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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金寨走出的《辽东大众报》社社长石光

2023-01-26 16:29 《沈阳日报》 伏桂明 754
石光(1908-1990)  石光(1908-1990),原名张东之、字佑彦,辽宁抚顺人。  曾任东北中学国文老师。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东方快报》《黑流》等报刊任编辑。七七事变前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任《反攻》半月刊编辑。1938年春,受东...

从千金寨走出的《辽东大众报》社社长石光 图1
石光(1908-1990)


  石光(1908-1990),原名张东之、字佑彦,辽宁抚顺人。

  曾任东北中学国文老师。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东方快报》《黑流》等报刊任编辑。七七事变前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任《反攻》半月刊编辑。1938年春,受东总党组织委派到鸡公山东北中学任教。1940年赴延安后,任“文抗”副秘书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工委秘书。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任安东建国学校秘书处长、桓仁县县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辽东大众报社社长兼辽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代处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病逝,享年82岁。

  一个流亡的抗战青年

  1908年11月25日,石光出生在辽宁抚顺千金寨一个殷实的家庭中。

  他的父母祖籍均是山东即墨。石光先入私塾、后上县立小学,得到不错的启蒙教育。1920年父亲去世后家境渐衰,但有远见的母亲还是继续供养三个孩子念书。1925年,石光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只身来到沈阳。由于数学成绩优良,石光选修了理科。他阅读了一些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三中篮球队名为“勇队”,当时在沈阳很有名,曾击败过东北大学篮球队。石光是“勇队”主力中锋。

  1928年,石光报考了东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放弃理科的原因是,他对社会的诸多不公、中华民族的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了新的思考。不过,哲学虽是专业,但他把更多时间放在文学上,尤其喜欢进步文学。他在自传中说:“对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更为爱好,因而受其影响也深。曾用白(话文)语体写一些小说、散文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光带着妹妹张书文流亡到北平。

  他先是在清华大学借读。1931年冬,回到在北平复校的东北大学。这一段时间,石光很苦恼甚至痛苦。他看不到出路何在,不得不借酒浇愁,竟有两次醉得失去知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东北,有沦陷的危险,而当局者却贪污腐化,醉生梦死。对这一现状,我极为不满。而当时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模仿官僚的派头,这些人到社会上也不是励精图治的人。”他很愤怒、也迷茫,一度有弃学想法,“我认为青年人都是纯朴的,从中学到大学到社会,逐渐沾染了恶习,变坏了。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改变社会现状,应从幼稚园就学起,使青年受正确的教育,成长为好人,社会就会变好。所以在大学时,曾经想放弃求学,去创办理想幼稚园或小学。”

  窘迫的生活与糟糕的时局,不允许他继续“唯心”下去。

  妹妹张书文读的是私立学校,费用不菲。他通过同学介绍在《东方快报》副刊版兼职编辑工作,每月能有20块大洋。对石光兄妹来说,这笔钱是雪中送炭。1933年9月,石光大学毕业后便正式到《东方快报》工作。石光是副刊版主要编辑之一。他化名石光、今人、东白、唐人、紫石、石子、矿工、贝子等笔名,写下不少抗日作品。甚至有两年时间,他每天都撰写短评,挞伐社会的黑暗。石光编稿,不看写稿人名气,只看来稿的质量,注意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使副刊成为一些青年的文艺园地。

  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称“东总”)在北平成立。石光被聘为东总宣传部干事,在东总所创办的《东北知识》《东北之光》等刊物兼任编辑工作。石光还与张庆泰、李华春等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半月刊——《黑流》。七七事变爆发后,石光离开北平,由塘沽乘船到山东烟台。途中,他听说南京政府宣布抗战,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感到抗日的前途越来越光明,就想去军队工作。此时,东总在济南成立分会,帮助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招收爱国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石光报名参加了,在辛庄受训一个月后授予上尉军衔,被派往鲁北高唐做战地政治工作。在鲁北近两个月,石光撰写了报告文学《鲁北烟尘》,对全面抗战初期一些乱象进行了揭露。他也萌生了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想法。回到济南后,黄河铁桥被日寇炸了,石光仓促离开济南。

  1938年1月,石光辗转来到武汉。

  此时,东总也迁至汉口并创刊救亡杂志《反攻》,于是他回到东总编辑《反攻》。

  任教鸡公山

  在武汉,石光听闻青年诗人李曼霖在鸡公山被枪杀。

  李曼霖是他在北平《东方快报》的同事。李是外勤记者,曾经写下了不少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式的新闻报道。石光很欣赏这位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还特意多给他提供一些发表园地。

