日寇在投降逃跑时,除鹤岗无大损失,对其余矿区都进行了有组织的大破坏,90%以上的大型机电设备遭到破坏,大部分矿井被水淹没或坍塌,全部停产。职工人数最低时只剩3万余人。汉奸、把头、“协和会”“青红帮”的头面人物纠集一起成立“维持会”,用伪警宪特拉起反动的矿井队、保安队,同“中央胡子”里勾外连,掌握大权,继续欺凌残害人民。广大职工和家属仍然饥寒交迫,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民政府分别于1945年11月、1946年9月,先后派人接管鹤岗和鸡西两个矿区,配合农村土改工作团取缔了“维持会”一类的反动组织,解除了反动武装,夺得了对矿山的领导权。同时,建立一些基层工会,惩治个别浮在面上血债累累的大汉奸、大把头,对伪满煤矿的管理制度也作了一些改变。这对敌特、把头和黑社会反动势力是个震慑,职工群众受到鼓舞,生产有些恢复。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对日寇和汉奸、把头长期统治下的煤矿工人的苦难感受不深,对工人与把头、职员之间矛盾的特殊性懂得不多,加上我们的干部少,又急于出煤,广大职工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原有的管理机构、把头制度、人事安排也没有根本改变,在上面管事的还是一些把头和紧跟他们的人,广大工人和正直的职员对我们有疑虑。正是由于这一切,工人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恢复生产的进度相当缓慢。

  领导上认真分析研究了这种情况,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在矿山开展反把头斗争,清算敌伪残余势力的罪恶,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职工真正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做矿山的主人,并以此激发他们的政治和劳动热情,加速恢复生产和支援战争。

  于是大批干部深入车间、坑口、打工房子及职工住宅区,与工人同住同吃同劳动,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揭破敌人的谣言,发动群众起来和残余的敌人斗争。煤矿工人毕竟是产业工人,具有坚强的斗争性。过去被日寇、汉奸、把头压在人间最底层,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侮辱,他们要报仇、要翻身、要做人的怒火像待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

  他们到处开展阶级诉苦运动,用血泪控诉日本侵略者、汉奸、把头和伪警宪特的罪恶,清算他们的血债。有多少阶级弟兄没有死就被拖进了“死人仓库”,被塞进了炼人炉,被扔进“万人坑”?有多少弟兄惨死在敌人的饥饿、镐把、胶皮鞭子和“矫正辅导院”的屠刀下?有多少人的妻子、女儿被他们糟蹋后含恨而亡?

  ……他们悲愤化为力量,扫荡了矿区各个角落的敌伪残渣余孽。当时,工人的生活很困难,但他们自己掏钱凑路费,三三两两一伙,自动到附近农村,到牡丹江、佳木斯、甚至哈尔滨,把逃窜隐藏得很深的汉奸、把头、警宪、特务逮捕归案。

  经过这场斗争,两个矿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斗倒把头,清除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和“中央胡子”头目,打击了黑社会势力的骨干分子,连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毒害群众的一些恶习也受到冲击,职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涌现出大批先进分子和新干部。在此基础上,改造调整旧的管理机构、制度和人事,废除把头制度,建立了矿井民主管理委员会,行政、工会和职工代表团结合作,领导生产和各项有关工作。大批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充实和加强了工会组织。妇女会、青年团也有很大发展。过去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把头辱骂是“畜生”“臭苦力”的“煤黑子”们,直起了腰,抬起了头,扬眉吐气,满面春风。

  生产热气腾腾。职工们说,当了家,就要干出个当家人的样子来。鸡西工人提出:“多出煤炭,支援前线,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开到哪里,保证煤炭供应到哪里。”鹤岗工人提出:“多出一锹煤,等于为前线增加一个手榴弹,多出一吨煤,就等于增加一颗大炮弹。”职工们不靠天,不靠地,不怕难,不叫苦,靠着主人翁的精神和智慧战胜各种困难,努力增产煤炭。

