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金寨走出的《辽东大众报》社社长石光
2023-01-26 16:29 《沈阳日报》 伏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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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1908-1990） 石光（1908-1990），原名张东之、字佑彦，辽宁抚顺人。 曾任东北中学国文老师。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东方快报》《黑流》等报刊任编辑。七七事变前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任《反攻》半月刊编辑。1938年春，受东...
石光（1908-1990）
曾任东北中学国文老师。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东方快报》《黑流》等报刊任编辑。七七事变前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任《反攻》半月刊编辑。1938年春，受东总党组织委派到鸡公山东北中学任教。1940年赴延安后，任“文抗”副秘书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工委秘书。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任安东建国学校秘书处长、桓仁县县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辽东大众报社社长兼辽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代处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病逝，享年82岁。
一个流亡的抗战青年
1908年11月25日，石光出生在辽宁抚顺千金寨一个殷实的家庭中。
他的父母祖籍均是山东即墨。石光先入私塾、后上县立小学，得到不错的启蒙教育。1920年父亲去世后家境渐衰，但有远见的母亲还是继续供养三个孩子念书。1925年，石光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只身来到沈阳。由于数学成绩优良，石光选修了理科。他阅读了一些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三中篮球队名为“勇队”，当时在沈阳很有名，曾击败过东北大学篮球队。石光是“勇队”主力中锋。
1928年，石光报考了东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放弃理科的原因是，他对社会的诸多不公、中华民族的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了新的思考。不过，哲学虽是专业，但他把更多时间放在文学上，尤其喜欢进步文学。他在自传中说：“对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更为爱好，因而受其影响也深。曾用白（话文）语体写一些小说、散文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光带着妹妹张书文流亡到北平。
他先是在清华大学借读。1931年冬，回到在北平复校的东北大学。这一段时间，石光很苦恼甚至痛苦。他看不到出路何在，不得不借酒浇愁，竟有两次醉得失去知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东北，有沦陷的危险，而当局者却贪污腐化，醉生梦死。对这一现状，我极为不满。而当时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模仿官僚的派头，这些人到社会上也不是励精图治的人。”他很愤怒、也迷茫，一度有弃学想法，“我认为青年人都是纯朴的，从中学到大学到社会，逐渐沾染了恶习，变坏了。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改变社会现状，应从幼稚园就学起，使青年受正确的教育，成长为好人，社会就会变好。所以在大学时，曾经想放弃求学，去创办理想幼稚园或小学。”
窘迫的生活与糟糕的时局，不允许他继续“唯心”下去。
妹妹张书文读的是私立学校，费用不菲。他通过同学介绍在《东方快报》副刊版兼职编辑工作，每月能有20块大洋。对石光兄妹来说，这笔钱是雪中送炭。1933年9月，石光大学毕业后便正式到《东方快报》工作。石光是副刊版主要编辑之一。他化名石光、今人、东白、唐人、紫石、石子、矿工、贝子等笔名，写下不少抗日作品。甚至有两年时间，他每天都撰写短评，挞伐社会的黑暗。石光编稿，不看写稿人名气，只看来稿的质量，注意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使副刊成为一些青年的文艺园地。
193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称“东总”）在北平成立。石光被聘为东总宣传部干事，在东总所创办的《东北知识》《东北之光》等刊物兼任编辑工作。石光还与张庆泰、李华春等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半月刊——《黑流》。七七事变爆发后，石光离开北平，由塘沽乘船到山东烟台。途中，他听说南京政府宣布抗战，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感到抗日的前途越来越光明，就想去军队工作。此时，东总在济南成立分会，帮助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招收爱国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石光报名参加了，在辛庄受训一个月后授予上尉军衔，被派往鲁北高唐做战地政治工作。在鲁北近两个月，石光撰写了报告文学《鲁北烟尘》，对全面抗战初期一些乱象进行了揭露。他也萌生了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想法。回到济南后，黄河铁桥被日寇炸了，石光仓促离开济南。
