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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一张老“执照”背后的故事

2023-05-06 18:22 抚顺七千年 徐洪 634
  了解抚顺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清末“日俄战争”爆发前,经盛京将军增祺奏呈清廷御批,抚顺于光绪二十七(1901)年开办了两家煤矿。一是杨柏河西千金寨王承尧的“华兴利煤矿公司”,二是杨柏河东老虎台翁寿的“抚顺煤矿公司”。两家各以报效银一万两获得“试掘许可书”后,...

  了解抚顺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清末“日俄战争”爆发前,经盛京将军增祺奏呈清廷御批,抚顺于光绪二十七(1901)年开办了两家煤矿。一是杨柏河西千金寨王承尧的“华兴利煤矿公司”,二是杨柏河东老虎台翁寿的“抚顺煤矿公司”。两家各以报效银一万两获得“试掘许可书”后,便都立即募集银两凿井开矿,很快就投入了生产。至今两轮甲子过去了,两家开矿早已成为历史。在研究考证那段历史时,发现当年“华兴利”煤矿股票尚有几件实物存世,而“抚顺煤矿总公司”的股票却一直不见露面。

  就在我时时处处寻寻觅觅留心关注之际,有朋友向我推荐某网店标售一张“抚顺煤矿总公司”执照(股票),我颇感兴趣立即追踪联络。卖家声称是一件早年的复制品,已镶入镜框暴示多年,颇具古味。我觉得既然是复制品,肯定再现了原件的内容风貌,而作为文史研究不一定非得原件,得之略胜于无吧。于是经一番讨价还价,果断将其回归故里。


徐洪:一张老“执照”背后的故事 图1

【图一】

  收件后实测该“执照”外框333ⅹ484毫米,复制品为泛黄厚白报纸,净尺寸303ⅹ450毫米(图一),对比已雅藏的“华兴利煤矿总公司”股票实物,要大二倍不止。图文深蓝色印刷,碑形框270ⅹ365毫米,四周45毫米宽的围框内,左右四条蟠龙构成上下两组双龙戏珠图。框内正上方有右读“执照”两个大字,下面170ⅹ220毫米的矩形框内,右读竖印格式化十列楷书文字:

  “奉办抚顺煤矿总公司 为发给股票事照得 本公司报効兵饷银一万两 禀请军督部堂增 奏准开办千山台南北小河以东等处煤矿 所有河东一带地方 自应招商开办 召集商股相应发给股票 以沈市平银一千两作为一股 每股发股票一张 股折一扣 除将各项章程暨号册存案备查外 理合将股票息折发给本人收执 以凭查验而昭信守须至股票者 今收到公济堂股本银一千两整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右给公济堂收执” 共170字。其中“公济堂”、日期与编号为手书填写,原文无标点,断句为笔者所为。

  在“执照”的左侧落款处,正盖一款46ⅹ67毫米红色印章,其上为篆字“奉办抚顺翁寿煤矿公司图章”,类似大红关防。右侧亦骑缝斜盖该红色图章及“顺字第三号”,均被存根分撕成半幅。流水编号“第三号”,应该是抚顺最早填发的煤矿“执照”了。此比光绪二十八(1902)年十二月初四日,“华兴利”煤矿发行的第一号股票,还要早一年零一个月多。从光照风蚀自然褪色的情况来看,该“执照”入框展示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起码有几十年的时间。


徐洪:一张老“执照”背后的故事 图2

【图二】

  按理说,作为抚顺民族工业起步的姊妹花,翁寿的“抚顺煤矿公司”与王承尧的“华兴利煤矿公司”(图二),本应同仇敌忾精诚合作才对。而事实上两家却完全按照不同道路发展的。王承尧是一位有头脑的爱国民族商人,他对俄国人始终存有戒备之心。开业时以平银一百两为一股,多方筹集华人股银四万两,故股东及管理执事者均为中国人。并规定外国人虽然可以入股分红,但不可以过问和参与公司的管理,坚决将外国人拒之门外,牢牢掌握着公司的矿权。

  而翁寿则不然,他觊觎着杨柏河西侧的特厚煤层,为募集更多资金,他以每股平银一千两,吸入俄国商人陆宾诺夫和“公济堂”股银二万二千两。并以大股东俄国人为靠山,与王承尧竞争,企图挤垮华兴利。刚起步就越界抢占了杨柏河河西华兴利所属的芦沿坑两矿井,由此引发争端,盛京将军增祺不得不出面调停。其实这本是俄国人的伎俩,翁寿引狼入室,一年后陆宾诺夫与俄籍华人纪凤台,一跃登上“抚顺煤矿总公司”正、副董事长的宝座,踢出了翁寿。随即又将杨柏河以东的煤田,以五万卢布转卖给俄国“远东森林公司经营”。翁寿损人不利己,中了俄国人的奸计,彻底丧失了矿权,而软弱的当朝也无力回天。图三为1920年代的抚顺老虎台坑,即原翁寿最早创办的“抚顺煤矿总公司”。


徐洪:一张老“执照”背后的故事 图3

【图三】

  之后沙俄自恃力强,对清廷收回矿权的裁决置之不理,还为掠夺煤炭大肆霸占古城子、千金寨一带的民地,铺设通往杨柏河以东的运煤铁路,为“日俄战争”提供军需,引发当地民众的抗议。然而王承尧抵制了俄国人,却无法躲过日寇入侵。1905年,小鬼子战胜大鼻子日俄战争结束后,王承尧为捍卫被日本人强行霸占的煤矿主权,同强盗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抗争交涉。但最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作为民族矿商眼睁睁看着矿山沦陷。

  这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初一日,抚顺煤矿总公司开具的第三号“执照”(股票),见证了抚顺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持下肇始的那一段历史;也印证着翁寿“抚顺煤矿公司”认贼作父、官商勾结,最后自食其果的史实。该“执照”上面清楚地登记着“今收到公济堂股本银一千两整”字样,“公济堂”即为当时盛京将军增祺的商号。据史料记载,当年增祺见抚顺挖煤利润可观,便以庙堂公干之便,率先均在翁寿和王承尧两家进行了注资入股。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华兴利煤矿总公司”签发的第一号股票,便是发给“公济堂”增祺的,见图四。


徐洪:一张老“执照”背后的故事 图4

 【图四】

  还回到开篇的“执照”话题。本人认为该执照虽然是复制品,但有可能是1:1复制。理由有三:一、无论最初复制者出于什么目的,没有必要将其放大二倍复制,原大复制岂不更方便。二、从红色篆字图章的大小来看,其形制大小与同期“华兴利”图章(40ⅹ80毫米)相近,如系放大则原章会更小,失去尊严效果。三、既然将其装框展示,说明该执照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文物收藏和研究欣赏价值,更没有道理要放大复制。我国民间从来就有将执照镶入镜框挂在墙上的习俗,现在仍是这样做。但基本都是原件或1:1副本,鲜见有将其放大悬挂的。还有,既然是复制品,那就应该有原件,但不知其下落何方?被那位方家收藏?也望知情者提供线索,愿与其进一步交流。

  一张执照承载着家乡的一段厚重历史,印证了抚顺民族工业的肇始。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打捞钩沉的意义与乐趣就在于此。

该文章所属专题:徐洪专栏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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