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点滴回忆
青春似火赴新疆
我的初中,就读于抚顺六中。1966年夏季初中三年级即将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此后,学校里开始一天天乱了起来,到了六月份,教学停止,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给老师和校领导写的大字报。
我们初三·一班班主任老师叫赵明石,是语文老师,听说原是某杂志社编辑,因反右运动时犯右倾错误被下放当初中老师。我刚上初中不久就入团了,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和老师关系非常密切对其十分尊重,不想也不愿意编造事实给老师写大字报。因此,对于校园里出现的扑天盖地的大字报,我茫然不解,也不愿意参与。
文革运动是在教育界首先展开的,初中十五、六岁的学生革命造反热情高涨如火。多年受阶级斗争教育,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左的很极端,形势的发展是,如果你不参与造老师和校长的反,在学校里就呆不下去。
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作《军垦战歌》,内容是反映和赞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恰巧这时我班女同学姫犹男,她有个表哥是抚顺一高中学生,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班同学后,便有好多同学也产生了去新疆当兵团战士的想法。
当年9月初,最后下定决心去新疆兵团并付诸行动的,整个六中只有我们初三·一班的六名同学,四女二男。女生是王玉珍、李力君、姬犹男和我,男生是于作军、马洐忠。
虽然去新疆掺杂点个人小心思,但总的来说还是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而去的。本就青春似火,而且又处于那样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因此说走就走,将户口起走拿在了手里。当时父亲远在昆明工作,母亲思想也开放,因此赴疆之事基本没遇到什么阻力。其它五个同学的情况,也与我的情况大致相同。
赴疆动身时间是在六六年的九月中上旬,当时红卫兵大串连已经开始,因此无须购买火车票直接上火车。火车上都是串连的学生,人很多,我们在抚顺上火车,在北京站换乘了去新疆的火车后,中途便没再下车,一心想快点到新疆,其间一路上的辛苦与颠簸自不必说。五、六天后,我们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我们下火车后没心思逛风景,直接去了建设兵团总部。到兵团人事部报到后,马上调单就下来啦,我们被分配到地处乌鲁木齐市北面不远的米泉县的天山化工厂(该厂于九十年代破产被改制成为民营企业)。
当时心里很不高兴,因是奔着建设兵团农场去的(电影《军垦战歌》演的是农場的事),但也没办法,得服从组织分配。据人事部门讲,我们是相当幸运啦,因为此前是全国各地赴疆的学生静坐了三天三夜,才换来了如今兵团的接收。
资料图片
兵团总部派敞棚大卡车送我们去工厂。这批人中除我们六位,还有抚顺一高中六名同学(二女四男),安徽的三个同学(两女一男),还有辽宁体育学院的五人。
我们所去的工厂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六师天山化工厂”,这名字太大气啦,自己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啦,当时特感兴奋,一起来的同学也都非常高兴。
到达工厂后,直接将我们带到厂招待所安排住宿,招待所是一排很普通的平房,四个人一个房间,正好我们四个女生不用分开。放下东西,让我们去厂部领被褥棉衣,并发放了一个月的饭票,之后让我们休息,待明天安排工作。
早晨下火车到傍晚就分配进了兵团工厂,这简直象做梦一样,感觉太快了。送我们的人一走,大家都不约而同忙着写信把好消息告诉家里人。之后去食堂吃晚饭,回来感觉真是累了,洗一洗都躺下了,一个星期都在拥挤的火车上颠簸没有好好的睡过觉,先睡吧,一切等明天……
在天化的日日夜夜
第二天醒来就听窗外小鸟叽叽喳喳的声音,一时发懵不知身在何处?等缓过神来大家都嘻嘻哈哈笑开了,赶紧洗脸,梳头,去打饭。