  这起悲剧与西安事变后续影响有关。国民党当局欲将东北中学这所进步师生集中的中学予以“接收”,争夺青年力量。1937年7月初,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先是借东中代校长孙恩元离校之际,让国民党CC派分子赵雨时接任校长,欲将原来的“私立中学”收为“国立中学”。东中旧校董和在校学生纷纷反对、坚拒,使赵雨时这位新校长不能完成接收。接收人员只得在校外设办事处,挂“国立东北中学办事处”牌子。1937年9月,东中学生摘掉办事处的牌子,另一位接收大员赵尺子便调来军队镇压。学生和接收人员发生冲突时,国文教员李曼霖保护学生,宣传东北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希望能平息争端,却被军方开枪击中腿部,后因破伤风而亡。

  李曼霖之死,令当时在武汉的东北人都十分悲愤。石光曾写信责问赵尺子,赵回信说:“学生闹事,部队向空鸣枪镇压。学生见部队开枪,情急夺枪反击,李曼霖中弹身亡。”这样的回复让石光见识了大员们的无赖。后来,他与《反攻》的同事张庆泰(曾任辽宁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集资为李曼霖出版了长诗《高粱叶·诗十五章》作为纪念。石光在书中写了一篇悼文,痛斥国民党当局摧残了一株茁壮的文艺幼苗。

  接收与护校的拉锯战,最终以1938年4月无党派人士、地质学博士马廷英成为新校长落幕,东中也正式“国立”了。此前的赵雨时可算是度日如年,在国民党当局档案中被指责“对于办学素乏经验。接收以来,尚未有妥善之处理办法”。

  在马廷英赴任的当月,经东总推荐,石光带着半箱图书、一肩行李,走上鸡公山。“临行,东北救亡总会党内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和我谈话,嘱咐我去东中,要爱护那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孩子,我铭记在心。”从石光回忆文章中,我们能看出他的任务。

  当时,东中的进步活动进入低潮期。由于在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均在七七事变后下山,学生中只有“民先”仍在。石光与“民先”队员们联系上。“在东北中学,我教高、初中两个班的语文。除了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之外,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和学生一起搞救亡宣传活动中了。这一时期,作抗日救亡宣传的积极分子,我能记得起的,有黄德甫、刘黑枷、吕伟功、苗雅丽、于自中、王书画、王的、戴临风等。学生们写传单、编墙报,创作快报、小调、大鼓,作街头讲演、演活报剧。鸡公山不断地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在这段回忆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沈阳日报老总编刘黑枷。

  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

  石光自己最满意的文章是《湘黔散记》。

  日寇侵略的铁蹄让鸡公山也不是学生们的暂息之地。他们继续南下,经武汉至湖南邵阳的桃花坪,又经贵阳直到四川静宁寺。石光陪伴着年轻的朋友们行走三千里的湘黔路。一路迁徙,一路宣传抗战。

  在他眼中,这是动员抗战的“文化下乡”之旅。

  流亡学生苗漱石在纪念文章中说:“走走停停,无论是中途暂时复课还是长途行军,石光老师总是寸步不离开他所教的那班学生。……每到一地都以散发传单、出壁报、街头讲演和演出话剧等方式向当地老百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经费从哪里来?石光老师经常以个人收入支援这些活动,举凡宣传所用的纸张、笔墨、颜料等,大都由他出钱购置。……我们组织了歌咏队,演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演出了三幕话剧《血洒晴空》,这个话剧描述的是东北中学一位叫阎海文的学生反对日寇侵略,毅然弃家参加空军,在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故事。”

  迁徙路上,时有敌机来袭。在湘西的芷江,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敌机多是轰炸机场,慢慢地,同学们就麻痹了,跑警报不积极了。但,每次拉警报,石光都挨着房间检查,督促学生躲警报。有一次,学生霍本田便惊出一身汗。“那次大轰炸时,警报一响起来,(石光)先生便带着我们向郊外走去,躲在一座小山上的树林中。那天情况突变,18架敌机临空后,品字排开,把炸弹全部投向市区。炸弹声使大地都感觉到震荡,浓烟随即在市区升起。我们班全体同学在先生的督促下,跟着先生出来躲警报了,所以都很放心,安然无恙。但我们住的那个小旅店都被炸弹震塌了。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后来听说那天的轰炸正赶上城里赶集,一次就炸死了五千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在晃县,苗漱石和马秀芳两位女同学病了,不能继续前进,住在汽车站附近一家小客栈。学校的女生管理员准备留下她们,等她们病愈后再追队伍。石光得知这种情况后非常气愤,说:“这怎么行!这是对学生的极端不负责任!”石光向驻守汽车站的国民党部队交涉,为停留的同学们找来几辆军车,她们才得以平安地到达贵阳。