1938年1月，石光辗转来到武汉。
此时，东总也迁至汉口并创刊救亡杂志《反攻》，于是他回到东总编辑《反攻》。
任教鸡公山
在武汉，石光听闻青年诗人李曼霖在鸡公山被枪杀。
李曼霖是他在北平《东方快报》的同事。李是外勤记者，曾经写下了不少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式的新闻报道。石光很欣赏这位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还特意多给他提供一些发表园地。
这起悲剧与西安事变后续影响有关。国民党当局欲将东北中学这所进步师生集中的中学予以“接收”，争夺青年力量。1937年7月初，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先是借东中代校长孙恩元离校之际，让国民党CC派分子赵雨时接任校长，欲将原来的“私立中学”收为“国立中学”。东中旧校董和在校学生纷纷反对、坚拒，使赵雨时这位新校长不能完成接收。接收人员只得在校外设办事处，挂“国立东北中学办事处”牌子。1937年9月，东中学生摘掉办事处的牌子，另一位接收大员赵尺子便调来军队镇压。学生和接收人员发生冲突时，国文教员李曼霖保护学生，宣传东北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希望能平息争端，却被军方开枪击中腿部，后因破伤风而亡。
李曼霖之死，令当时在武汉的东北人都十分悲愤。石光曾写信责问赵尺子，赵回信说：“学生闹事，部队向空鸣枪镇压。学生见部队开枪，情急夺枪反击，李曼霖中弹身亡。”这样的回复让石光见识了大员们的无赖。后来，他与《反攻》的同事张庆泰（曾任辽宁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集资为李曼霖出版了长诗《高粱叶·诗十五章》作为纪念。石光在书中写了一篇悼文，痛斥国民党当局摧残了一株茁壮的文艺幼苗。
接收与护校的拉锯战，最终以1938年4月无党派人士、地质学博士马廷英成为新校长落幕，东中也正式“国立”了。此前的赵雨时可算是度日如年，在国民党当局档案中被指责“对于办学素乏经验。接收以来，尚未有妥善之处理办法”。
在马廷英赴任的当月，经东总推荐，石光带着半箱图书、一肩行李，走上鸡公山。“临行，东北救亡总会党内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和我谈话，嘱咐我去东中，要爱护那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孩子，我铭记在心。”从石光回忆文章中，我们能看出他的任务。
当时，东中的进步活动进入低潮期。由于在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均在七七事变后下山，学生中只有“民先”仍在。石光与“民先”队员们联系上。“在东北中学，我教高、初中两个班的语文。除了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之外，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和学生一起搞救亡宣传活动中了。这一时期，作抗日救亡宣传的积极分子，我能记得起的，有黄德甫、刘黑枷、吕伟功、苗雅丽、于自中、王书画、王的、戴临风等。学生们写传单、编墙报，创作快报、小调、大鼓，作街头讲演、演活报剧。鸡公山不断地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在这段回忆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沈阳日报老总编刘黑枷。
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
石光自己最满意的文章是《湘黔散记》。
日寇侵略的铁蹄让鸡公山也不是学生们的暂息之地。他们继续南下，经武汉至湖南邵阳的桃花坪，又经贵阳直到四川静宁寺。石光陪伴着年轻的朋友们行走三千里的湘黔路。一路迁徙，一路宣传抗战。
在他眼中，这是动员抗战的“文化下乡”之旅。
流亡学生苗漱石在纪念文章中说：“走走停停，无论是中途暂时复课还是长途行军，石光老师总是寸步不离开他所教的那班学生。……每到一地都以散发传单、出壁报、街头讲演和演出话剧等方式向当地老百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经费从哪里来？石光老师经常以个人收入支援这些活动，举凡宣传所用的纸张、笔墨、颜料等，大都由他出钱购置。……我们组织了歌咏队，演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演出了三幕话剧《血洒晴空》，这个话剧描述的是东北中学一位叫阎海文的学生反对日寇侵略，毅然弃家参加空军，在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故事。”
迁徙路上，时有敌机来袭。在湘西的芷江，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敌机多是轰炸机场，慢慢地，同学们就麻痹了，跑警报不积极了。但，每次拉警报，石光都挨着房间检查，督促学生躲警报。有一次，学生霍本田便惊出一身汗。“那次大轰炸时，警报一响起来，（石光）先生便带着我们向郊外走去，躲在一座小山上的树林中。那天情况突变，18架敌机临空后，品字排开，把炸弹全部投向市区。炸弹声使大地都感觉到震荡，浓烟随即在市区升起。我们班全体同学在先生的督促下，跟着先生出来躲警报了，所以都很放心，安然无恙。但我们住的那个小旅店都被炸弹震塌了。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后来听说那天的轰炸正赶上城里赶集，一次就炸死了五千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在晃县，苗漱石和马秀芳两位女同学病了，不能继续前进，住在汽车站附近一家小客栈。学校的女生管理员准备留下她们，等她们病愈后再追队伍。石光得知这种情况后非常气愤，说：“这怎么行！这是对学生的极端不负责任！”石光向驻守汽车站的国民党部队交涉，为停留的同学们找来几辆军车，她们才得以平安地到达贵阳。