饭后去厂部开会,宿舍离厂部不太远,三、四分钟就走到了,厂部是个二层楼,面积不大。走在厂区内看不到大字报,也很少有人走动,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很安静。
会议时间不长,主要内容就是厂领导讲话,告诉我们已经正式成为化工厂的一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对我们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
会议结束时,领导宣佈,我们抚顺来的12人,加上河南二人和安嶶二人,计十六人组成一个装卸队,队长由抚顺一高中的富红武担任。沈阳体育学院的怎么分配的不知道,没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这些人的工资按学历,初中学历36元。高中生48元。大学生好象50几元,这些大学生以后也没有接触他们,具体情况不详。
抚顺六中赴疆六名同学:前左起于作军、姬犹男、马衍忠
后左起李力军、王玉珍、王大伟
装卸队成立后,我们作为兵团战士便有了具体的工作战斗岗位。这时我们感觉到,天化厂虽然是兵团下属单位,但工厂内并没有实行我们原来想像和想往的军事化管理,而是与普通的工厂企业内部管理相似,并无特殊之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山化工厂的厂级和中层领导干部,都不是现役军人,因为他们虽然穿的是绿军装,但并不佩带帽徽和领章。而且,昨天给我们发放的也仅是绿色的军棉衣和棉裤,而没发单军装,更无领章和帽徽。尽管如此,当时也并没有影响我们因成为了兵团战士而高涨的热情和无比的自豪感!
上世纪70年代新疆站
装卸队顾名思义就是装车卸车,也没什么技术,是个力气活。当时十七八岁的稚嫩年纪,满怀革命热情,认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建设边疆。因此对一切都怀有新鲜感和崇高感,非常高兴与兴奋,就此开始了我们在新疆兵团的新生活。
一切就绪后,生活逐渐归于平淡,好在头脑里还存在“无论做什么都是为建没边疆”这种思想和认识,支撑着我们努力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实是求事的说,工作就是枯燥点,但真不算太苦太累。
我们来了之后,装卸队就我们十七八个人,没有别人,以前的装卸队去哪里啦?不知道。当时没人想,过后也没人想起这事。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装车和卸车。厂里主要生产硫化碱,成品是圆形铁筒包装,每桶一百公斤,原料主要是煤,芒硝,还有少量硫磺。煤和芒硝的运输入厂有铁路专用线,火车皮直接送到站台。进货时就喊我们卸车,每人一把平板锹,不用男女大家一起干,但咱们女同学也从不“偷懒”都尽最大力气干活。一般情况下一火车皮两三个小时就卸完了,要是芒硝更好卸,因为比煤轻,就是味道呛人,须戴口罩。
装车最好玩,铁筒放倒。“咕噜”到车皮里再“立”起来,一排排摆好就行。有时用大解放汽车发货,就搭一块木板子,把铁筒推上去。这活都是男同学干,因为女生力气小,如果用不上劲,它就会“咕噜”回来。
装卸队每天的活不算多,没活的时候可回宿舍休息。有时晚间来车皮啦,也得马上卸车,因为空车皮在厂内有时间限制,须尽快返回。晚间来车的时候很少,多是白天来车卸车。
装卸车属于弹性工作制,工作量不大,可以说比较轻松。但装车时如不注意容易挤伤(立起来以后松手不注意,桶和桶之间碰撞一下也是很严重的)。记得仓库保管员一个胖胖挺和睦的大姐姐,当年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每次都提醒我们“别挤着,别挤着”。即使这样也有人中招,但都不严重,挤破挤肿的事还时有发生。
其间曾发生一件比较危险的事,至今我仍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去新疆二个月后的冬天,我们去一个地方(忘记了是什么地方)拉芒硝,估计是火车运输的原料跟不上啦,当时去了两台大解放卡车。我和玉珍在一起,原料堆得象小山,上面有阀门,阀门对着象水槽宽的滑梯。打开阀门原料顺着水槽滑车里。我和王玉珍上去开阀门,也不知怎么搞的,王玉珍掉在阀门里顺着水槽滑车里啦。我看她掉下去啦。赶紧把阀门关了。幸好原料较轻,划下去她就站起来啦,因为冬天穿的衣服厚,她没有受伤。虽然如此,但也把大家吓的够呛。这事也使大家提高了警惕。在工作中更加注意安全,从那以后便再也没发生过危险和事故。