  他们组织起许多抢修队、组,昼夜抢修机电设备,打造生产工具。广大职工和家属开展了献纳器材运动,把捡到的、保存的各种大小器材,毫无保留的捐献出来。仅鸡西滴道矿职工就献纳器材工具20多万件。绞车未修好,井下工人就靠两腿爬上爬下。矿灯不够,几个人合伙用一盏,摸着黑干。没有凿岩机,就用手锤、钎子一锤锤的打岩石眼,虎口被震裂流血也不叫苦。没有煤电钻,就开展“刨镐手运动”,一镐镐的往下刨煤。

  鸡西的崔国山、鹤岗的崔继绍等是有名的刨镐手、劳动英雄。没有煤矿专用的炸药、雷管,就从拣来的军用炮弹中拆黄色炸药代用。一放炮呛得大家两眼淌泪,喘不上气来。就是这样的炮,一班一个小组也只能发给一个。怎么使用这个炮,还要经过小组讨论决定,非到不用不行时才舍得使用。没有胶靴,工人们就两腿泡在井下冰冷的污水中一锹一锹往出捞煤。鹤岗大陆矿井下自然发火,要灭火抢救国家财产,却没有任何防毒器具,就靠着几瓶醋,工人被浓烟呛得喘不上气来时,喝上两口醋,喘一喘,继续再干。一些人被熏倒,就架上井来,放在雪地上冻一冻,喝点醋,缓过来了,又下去干。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也没有谁想过这给多少钱。大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多出煤支援前线打反动派,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

  这就是当家做主了的煤矿工人的气派和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拼搏苦战,一步一步地把被日寇毁灭的两大煤炭基地恢复起来了。从1946年到1948年恢复矿井,共生产出1667万吨煤炭。一列列欢叫的火车,满载着亮晶晶的煤炭以及广大煤矿职工和家属的深情厚谊,给前线战士和解放区人民送上动力、光明和温暖。

  东北解放区的电力工业职工,艰苦奋斗,发挥聪明才智,克服器材奇缺的困难,为恢复发展电力生产,也作出了卓越贡献。1946年5、6月,佳木斯、兴山、鸡西等发电厂职工,协助人民政府接收并修复设备,恢复了发电和输电。10月,成立牡丹江电业总局,所属各单位职工主动四处收回散失的大量器材,修建变电所5处,使供电区域由原来只有5处增加到24处。

  1946年7月,侵占吉林的国民党军突然切断小丰满水电站对哈尔滨的电力供应,给哈尔滨市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哈尔滨发电厂的职工勇敢地担负起修复被破坏的设备,恢复发电的任务。老工人刘英源带领群众负责修复关键设备—五号发电机,没有绝缘材料,工人们捐献;没有云母,用绢布代替;没有铜线,用铜杆代替;没有动平衡校正设备,刘英源钻进10吨重的闷热的“铁篮”里,忍受着呼吸十分困难的痛苦仔细校正。他带领工人吃、睡在电机旁,连续苦战十几个昼夜,终于修好了在日伪时期必须运到日本大阪才能修复的这台发电机。电厂恢复发电,解决了全市军需民用的电力供应,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

  经过各地电业职工的艰苦努力,到1947年5、6月,东北解放区已有13个发电厂恢复生产,送电地区包括大小城市60多座和附近农村。其中,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北安、佳木斯、蛟河、安东、镜泊湖、鸡西、西安10个电厂,1947年共发电1.75亿余度。1948年8月全东北解放前夕,东北解放区的发电厂增至64个,其中小丰满、抚顺、哈尔滨、长春等20个电厂发电量达到61亿多度。同时,还恢复并发展了制造电动机、变压器、电线、灯泡等器材的工业。这些,对保证工矿生产、铁路交通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用电,起了重大作用。

