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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2023-08-01 11:46 辽宁日报 1015
“清前历史展”正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展出。展出的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大金天命云板”是亮点之一,这件被称为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的重量级文物,上面有“大金天命癸亥”的铭文。除文字史料外,这是目前发现的明确标识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国号”+“年号”的唯一实物,可作同类文物鉴定的标准器。

  专家认为可作同类文物鉴定参照标准

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图1

  沈阳故宫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

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图2

  云板上所铸铭文为“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

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图3

沈阳故宫展出的铜海螺。

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图4

  沈阳故宫展出的清代铜锣。

  “清前历史展”正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展出。展出的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大金天命云板”是亮点之一,这件被称为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的重量级文物,上面有“大金天命癸亥”的铭文。除文字史料外,这是目前发现的明确标识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国号”+“年号”的唯一实物,可作同类文物鉴定的标准器。“大金天命癸亥年”为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这一年,后金与明王朝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努尔哈赤忙于平叛、治理新征服地域。也正因为此,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埋下了伏笔。

  1

  铁铸的云板海城牛庄造

  不久前,沈阳故宫博物院对东路建筑群中的常设展览“清前历史展”进行了更新。展览以时间为轴线,以文物为依托,清晰地呈现了后金逐步强大起来的过程。

  进入沈阳故宫大清门,走过飞龙阁再右转,一路向东,是一座用彩色琉璃瓦装饰的宫门,门额上用满汉文写着“东掖门”。走过东掖门便是沈阳故宫的东路建筑群。除大政殿外,这里分东西两厢整齐地排列着十座外观基本相似的亭式建筑——沈阳故宫十王亭。由于每个王亭展室面积有限,“清前历史展”按顺时针方向在亭中展出,“正红旗亭”是展览的起点,“大金天命云板”就摆在这里。

  “这件文物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除文字史料外,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国号’与‘年号’的唯一实物证明。”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部研究馆员王丽指着“大金天命云板”说,它是鉴定同类文物的标准器。

  作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大金天命云板”与人们印象中细腻华美的宫廷藏品相比,显得有些粗糙。

  这件云板用生铁铸造而成,全高55.5厘米,上宽36厘米,下宽44.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公斤。云板两端呈云头形,上端云头正中有穿孔,为当时系绳悬挂所用。上部云头略窄,下部云头略宽,表面铸有微凸的卷草花纹、团花。下部团花中心铸有圆形凸点,为敲击之用,凸点周围饰以层层花瓣。云板中间的板身呈长条形,中间部位铸有汉字,右侧为楷书双钩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文字之下单铸楷书阳文“城”字。

  “大金天命云板”并不是沈阳故宫旧藏,其文物档案中记述为“1955年自辽宁海城征集入藏”。

  关于“大金天命云板”入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记者采访到一段故事。

  1955年,为丰富沈阳故宫展出的文物,有关部门选派文物保护专家到省内各地调查、征集文物。

  沈阳故宫有几位专家去海城农村调查。在一个村中偶然听到一阵敲击声,这清脆悠扬的声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询问当地村民后得知,声音来自附近的一所小学,是学生上下课的铃声。这声音不似古钟那般浑厚,更不像其他学校使用的铃铛那样响亮。于是一行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学校,在学校的屋檐下看到一块铁板。询问校长后得知,刚才那清脆悠扬的声音正来源于此。

  这块铁板的两边向上卷起,形似一个云朵造型,铁板上的纹饰考究,正中铸有铭文。专家仔细观察铁板上的花纹和文字后,赶忙让校长将铁板摘下来。抱着铁板,仔细摩挲着花纹,有专家辨认出上面的字,依次为:“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大金天命”为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后金政权年号,仅凭这4个字足以确认其有300多年历史。专家大喜,立即与校长协商,用一个新买的铃铛换下了这块铁板。