安定下来的日子过得很清闲,没事时出厂观察周边环境。工厂大门朝西,门前是一条公路,过了公路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给人一种辽阔蒼茫的感觉,特别在是落日时分,那应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景色。因此,一有机会我就在傍晚出厂去看黄昏时分的日落。唐代诗人描述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无以伦比的壮美景色,令人永生难忘。
厂区里有一条水渠,水很清凉,据说是天山流下来的雪水,站在水渠旁往东看,隐约能看见天山峰顶。除了饮用水,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取至水渠(洗脸,洗碗,洗衣服…),饮用水是发水票(现在我还保存两张水票),一个水票一暖壶开水。饮用水是厂每天有水罐车去乌鲁木齐拉回来的。
记忆深刻的还有厂区里的沙枣树丛,开着淡淡小白花,走近能闻到花香。再就是当地一天的温差很大,当地有“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民谣,确实是这样,即使是夏天,你早晩出去时也必须披上棉服。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府(原米泉县)
记得刚去不久,有一天说有伤病员需要输血,让我们自愿去检测血型,大家都去了,我被告之是AB型,所以输血没我的事。厂里的伙食也不错,我们粮食定量每月好象30斤,反正我吃不了,记得还往家邮过全国粮票。饭票有粗粮和细粮之分,细粮白面馒头,米饭,粗粮玉米面发糕。好象粗粮细粮随意,价钱不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粗粮,发糕做的很好吃。
还有常去的就是厂区小卖部,有简单日用品,有小吃,饼干,糖果等等。忘不了的是葡萄干,还有哈密瓜西瓜和葵花籽……总之这些小吃食在家很少见,在这随便买,工资也不用给家里,感觉真是幸福呀。
刚入疆时不知道想家,但日子一长就不行了。元旦一过有些同学就开始想家,张啰回家看看,最后我们六个人中,于作军、王玉珍、姬犹男三位在春节前便离疆回抚了,同时回抚的还有姬犹男表哥一高中的吴朝和谢忠等人(谢忠在八九十年代曾任过市交警支队领导)。临走时他们说回家看看就回来,但实际上却是有去而无回。当时十七八岁年纪,你回家后父母肯定不会再放你回来。因此,他们三位回去后不久,便来信告之我们,他们不回来了,已在学校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劝我们回去。
我们留下来的三个人对此很犹豫,说实在的留下的决心也不是那么坚定了,只是等一等看情况再说。
随后的冬天里,宿舍内生普通的烧煤炉子,烧煤也不限制随便烧,因而冻不着,同时新疆的冬天感觉也不象东北那么冷。室内有炉子就可以下面条、煮鸡蛋和烤馒头片,总之生活也还比较惬意和轻松。但因为人员的减少(高中那几位也都走了),群体生活便明显比之前冷清了许多。
他们走后不久,我和李力军的工作也有了变动,我去了厂化验室,李力军去了厂广播站……
接令返乡
抚顺2个学校来天化共12个人,如今一高中六人全走了,我们六中的六个人,回去了一半仅剩下三个人,而且剩下那个男生性格又较孤辟,聊不到一起去,当初年青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热闹场景突然消失不见了,变的非常冷清。
由抚顺青年为骨干组成的装卸队解散后,我去了厂化验室,李力军去了厂广播站。李是早出晩归,我的工作是三班倒,因此虽同住一室,但见面机会也大为减少。以前在装卸队虽然累点,但人多,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挺热闹挺高兴的,现在则冷冷清凊倍显孤单,心中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来时的滿腔热血在逐渐冷却,一切都在归于平静。
尽管因为队伍解体人员失散而导致心情低落,但支援和参与边疆建设的初心还在,这也是坚持留下来的心理支撑。好在他们走后天气越来越暖和,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人也随之精神了许多。
在厂化验室的工作不累,时间也充足,闲暇时常去乌鲁木齐市里溜达玩,印象最深的就是维族人烙的大饼,当地管它叫“馕”(现在虽然抚顺也有卖此烤饼的,但却绝不是当年所吃到的味道了)。