  东北的军事工业,日伪时期具有一定规模,但全部集中在沈阳一带,日本投降时已遭到极大破坏,而且不久就被国民党军占领。我们从关内解放区赶到东北的军工干部,只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前的短时间内,从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等地收集到一些军工器材,带出了部分技术人员。东北解放区的军事工业,主要是1946年5月以后在北满、东满、西满和冀热辽等地,依靠广大职工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地建设起来的。

  日本一投降,我派往东北的军队,为了轻装疾进,将重武器、甚至连机枪都留给关内部队,被服也很简单。但是,刚一进入东北,就碰上我党我军被迫撤出大城市。这时已经进入严冬,军工部门的全体干部和职工担负着直接为军队服务的任务,必须战胜千辛万苦为部队提供尽量多的作战和生活急需物资。当时党指派何长工、伍修权担任东北军工部部长和政委,率领军工部门的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克服器材和技术上的重重困难,迅速建起了工厂,发展了生产,保证对前线的供应。

  军工部门的广大职工,还冒着各种艰险深入深山老林,收集和修复日寇毁弃的武器,很快为东北我军装备起一支有相当威力的炮兵部队,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统计,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共建成9个军事工业基地,拥有74个兵工厂。3年累计,共生产迫击炮1700余门,修理各种炮1000余门、枪机36万余支(挺)、爆破筒2万余支,生产山炮、野炮和步兵炮弹13万发、迫击炮弹100余万发、掷弹筒弹440余发、大批子弹和医疗器械,还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反坦克燃烧瓶、步兵炮、简易战车及手摇发电机、立式携带发电机、手发报机、超短波机等通讯器材,不仅保证了东北我军的需要,还大量支援了关内我军急需。

  东北工人阶级在恢复发展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水泥、陶瓷、造纸、橡胶、纺织、木材加工、纸烟等工业生产上,也经过艰苦努力,在支援解放战争中做出很大贡献。

  东北解放区的工会,积极组织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群众,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东北局规定的既要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保障资方合理经营与有利可图的政策,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为繁荣经济和支援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据1948年2月调查,哈尔滨市的15个行业3954家较大的私营工商企业中,有3241家是1946年4月我接管哈尔滨以后开业的,占总数的81%。牡丹江市的私营工商企业由1947年3月的1486家增加到1948年5月的2335家。很多私营工业是制造军工军需产品的,直接为战争作出贡献。例如,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和辽沈战役期间,哈尔滨市300多家私营铁工厂的职工与铁路工厂的职工合作,为前线生产迫击炮弹和掷弹筒弹30余万发,爆破筒15000余个,马刀15000余把,掷弹筒和信号枪2000多支。

  我们在接收敌伪工矿企业后的很短时间内,依靠广大职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战胜种种艰难困苦,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战争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成绩是显著的。但是,由于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敌我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加上我们工作不够深入,指导思想上有片面性,掌握政策不严,一些企业在具体工作中曾发生过错误。1948年2、3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职工工作会议,总结经验。

  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详细论述接收敌伪企业后如何正确处理工人与把头、职员之间矛盾的问题。他指出,某些企业前一段在处理职员和工人关系问题上有右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是过分相信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又难于教育改造旧职员,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左”的错误表现为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不加区别地乱打击旧职员,加剧了员工对立,结果也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他明确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和企业,坚决废除把头制度,决不能让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对其中罪恶严重的要送交法庭惩办。

  这次会议纠正了职工运动中右的和“左”的倾向,指导东北职工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随后,东北局于1948年8月1日,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规定了职工运动的政策和发展方向。

  1948年5月,党中央发出“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伟大号召。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陈云作了题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以陈云为主席的执行委员会,恢复、重建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召开东北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东北工人阶级统一的群众组织——东北总工会,选举李立三兼主席。此后,在全国总工会和东北总工会的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支援辽沈决战、迎接东北全境解放的历史新时期。