迁徙路上，有的地方抗战氛围很浓，有的地方却让人觉得战争与他们无关。还是在晃县，石光发现一件怪事：县城唯一的一家书店被封了。一名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军人开设了一家书店，里面重庆出版的书籍、刊物几乎都有。店主却遭到县长警告：“卖书可以，但不能卖这些书。”自此，新书从这里绝迹了。他把这件事讲给学生们听，说“文化粮食源泉被堵塞”“人民想不愚昧亦不可得”。这里，只有汽车站旁的墙上画有一张漫画、两份壁报，宣传抗战。这还是他们这样的“过路人”留下的。
《湘黔散记·哑针》记载，石光访问了在贵州东部的“和平村”。一个收容俘虏的地方，收容了百余名日本人。他听说在沦陷区，被日军捉去的壮丁入伍前要给注射哑剂，所谓打哑针。他算是见识到了。被收容的俘虏中有三个东北青年，被注射了哑剂。他去看这三位可怜的老乡。他问话，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便用笔跟其中一人交流，问：“你是哪儿的人？”对方写下：“徐州。”又问：“你在哪儿被日本人打哑针？”对方回答还是“徐州”。不管问什么，他的回答只有“徐州”。他明白了：这种哑剂不只使人哑，还破坏了人的神经和思维系统。“科学家的发明，本应带给人幸福。现在，科学在破坏和平的法西斯主义者手中，却成了比杀人的东西还厉害的凶器……这三位哑人，让我比见到三具尸体还难过。”这也让石光愈发坚定，“日本强盗残暴的本身，即是他们埋葬自己的墓穴！等着吧，真理终有战胜邪恶的一天！”
他把这些都告诉了“年轻的朋友”们。
行至贵阳附近的农村，尽管临近大城市，但当地老百姓多数还是麻木。“一个宣传队下乡去宣传，起初老百姓不敢挨近。对那些手执小旗口唱救亡歌的青年们，只呆呆地远望着。到稍稍熟一点之后，宣传队员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怕生人。他们说：‘怕要钱。’这些老实人，是把宣传队看成是耍玩意的，看了听了要花钱呢？还是城里人一来就是要钱的事，把他们要怕了？”
“明白了抗战的重要性，就不会再减削抗战的力量了。”
1939年6月，全校师生陆续到重庆了。可石光被解聘了。他沿途的所作所为在国民党当局眼中是有“罪”的。石光并没有气馁，或者愤怒，因为他得到了一群年轻的朋友的友谊。他在《湘黔散记》中写道：“我有机会和一大群年轻的朋友，结伴坐船、乘车、步行在一起。吃饭、睡觉、做事情也在一起。我不仅接近了他们，而且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坚实的体格，和他们坚实的体格所包藏着的坚实的心……这一大群年轻的朋友，都是从中国的东北和南北各沦陷区域里——敌人血腥的魔手指缝中逃出来的人。流浪使他们更爱自己的乡土，也使他们更懂得深爱自己的国家，为生活得自由，为生活得充实，为生活得合理，他们不避艰难地在找寻适合于自己的知识。而在艰难中就锻炼成了他们健壮的身体和什么都不怕的精神。他们是一大群在摸索中追求真理的人。”
还有一件事是有意思的。
马廷英与石光，一位校长和一位老师，他们几乎同时走进东中，又几乎同时离开了，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陪伴500多名流亡孩子走完一段最艰难的路。这段路，是这些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从档案上看，马廷英是主动辞职的。
延安爱情
石光又回到了东总。
此时东总已迁至重庆。在石光的革命生涯中，东总和《反攻》是两个关键词。他继续编辑《反攻》，当编辑主任。此时，他对各种抗战的滋味几乎尝遍了，自然是“千帆过尽皆不是，唯剩一帆在前头”。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心中却坚定了“要抗日，得依靠共产党”的思想。不久，出于统战的需要，他还在东北协会主办的《时与潮》做过兼职。
在重庆，石光遇到一个叫白晶泉的女孩。
白晶泉是投奔丘琴和其胞妹邓爽的。丘琴，是石光《东方快报》旧识、又是编辑《反攻》的战友；邓爽是白晶泉在另一所流亡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在东总是妇委委员、服务队队员。白晶泉是一位进步学生，逃难而来。
1936年，14岁的她随着姐姐白竟凡流亡关内，在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并随校一路迁徙来到静宁寺。1939年6月至7月，由于反对校长韩清沦“私扣迁徙费、伙食费”，包括白竟凡、白晶泉姐妹在内的一批进步学生闹学潮、讨说法，结果白竟凡等10余学生被开除。白晶泉与姐姐离开学校后，考上了“隔壁”的东北中学，并于1940年2月1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她“立即撤离，以免遭到逮捕”。于是，她便星夜来到重庆领事巷十四号，投奔东总。
作为曾经东中的老师，石光对东中一些被迫离校的学生始终关怀有加，能吸收到东总就尽量吸收，与学生通信，常勉励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对白晶泉这位东中学生，他很关照。在敌机轰炸重庆期间，石光给邓爽、白晶泉两位家乡女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在恐惧中给予她们极大的安慰。在一次谈青年人出路时，他说：“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要站着生，决不卑躬屈膝地苟且偷生。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到抗日的前线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白晶泉表达了赴延安的意愿，石光征得东总同意后，便送白至东总成都分会，等待去延安的时机。后来，在石光及相关人士安排下，白晶泉于1940年10月底经西安到达延安。