记得有一次去乌鲁木齐,在市内看到了“打倒王恩茂的”大幅标语,当时还不太理解,认为建设兵团的最高领导怎么会是走资派呢?而当时的天化厂里倒是风平浪静,没有大字报,生产在正常进行,没有出现停工停产现象。
平时闲暇没事时我最爱去厂西面的戈壁滩看日落,呆上一个多小时是常有的事,戈壁滩的石头经白天日晒热乎乎的也不脏,坐在上面很舒服。再就是时常在厂区里围着沙枣树趟子散步,闻着淡淡的花香很是舒畅,抬头还能看见天山雪峰,看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当时除了去乌鲁木齐还去过米泉县城玩,县城离厂不远,在那里吃过著名的手抓饭,手抓饭是羊肉胡罗卜和大米饭不知用什么调料拌在一起,特别好吃。说是手抓饭,但其实也是拿着匙子吃的。
那段生活真是无忧无虑,只是时常会想家,想奶奶,想妈妈,想弟弟妹妹们,爸爸在云南工作,不怎么想他。但是即便有思乡的情绪,却也没有立即想回去的想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具体日期了),厂里召集去年进厂的各地剩余没走的学生开会,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文件。厂里落实文件精神动员大家尽快返乡回校,迁户口和购车票的事宜由厂里统一办理。
文件传达后,我们抚顺三名同学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响应党中央号召返乡回校。实际上我们心里早就想家啦,文件要求正好符合了我们的心思,于是大家马上作返乡回家的准备。
在天化虽然每月工资有36元,但我们必竟年轻,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节省,此时返乡想买东西时才发现手里没攒下多少钱。记得我只给奶奶买了一斤半灰色毛线花了四五拾块钱,给自己买条纱巾好象花拾元钱左右,买完这两样后便所剩不多,只买些葡萄干、哈密瓜干之类小零食作为带给家人的礼物。
几天后,办完了离厂手续,拿到了厂里统一购买的火车票,便踏上归乡的列车,就此结束了兵团战士的生活与梦想。再见新疆,再见乌鲁木齐,再见了天化……
十个月的兵团生活结束,响应号召来又响应号召回,这段充满青春激情的浪漫岁月,永远留在我们几个人的人生记忆深处而永难忘怀。
正因为当时去了新疆兵团,因而避开了其后抚顺发生的大串联和武斗打砸抢的混乱局面。而及时返乡回抚,又恰好躲开了我们走后不久便发生的乌鲁木齐大武斗(此次武斗天化厂也派出了人员参加)。由于我们走的恰逢其时,心中留下的尽是新疆的美景美食和岁月静好……
返回家乡后,当时抚顺武斗的硝烟尚未平息,直至68年初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抚顺的社会秩序方遂渐恢复正常。待到当年秋季,全国近千万初高中俗称老三届的毕业生,结束了红卫兵造反的任务,统统被送往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抚顺六中所去之地为锦县双羊公社,从此,我们又开始了历时三年的“知青”生活……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几个人都已步入了古稀年纪。同去新疆的四个女同学,除姫犹男在沈阳居住外,仍在抚顺居住的李力军、王玉珍和我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每逢聚会便会提起要找机会去新疆看看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样的话题,但因各种原因,此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去年五月,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了去新疆的“夕阳红”旅游团,但恰逢去年新疆因疫情而到处封城,使此事又泡了汤。但来日方长,相信待疫情平息之日,就将是我们故地重访的成行之时!
人至老年,常常会想起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陈年旧事,时值新年疫情泛滥减少外出在家避疫之际,心静情闲便提起拙笔,记录下了这段令人魂牵梦萦发生在火红年代的青春往事,以告慰自已的“新疆情结”!(2023年元月8日于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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