  迁徙路上,有的地方抗战氛围很浓,有的地方却让人觉得战争与他们无关。还是在晃县,石光发现一件怪事:县城唯一的一家书店被封了。一名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军人开设了一家书店,里面重庆出版的书籍、刊物几乎都有。店主却遭到县长警告:“卖书可以,但不能卖这些书。”自此,新书从这里绝迹了。他把这件事讲给学生们听,说“文化粮食源泉被堵塞”“人民想不愚昧亦不可得”。这里,只有汽车站旁的墙上画有一张漫画、两份壁报,宣传抗战。这还是他们这样的“过路人”留下的。

  《湘黔散记·哑针》记载,石光访问了在贵州东部的“和平村”。一个收容俘虏的地方,收容了百余名日本人。他听说在沦陷区,被日军捉去的壮丁入伍前要给注射哑剂,所谓打哑针。他算是见识到了。被收容的俘虏中有三个东北青年,被注射了哑剂。他去看这三位可怜的老乡。他问话,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便用笔跟其中一人交流,问:“你是哪儿的人?”对方写下:“徐州。”又问:“你在哪儿被日本人打哑针?”对方回答还是“徐州”。不管问什么,他的回答只有“徐州”。他明白了:这种哑剂不只使人哑,还破坏了人的神经和思维系统。“科学家的发明,本应带给人幸福。现在,科学在破坏和平的法西斯主义者手中,却成了比杀人的东西还厉害的凶器……这三位哑人,让我比见到三具尸体还难过。”这也让石光愈发坚定,“日本强盗残暴的本身,即是他们埋葬自己的墓穴!等着吧,真理终有战胜邪恶的一天!”

  他把这些都告诉了“年轻的朋友”们。

  行至贵阳附近的农村,尽管临近大城市,但当地老百姓多数还是麻木。“一个宣传队下乡去宣传,起初老百姓不敢挨近。对那些手执小旗口唱救亡歌的青年们,只呆呆地远望着。到稍稍熟一点之后,宣传队员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怕生人。他们说:‘怕要钱。’这些老实人,是把宣传队看成是耍玩意的,看了听了要花钱呢?还是城里人一来就是要钱的事,把他们要怕了?”

  “明白了抗战的重要性,就不会再减削抗战的力量了。”

  1939年6月,全校师生陆续到重庆了。可石光被解聘了。他沿途的所作所为在国民党当局眼中是有“罪”的。石光并没有气馁,或者愤怒,因为他得到了一群年轻的朋友的友谊。他在《湘黔散记》中写道:“我有机会和一大群年轻的朋友,结伴坐船、乘车、步行在一起。吃饭、睡觉、做事情也在一起。我不仅接近了他们,而且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坚实的体格,和他们坚实的体格所包藏着的坚实的心……这一大群年轻的朋友,都是从中国的东北和南北各沦陷区域里——敌人血腥的魔手指缝中逃出来的人。流浪使他们更爱自己的乡土,也使他们更懂得深爱自己的国家,为生活得自由,为生活得充实,为生活得合理,他们不避艰难地在找寻适合于自己的知识。而在艰难中就锻炼成了他们健壮的身体和什么都不怕的精神。他们是一大群在摸索中追求真理的人。”

  还有一件事是有意思的。

  马廷英与石光,一位校长和一位老师,他们几乎同时走进东中,又几乎同时离开了,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陪伴500多名流亡孩子走完一段最艰难的路。这段路,是这些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从档案上看,马廷英是主动辞职的。

  延安爱情

  石光又回到了东总。

  此时东总已迁至重庆。在石光的革命生涯中,东总和《反攻》是两个关键词。他继续编辑《反攻》,当编辑主任。此时,他对各种抗战的滋味几乎尝遍了,自然是“千帆过尽皆不是,唯剩一帆在前头”。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心中却坚定了“要抗日,得依靠共产党”的思想。不久,出于统战的需要,他还在东北协会主办的《时与潮》做过兼职。

  在重庆,石光遇到一个叫白晶泉的女孩。

  白晶泉是投奔丘琴和其胞妹邓爽的。丘琴,是石光《东方快报》旧识、又是编辑《反攻》的战友;邓爽是白晶泉在另一所流亡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在东总是妇委委员、服务队队员。白晶泉是一位进步学生,逃难而来。