  遗憾的是,无人知道它是怎么来到乡村小学的。人们查对1924年修订的《海城县志》,其中记有:一块半米高、25斤重的云板曾存放于牛庄巡检衙门里。1922年被人发现后曾经保存在海城他山公园(即现在的厝石山公园),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无人管理不知去向。

  据介绍,努尔哈赤占领海城一带后曾经铸造大量云板,但是,目前人们只发现了这一块。

  2

  原是后金的传事报警工具

  关于沈阳故宫东路建筑群的建筑年代,有关专家提出过各种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建成的最早年代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大金天命云板”至少比沈阳故宫年长3岁。它所承载的准确时间、地点和国号、年号等历史文化信息一直为国内外清史学者关注。沈阳故宫博物院几代研究人员如沈长吉、李凤民、李理等都先后对之进行过专题研究。

  云板作为一种靠敲击发声的体鸣乐器,也称“钟板”“响板”“铁板”“云版”,俗称“点”,使用的历史久远,在唐代之前已经应用。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考证,云板在古代皇家宫廷或官署衙门内使用时,通常是作为一种报时或报事的信号,也有的是作为一种约众集合的号令,起着与鼓、角相同的作用。据《俗事考》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宫中“以鼓多惊寝,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云板也”。这种做法影响到后世宫廷及官署衙门对云板的应用。

  从史料记载来看,云板也被贵族大家庭用来发出报事、集众的信号。元代关汉卿所作《望江亭》的第四折中有:“左右,击云板,后堂请夫人出来。”明代袁宏道诗作《病起》中有:“愁听传事板,懒答问安书。”明末戏曲作家阮大铖的《燕子笺》中也有:“内打云板三声,吆喝开门介。”

  到了明朝末叶,明王朝在长城上加强了防卫。这一时期,传声悠远的云板被普遍应用于墩台之上。研究人员在明边墙大平堡遗址(今义县二十里头村)就发现铸有“大平堡”铭文的云板存世。

  在古代,铜锣、铜海螺、云板等都是快捷的传事报警工具,被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广泛采用,这些文物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据《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建立不久,八旗官兵已将云板明确用于战事: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农历九月,明军数百人出抚顺关,乘黎明前攻袭女真人守地,“时台卒见明兵出边,击云板告警,东方悬云板处见之后,亦击云板相传。日将出山而未高起之前,即传至汗城。汗(即努尔哈赤)往祭堂子后,闻击云板,遂携大贝勒(代善)及其诸弟率城中所有马兵,立刻起行”。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统率兵马先后攻陷沈阳、辽阳等辽东重镇,并很快将国都迁往辽阳城。随着战线拉长,云板的使用更为广泛,《满文老档》载,当年农历九月,努尔哈赤发布命令:“命国境各处台人等,齐备响炮、云板、烽火、旗纛诸物,严加防范,稍有动静,即行报警。”

  但是随着后金边界、墩台的不断增加,各地对云板等报警工具使用不能统一,还发生了误报的情况。《满文老档》载:“……以冰破之声误作炮鸣,急击云板。各地遂相继告警,亥时传至汗城。”意思是说,后金兵将冰面开裂的声音当成炮响,引起一片报警声,惊动了努尔哈赤。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满文老档》载,后金天命六年农历十一月,努尔哈赤专门发布命令:“无论何台人发现敌至,即行放炮、举纛、击牌(板)。不论边外、边内,见敌一二百,则举一纛、放一炮、缓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一号烟。倘有一二千人,则举二纛、放二炮、急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二号烟。倘有万余人,则纛尽举、炮连放、云牌(板)连击,夜间,则烽火全燃。”“报警一次后,仍未见敌之台人,勿再妄行放炮。其见敌之台人,仍须放炮、击牌(板)勿绝,夜则燃烽火。敌进何处,凡所见之台人,亦放炮以应,我军可闻炮声往寻之。不然,胡乱放炮,则难知敌在何处。不举纛、不击云牌(板)、台人不放炮,仅由城堡之炮酌放之,闻其声岂不以为乱战耶?”从这则记载不难看出,云板已经被后金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当中,而且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