  东北解放区各级工会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组织职工参军、参战,开展劳动生产大竞赛、慰劳解放军等广泛的支援前线运动。在鸡西、鹤岗煤矿区提出“事事服从战争,人人为战争主动出力”的口号。为了战争的胜利,职工们自愿吃大苦,耐大劳,从事各项工作。鸡西矿区职工组织讨论战争负担问题,采煤工人李明说:“今天打仗,主要都是农民负担。可是农民一年只能收一个秋,又怕涝,又怕旱。咱们矿工,拿起镐头就是春,刨下煤就是秋,一年有360个秋,再不好好生产支援前线,对不起农民弟兄,更对不起前方战士。”

  鹤岗生产的煤炭是专供铁路机车用的,人们把这叫做“军用火车”。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只要听到堆煤栈上挂的那半截铁轨当当一敲,说是“前方来了军用火车,要拉煤",不用谁喊,也不用谁叫,职工和家属、孩子、老人就从家里拎上铁锹、镐头、土篮子纷纷跑上去,七手八脚装满了拉走后,人们才散去。没有谁说半句二话,也没有谁想要一文报酬。前方打一次大胜仗,矿区就掀起一个支前高潮,胜仗越打越大越多,生产支前和劳军捐献的热情也一浪高过一浪。

  鸡西矿区产煤从1946年的15.6万吨增长到1947年的107.9万吨。1948年增加到236万吨;鹤岗矿区从1946年的53.4万吨增长到1947年的113.4万吨、1948年的151.2万吨。鹤岗矿区参加解放军的有650人,一次就劳军捐献现金7000万元(旧东北币,下同),衣服500套,鞋子500双,前后接待伤员1万余人。鸡西参军的有1000余人。全矿区每月有一天作为劳军义务生产,将全部工资捐献劳军。

  工人出身的老干部李宗岱把在旧社会长期做工积蓄的4个金镏子都捐献了。李文钦老太太将积存多年的80块银元也都捐献出来。有些家属连做一双鞋的布料也没有,就几家合做一双送给解放军,说这是“千里鹅毛一片心”。

  早在1947年“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时,东北邮局哈南办事处就组织一支工程抢修队,与解放军电话排一起转战江南、江北,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哈尔滨市总工会动员一支由51名碾米工人组成的机器碾米队,随军服务。七道沟铁矿当时尚未恢复生产,全矿男职工除参军上前线者外,全部参加支前担架队。吉东地区有一支由各地汽车工会组织起来、旧吉东汽车管理局统一调动指挥的战勤汽车队,担负了东满我军很大一部分运输任务,从“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起就随军转战,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他们跑遍松花江南北大地,为解放东北全境立下了战功。安东市职工会动员组织远征担架690副,临时担架1172副,民工4116人,工人爆破队80人,战勤汽车180辆,手推车1415辆,参加义务救护的医务人员398人和3000人的输血队,支援前线。

  1948年9月12日,我军发起辽沈战役后,阜新煤矿工人立即支援解放军1000余把镐头、铁锹,并组织大批工人到前方协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矿区总医院和各矿的医疗所以及职工和家属都组织起来救护伤员,还腾出许多职工宿舍作了病房。在黑山阻击战中,敌人攻占新立屯,新邱医院的5000余名伤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必须在几小时内转移。阜新煤矿立即动员2万余名职工赶来,将伤员全部安全转移出去。

  敌占区、游击区的我地下党和工会,也领导和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46年10月,国民党从南方调来部队欲向我军进攻。这些部队因无棉衣,被迫龟缩在葫芦岛的船上下不来。敌联勤总部限令锦州纺织厂在7天内赶制出3万套棉军服。这个厂的职工采取种种办法怠工拖延,到期只完成一半,延迟了敌军向我进攻的时间。1947年初,国民党军的几辆装甲车开进沈阳皇姑屯兵工三厂维修。工人们暗地里把一些隐蔽处的重要零件拆下扔掉,迟迟修理不好,国民党的监督官急得团团转,却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在他们的严厉催逼下,总算装配出了厂,但开到半路就发生故障,结果还是变成废铁一堆。