  1936年,14岁的她随着姐姐白竟凡流亡关内,在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并随校一路迁徙来到静宁寺。1939年6月至7月,由于反对校长韩清沦“私扣迁徙费、伙食费”,包括白竟凡、白晶泉姐妹在内的一批进步学生闹学潮、讨说法,结果白竟凡等10余学生被开除。白晶泉与姐姐离开学校后,考上了“隔壁”的东北中学,并于1940年2月1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她“立即撤离,以免遭到逮捕”。于是,她便星夜来到重庆领事巷十四号,投奔东总。

  作为曾经东中的老师,石光对东中一些被迫离校的学生始终关怀有加,能吸收到东总就尽量吸收,与学生通信,常勉励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对白晶泉这位东中学生,他很关照。在敌机轰炸重庆期间,石光给邓爽、白晶泉两位家乡女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在恐惧中给予她们极大的安慰。在一次谈青年人出路时,他说:“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要站着生,决不卑躬屈膝地苟且偷生。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到抗日的前线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白晶泉表达了赴延安的意愿,石光征得东总同意后,便送白至东总成都分会,等待去延安的时机。后来,在石光及相关人士安排下,白晶泉于1940年10月底经西安到达延安。

  石光先期到达,很快便去榆林,1941年初才回到延安。

  他被分配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下简称“文抗”)工作,不久担任了副秘书主任。他的不少熟人,如舒群、罗烽、白朗、黑丁、曾克、马加等,都在 “文抗”。1942年1月,石光经刘白羽、郑文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秋的一天,马加当起媒人,约白晶泉来到延河边。

  对感情的事儿,石光很腼腆。有一次,和马加游泳回来,他站在河边石头旁边,望着白晶泉远去的背影,站了很久。马加便提醒:“你还观望什么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马加又说:“你有可能,你不敢讲,我去替你讲一讲。”于是,马加找到白晶泉“说媒”。白晶泉感觉很突然,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我的老师,我叫他石光大哥……” 马加笑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兄妹感情和爱情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高墙。”白晶泉纠结了一段时间,后又经熟悉他们的人提点,她渐渐想明白,自己对石光也“早就埋藏着一颗爱心”。

  1943年3月8日,他们在边区政府登记结婚。

  从此,他们同甘共苦近50年。

  终是文化的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1945年9月9日,石光随第二批赴东北干部出发,于10月初抵达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由于苏联红军干预,我军正撤出沈阳。他们便来到当时的东北局驻地本溪,被派去安东省筹建建国学校。这个学校是培训有用人员,以解决接收城市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1946年深秋建国学校解散后,石光在桓仁任副县长,在桓仁东部地区开展游击斗争。1947年春,在我军主力强大攻势下,桓仁县第二次解放,石光参与并领导了桓仁县土地改革。1948年秋,石光任桓仁县县长,并在《辽东日报》上发表文章《文化的永久性》,提出:“我们事业需要文化,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他的年轻的朋友们,也多数回到东北老家,成为重要的解放力量。

  1949年2月,石光被调回安东,任辽东省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总支书记。东北全境解放,方方面面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城市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干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1月初,石光被任命为中共安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抗美援朝安东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石光到处奔走,召开动员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欢送志愿军、接待祖国各地去朝鲜前线的慰问团等。1953年6月,赴任辽东大众报社社长。1954年11月,石光调任本溪市委任宣传部部长。在此后一些政治运动中,石光坚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东北老作家舒群在全国作协被打成反党分子,并开除了党籍。舒群自己要求到本溪,石光着意保护了他的一家,舒群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呼唤石光的名字。石光还保护了其他一些被错划的作家。这些,在“文革”期间成为他难以避免的“罪名”。

  石光说:“我愿意看人性美的可爱的那一面。丑的可憎的那一面,我不愿意看。对可爱的那一面,我发挥我的感情,也真实强烈。可憎的那一面,我不愿看,就根本不看……人敬我一尺,我要敬人一丈。不这样,不自安。”

  有些事他必须做,有些事他不会做。

  1960年,石光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后任文艺处代处长。1968年, 60岁的石光随同其他东北局干部来到盘锦“辽宁省五七干部学校”。1973年3月,石光回到沈阳,任辽宁省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6月,石光任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全省图书馆和博物馆及考古和农村群众文化工作。1979年5月15日,石光到辽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他负责筹建地方党史研究所,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党史资料。1982年12月,石光离休。

  1987年6月28日,79岁的石光和65岁的白晶泉赴京探亲。当年的流亡学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感慨万千,为老师写下一首《水调歌头》,词中有云“当年烽火神州,师友浴征尘”“武陵溪短,延水方识问津人”。

  1990年10月9日,这位受人爱戴的“问津人”,因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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