石光先期到达，很快便去榆林，1941年初才回到延安。
他被分配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下简称“文抗”）工作，不久担任了副秘书主任。他的不少熟人，如舒群、罗烽、白朗、黑丁、曾克、马加等，都在 “文抗”。1942年1月，石光经刘白羽、郑文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秋的一天，马加当起媒人，约白晶泉来到延河边。
对感情的事儿，石光很腼腆。有一次，和马加游泳回来，他站在河边石头旁边，望着白晶泉远去的背影，站了很久。马加便提醒：“你还观望什么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马加又说：“你有可能，你不敢讲，我去替你讲一讲。”于是，马加找到白晶泉“说媒”。白晶泉感觉很突然，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我的老师，我叫他石光大哥……” 马加笑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兄妹感情和爱情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高墙。”白晶泉纠结了一段时间，后又经熟悉他们的人提点，她渐渐想明白，自己对石光也“早就埋藏着一颗爱心”。
1943年3月8日，他们在边区政府登记结婚。
从此，他们同甘共苦近50年。
终是文化的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1945年9月9日，石光随第二批赴东北干部出发，于10月初抵达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由于苏联红军干预，我军正撤出沈阳。他们便来到当时的东北局驻地本溪，被派去安东省筹建建国学校。这个学校是培训有用人员，以解决接收城市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1946年深秋建国学校解散后，石光在桓仁任副县长，在桓仁东部地区开展游击斗争。1947年春，在我军主力强大攻势下，桓仁县第二次解放，石光参与并领导了桓仁县土地改革。1948年秋，石光任桓仁县县长，并在《辽东日报》上发表文章《文化的永久性》，提出：“我们事业需要文化，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他的年轻的朋友们，也多数回到东北老家，成为重要的解放力量。
1949年2月，石光被调回安东，任辽东省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总支书记。东北全境解放，方方面面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城市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干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1月初，石光被任命为中共安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抗美援朝安东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石光到处奔走，召开动员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欢送志愿军、接待祖国各地去朝鲜前线的慰问团等。1953年6月，赴任辽东大众报社社长。1954年11月，石光调任本溪市委任宣传部部长。在此后一些政治运动中，石光坚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东北老作家舒群在全国作协被打成反党分子，并开除了党籍。舒群自己要求到本溪，石光着意保护了他的一家，舒群在弥留之际还不断呼唤石光的名字。石光还保护了其他一些被错划的作家。这些，在“文革”期间成为他难以避免的“罪名”。
石光说：“我愿意看人性美的可爱的那一面。丑的可憎的那一面，我不愿意看。对可爱的那一面，我发挥我的感情，也真实强烈。可憎的那一面，我不愿看，就根本不看……人敬我一尺，我要敬人一丈。不这样，不自安。”
有些事他必须做，有些事他不会做。
1960年，石光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后任文艺处代处长。1968年， 60岁的石光随同其他东北局干部来到盘锦“辽宁省五七干部学校”。1973年3月，石光回到沈阳，任辽宁省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6月，石光任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全省图书馆和博物馆及考古和农村群众文化工作。1979年5月15日，石光到辽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他负责筹建地方党史研究所，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党史资料。1982年12月，石光离休。
1987年6月28日，79岁的石光和65岁的白晶泉赴京探亲。当年的流亡学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感慨万千，为老师写下一首《水调歌头》，词中有云“当年烽火神州，师友浴征尘”“武陵溪短，延水方识问津人”。
1990年10月9日，这位受人爱戴的“问津人”，因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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