  李理说:“后金时期,云板除被八旗军广泛用于战争之中,还被努尔哈赤应用于宫廷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汗宫内外重要的传信器具。”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天命八年农历五月,努尔哈赤规定巴牙喇(护卫亲兵)值班规则:“巴牙喇之值班人等,待门开后始得入坐。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内,守门人亦不得入内。(值班人等)坐于门,鸣板召之,乃入。鸣板毕,即出。”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农历四月,刚刚迁都沈阳不久,努尔哈赤又命令:“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完后,汗之门置云板、锣、鼓。”这段记载告诉人们,当年努尔哈赤住所门外也挂有云板,用于迅速传递消息。

  在研究“大金天命云板”过程中,李理还专门调查了山西、四川、湖北、广东等省出土以及正在使用的云板资料,在外观上,“大金天命云板”与这些云板非常相似,反映了当年中原文化对女真部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3

  云板“诞生”之年,努尔哈赤忙于平叛

  沈阳故宫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了明末辽东地区动荡的时代。

  云板铸造于天命八年,这一年,后金与明王朝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努尔哈赤在这一年重点是采用强硬统治手段,在新夺取的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不停地平叛。

  “大金天命云板”铭文中的“牛庄城”,在《满文老档》中多次出现。天命六年农历七月十三记载:“牛庄之人缴来甲二百副,弓二百张,箭及药箭一千枝,大炮弹三千发,小炮弹五斗,钢铁五十斤。”这段史料记述的是,后金攻占辽东地区后,曾在辽南的石城、牛庄城、沙井等地利用汉人工匠进行冶铁和铸造,以生产所需的长短兵器、火炮及农具等器物。从记载来看,一片祥和。

  不过,努尔哈赤占领明辽东地区后,面对当地先进的农耕制度,他所擅长的用来招抚女真、蒙古各部族的联姻策略派不上用场,于是便采取了强硬的统治手段。

  《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四月初一,努尔哈赤发布命令,调动军队保护放牧:“着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意思为白甲护卫亲兵,是部队中的精锐),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意为红甲护卫亲兵,亦是精锐部队)、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牧马时,五牛录合为一处,各汉军之马亦合之,自平虏堡以西,牛庄以东牧放。”这则命令是分派八旗精锐部队持枪带炮到牛庄一带放牧。牛庄一带在明代实行长期农耕制度,八旗兵前去强行放牧必然会招致激烈反抗,所以努尔哈赤让下属在放牧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当时,努尔哈赤对于治下的汉人军队也不放心。《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四月十三,由专门管理汉人事务的衙门——都堂发布文告,要求将后金统治下的汉人军队的兵器统一管理,如有私藏者,一经发现就治罪。

  为了防止新征服地区百姓逃亡,努尔哈赤还想了一个怪法子。《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七月初三,都堂又发布文告:“据报海上见有船只。令将盖州城南至熊岳,所有海边人之妇孺皆收入盖州城内。男丁仍令耕田。耀州、海州、牛庄海边人之妇孺,亦皆收入耀州、海州、牛庄各该城内,男丁仍令耕田。”就是把妇女和小孩集中到城内看管起来,让男人在外面耕地,防止他们逃跑。

  尽管如此,史料中同时记载了很多百姓叛逃事件。《满文老档》记载了很多例子。如天命八年农历六月二十三,还是由都堂衙门发布命令:“娘娘宫地方八乡叛人之麦,着尔方吉纳率耀州、牛庄、海州三处之诸申前往收割,晾晒,并妥为贮藏。”这段记载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很严重的叛逃事件,后金政权不得不抽调周边地区人手前去收割无人管理的麦田。

  这一时期,辽南地区叛乱不断,努尔哈赤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迁都是其中之一。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辽宁日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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