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进己：怀念恩师李文信先生
2023-11-20 09:38 网摘 孙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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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进己先生（1931-2014） 李文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东北史地学家。李文信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在我一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初认识李文信先生是在1956年。当时我正就读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李先生被学校聘来教我们中......
孙进己先生
（1931-2014）
李文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东北史地学家。李文信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在我一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初认识李文信先生是在1956年。当时我正就读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李先生被学校聘来教我们中国考古。当时中国考古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根本没有参考书和教材可依据，李先生亲自编写了一本东北考古学教材供我们学习参考之用。李先生待人平易近人，但讲课却很严肃，复杂的考古资料却被他讲得生动活泼，非常吸引人。李先生还指导我们进行了考古实习，这为我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但由于我的研究的重点不在考古，因此很遗憾未能多接近李先生。
我的进一步和李先生熟悉是在1961年，当时我刚摘掉右派的帽子，正想奋起，重新向科学进军。同时我从1959年开始从事海龙乡土历史地理研究，积累了不少关于东北史地考古的问题和体会，急需向名师请教。因此1961年10月，我就以过去东北人大学生的身份到沈阳辽宁省博物馆求见李先生。当时李先生是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我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员，一去就得到了他的接见。
当时他在传达室接见了我，对我说：“我工作很忙，只有十多分钟的时间，你有问题可以直接表达和提出。”我就把两年来积累的有关东北历史地理的问题一一向他请教。李先生一直在研究东北史地的考古，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也认为我多少也读了一点书，作过一些思考，就津津有味地和我谈论了起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李先生说：“来吧，跟我去馆长室，我们接着谈。”在馆长室，我又向李先生请教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中午，李先生就说：“走吧，跟我回家去，我们边吃边谈。”饭后还谈了好久，最后李先生鼓励我好好研究东北史地，这是一门很值得研究而又少有人研究的学问，并送了我一张十万分之一的海龙地图。从此我每年回上海度假，经过沈阳时就要去李先生处请教。
以后，我已逐渐地根据李先生的要求，把研究的范围从海龙扩展到吉林，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东北。时间上也扩展到从远古到近代。因为李先生一再教导我，搞学问必须上下左右融会贯通，不能单搞一时一地。我按照李先生的要求不断向上下左右扩展，就逐渐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了。李先生还根据我的请求，为我介绍了一些年轻朋友。一个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冯永谦。他一直师从李先生，从事东北考古和东北史地研究，勒奋好学，颇有见解。因为他常在李先生家，所以我很快就和他熟悉了。以后冯永谦同志成为了我的终身好友，给我以巨大帮助。另一个是吉林大学的林沄同志。是我以李先生的名义到吉大求见才认识的，以后也成为了好友。他在我写作《东北民族史稿》时给予很大帮助。
随着我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我要请教李先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每去李先生处一次，就把我近期的新的体会和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一向李先生请教。李先生对我的一些体会从不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会提出一些重要的指导意见，或者是另一种看法，或是提供重要的史料让我去进一步研究、思考，自己最后作出结论。对我提出的问题也不仅是简单地给出答案是什么，而是提供给我一些思路、方法、新史料，让我去思考，自己求得解答。
几年间，我的研究突飞猛进。1964年，谭其骧先生拟调我去复旦大学研究历史地理，李先生也为我高兴，并指示我搞历史地理研究离不了考古资料，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去复旦的事情因为政审不合格未去成。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打人牛棚，被专政达六年之久，我和李先生的联系中断多年。
1972年，我的历史被查清，获得了解放。1973年回上海，路过沈阳时我又得以见到了李先生。当时李先生也正是劫后重生，相对不禁唏嘘。当然李先生还是鼓励我今后会好起来的，不要泄气。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在“文革”中一直坚持撰写的《东北民族史稿》上卷。经过10次修改基本完成，我向李先生汇报后，他也为我高兴，但不禁又为我担心：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版？难道还能藏之名山？幸得我年老的父母为我刻写了全书，我弟弟为我油印装订了50多本，得以散发全国同行征求意见。此书是在李先生十多年间辛勤指导下才得以完成的，其中灌注了李先生的大量心血，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很多问题李先生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没有李先生的指导，我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1978年，在拨乱反正中，各地“四人帮”的爪牙都得到了清算，我也总算得以在全县大会上彻底平反。这时我寄出的《东北民族史稿》也逐渐得到了一些著名专家的回信。
当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佟柱臣先生及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吕光天先生都代表该所给此书以好评。1978年夏天，我带了海龙县委的平反信及两位专家对我书的评定信来到了沈阳，李先生当即把我推荐给辽宁社科院的朱子方先生。
先是由金殿士同志领我去见了朱先生，接着又由朱先生带我去见了牛君仰院长。牛院长听了朱先生介绍、李先生的推荐和北京两位专家的鉴定信及海龙县委的平反信，当即决定调我到辽宁社科院工作。1978年10月，我调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我从1957年毕业后在劳动改造中，在中学教学中颠簸了二十多年，这时才正式走上了科学研究岗位，我的人生道路起了一个根本的转折。在这里李先生的推荐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是他帮助我实现了这个转折，我以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这个转折分不开的。
但是我到辽宁社科院后不久，又出现了问题。在历史所内，传出了孙进已的《东北民族史稿》不是由他自己所写，而是抄袭的言论。所里让朱子方先生去询问李先生。李先生当时已住院，他在病床上回答朱先生：“孙进已的东北民族史水平怎么样，我没法做定论，因为各人见解不一，但书确实是他自已写出来的。这十多年来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是亲眼目睹的，再说要抄，抄谁的？过去有人写过这样的书吗？”后来我去医院探望李先生时，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并嘱咐我回去不要再管这件事，自己认真搞学问就是了。要说李先生说的我不是抄袭确实是实话，但李先生也隐去了一部分事实，就是他在指导我的十余年间灌注的心血他没有提，在我的观点中渗入了许多他的观点他也没有提。他就是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交给了自己弟子们，而从不想表明自己的功绩。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李先生在指导我撰写《东北民族史稿》中所做的-切。
80年代末，我和冯永谦在完成国家项目《东北历史地理》时，李先生已故去，但李先生的许多教导也通过我们注入到了《东北历史地理》中。我们始终公开宣称《东北历史地理》的完成是与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分不开的。李先生一生的著作并不多但他的心血却撒遍了大地，灌注培养了一代人。他的许多精辟见解都在他学生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李先生的成就是伟大的，李先生的精神也是伟大的，他的成就和精神将永垂不朽。（2008年4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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