  我军大举进攻后,党进一步加强了在敌占区的斗争。1947年秋,本溪煤铁公司的我地下党员马忠信,发动400多名煤铁工人向伪市政府和国民党驻军请愿反对强征乱抓工人当兵,并要求公司经理亲自出面去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让步,答应不再抓公司工人去当兵。

  在我军节节胜利进攻下,当国民党自知败局已定。就想将一些厂矿的重要设备南迁。我地下党组织领导厂矿职工不顾敌人威胁利诱,开展了反搬迁、保护工厂的斗争。

  1947年7月,由于松抚线经常断电,国民党企图将长春和西安(今辽源市)电厂的两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拆迁至抚顺电厂,同时把抚顺东制油厂的两台40吨锅炉拆装到抚顺电厂第一发电所。我党即组织西安电厂职工进行反对拆迁的斗争,使敌人未能得逞。他们又要强拆长春那台发电机运到抚顺。抚顺电厂党组织领导安装工人进行怠工,拖延时间,直到我军切断长沈铁路时,这台电机仍未安装上;另拆迁来的两台锅炉也在试运转时出了故障,使辽南地区缺电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1948年3月9日深夜,驻守吉林的国民党军队奉命撤退前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水电站职工在我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军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当一群敌军闯进电站中心控制室的严重时刻,运行值班长张文彬面对敌人枪口刺刀的威胁,巧妙果敢地将敌人引向配电盘室(非关键部位)。敌人刚要动手破坏,张文彬等马上关闭全场的照明灯,全场顿时一片漆黑。敌人不知发生什么事,惊慌失措、狼狈逃走了,使这座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免遭毁灭,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8年11月2日,辽沈决战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了。我们从事工会工作的大批同志,和陈云率领的几千名干部,于当天进入沈阳,分头去接收沈阳市及抚顺、本溪、鞍山、阜新、辽阳等工矿企业,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三年中,东北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恢复并发展了东北的工业,生产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保证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从职工中培养出大批干部,使许多同志成长为各级、各部门优秀的领导骨干。

  三年中,许多职工同志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在恢复矿井和抢修机器、运送军用物资等工作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说明:本文是由张维祯和我俩人共同署名文章,并曾经过全国总工会有关人员讨论修改。这里是节录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下册)》,198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转自:杨长春著. 一个联络员的自述[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04.

  杨长春,男,16岁离家到河南巩县、南宁、南京等兵工厂做工,并在巩县兵工厂走上革命的道路。1937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抗大学习并工作。

  1938年至抗战胜利,先后在张浩同志领导下在延安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工人学校工作,1942年4月调延安兵工厂,在邓发同志领导下主要搞开展赵占魁运动工作。1945年10月调东北工作。此后,在陈郁同志领导下。在东北职工总会筹委会、长春市总工会工作。1946年6月,在黑龙江桦南县剿匪和参加土改工作。

  1947年初调鸡西矿区搞民主改革和恢复生产,建立企业党群组织工作,立功运动,支援前线,后调东北煤矿工会、东北总工会、东北局职委会工作。期间,曾出席中国工会第六——十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华沙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三次率领中国煤矿工会代表团参加在布达佩斯、卡达维兹、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矿工会议。1954年调北京。在燃料部、煤炭部、北京矿业学院工作。1963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在林枫同志领导下做组织工作。

  1964年在海淀区东北旺公社四清工作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到干校劳动受审查。粉碎“四人帮”后回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同志、后又在马文瑞同志领导下做组织工作和一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特约检查员。1982年底离休后,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检查组工作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会顾问,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顾问。首次组建中央党校离退休老同志党总支工作。中央机关副部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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