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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族

孙泓:永远怀念父亲孙进己

2023-11-17 09:43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 2014 孙泓 2218
  孙进己先生是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79年吉林省社科联外国问题学会、延边大学历史系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问题研究所的联合发起下,在长春召开首次朝鲜历史学术讨论会并决定成立朝鲜史研究会筹备小组之时,孙先生就是主要发起者之一。1980年8月研究会......

  孙进己先生是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79年吉林省社科联外国问题学会、延边大学历史系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问题研究所的联合发起下,在长春召开首次朝鲜历史学术讨论会并决定成立朝鲜史研究会筹备小组之时,孙先生就是主要发起者之一。1980年8月研究会正式成立以来,孙先生历任研究会第三、四届理事会(1986-1992年)理事、第五至九届理事会(1992-2014年)顾问等职,为研究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及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重大的学术贡献。孙先生是我们研究会的资深望重的元老学者,他的逝世是我们研究会乃至东北亚相关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2014年2月20日18时41分,父亲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在父亲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在民族史、地方史、历史地理、东北亚史、文明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做出了贡献。尤其在高句丽史、文明史、民族源流、历史地理、文明论研究等领域多有建树,成果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父亲除任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以外,还担任了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理事长、顾问等职务,中国朝鲜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他一生追求真理、历尽劫波,他厚积薄发、著作等身,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科研不止,直到临终还心系他尚未完成的四卷本世界文明史论研究。

  父亲1931年5月1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孙锡皋曾任学堂校长,是无锡辛亥革命的积极活动者。父亲孙翔风,是1927年大革命的参与者,并在当时加入了共产党,任过县委委员,后与党失去联系,创办了《人报》,任社长,积极抗日。父亲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1947年,在无锡发起寒衣募捐运动,后来该运动成为无锡地下党领导的抗战后最大的学生运动。1948年,参与发起无锡新民主主义青年学生先锋队,该组织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纲领,团结教育无锡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父亲担任西区代表,组织领导进步的学生活动。1950年,父亲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很快参加了青年团,学习半年因肺结核休学。1953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1957年,整风反右时,因公开反对反右扩大化,认为言者无罪,被补定为右派,下放到吉林省搪瓷厂劳动。1959年,调海龙师范任教。1962年,转海龙四中任教。父亲在业余时间积极从事科研活动,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拟调他去复旦,因政审不合格未成。次年,又考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陈述教授研究生,陈教授拟定录取,但又因政审不合格未去成。陈教授允收他为门外生,鼓励他业余从事研究,自此,父亲开始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文化大革命十余年,父亲在被一边批斗一边强迫劳动改造中,夜间仍偷偷坚持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经过十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二十万字的书稿。由其年逾古稀的父母,刻印并散发各研究部门,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民族所专家佟柱臣、吕光天的好评,认为是“解放后罕见的民族史著作”。父亲决心继续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

  1978年,父亲经陈述、李文信等专家推荐,调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当时父亲已经四十八岁,才正式走上了科研道路。到社科院后,一方面他积极地搞好自己的东北史的研究,一方面积极组织推动全东北的地方史民族史学者交流协作。十年间,他先后发起组织了大小学术会议数十次,参加学者包括三省一区上千名学者;先后和同志们创办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等刊物;发起创办了《北方史地丛书》、《北方史地资料丛书》等,先后主编印刷了一些有价值的专著和数千万字的资料,以帮助解决地方学者查阅资料的困难;并发起组织了各种研究会,担任了各会的秘书长、理事长等职。他的努力拼搏,获得了同志们的协助和支持。

  1983年,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担任民进辽宁社科院支部主任、民进沈阳市委委员、民进沈阳市科教文小组副组长、民进辽宁省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进辽宁省委出版委员会顾问、民进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多种参政议政工作。曾经出席民进辽宁省为四化做贡献积极分子大会、民进全国为四化做贡献积极分子大会、沈阳市各届为四化做贡献积极分子大会等,多次被评为民进优秀会员和优秀干部。并受民进中央和省委委托承担了多个课题,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出席了多次民进学术会议。

  1987年父亲出版了《东北民族源流》,1989年出版了《东北历史地理》。随着社会工作的展开,他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早期父亲的研究集中在东北古代民族史,后来扩展到东北亚民族史。父亲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涉及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民俗学、人才学、科学学、地方史等相关学科。对古文字的研究,他编写了一部《女真字典》;对人类学的研究,他写出了《人类学在东北民族史中的应用》等文;对考古学的研究,写出了《东北民族文化交流史》;对民俗学的研究,发表了《古民俗研究的几个问题》和《研究民俗转变规律,为移风易俗作贡献》;对科学学、人才学的研究,他与人合写了《论科研人才成长的规律》。就这样,父亲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大,从九十年代起,已经从东北民族史扩大为东北亚民族史,并开始为研究人类文明的理论做准备。九十年代,他撰写了《东北亚民族史研究》、《东北各民族交流史》等专著,达二百万字。主编了《中国北方人物传记》七卷(二百余万字),主编资料《中国考古继承》,《中国民族研究继承》等(数亿字),发表论文百余篇。

  为了互相交流学术信息和观点,父亲从80年代起每年都要自费参加五六次学术会议。后来,为了更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感觉到应当自己召开会议。于是1982年末,父亲便开始张罗召开东北各族社会性质学术讨论会,会议收效很大。从此,便从工作出发陆续召开了诸如东北民族源流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东北考古人类学座谈会、东北考古文化族属讨论会、东北民族历史考古资料信息座谈会等会议。通过讨论,交流了学术思想和心得体会。

  1991年,父亲到了退休年龄,很多人退休后过上了颐养天年的生活,但他却认为是新长征的起点,和几个朋友带领我们创建了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不靠国家拨款,完全自筹资金。出版了几千万字的学术著作、上亿字的考古资料,人员最多时达到300多人。1997年,父亲被辽宁省政府聘任为辽宁省文史馆员,多次参加省政府及文史馆组织的活动。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韩国出版社的盗版,使书籍销售大受影响,致使负债达到了数百万元,濒临破产,甚至被告上法庭,朋友们也纷纷撤资离去。哥哥挑起了重担,积极帮助和支持父亲,苦苦支撑了十余年,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逐步偿还了债务。

  1996年,父亲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句丽史研究》,开始积极投入对高句丽的研究。他认为,高句丽族不仅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也是朝鲜的古代民族,反对高句丽仅是中国的古代民族的观点。为此,他被孤立、被批判,甚至有人说他被收买。在极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屈服,没有动摇,写出了一篇篇有理有据的文章和著作,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和领导的理解和认同。在这场论争中,他身心俱疲。加之爱妻病逝,他脆弱的心脏终于不堪重负,发生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生命垂危。经抢救,安装了7个支架,病情才得以控制。不久,又发现得了青光眼、白内障,2005年右眼失明,2007年左眼剩下不到0。1的视力。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对父亲来说,研究就是他的生命,他要和生命赛跑。

  2004年末,父亲认为高句丽问题基本平定,便将主要精力转入早已准备上马的文明论研究。他不顾患重病的身体,日夜苦干,数易其稿,2007年终于完成了60万字的《文明论——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前景》一书,2010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文明理论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文明理论的著作。父亲在该书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资料证明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文明正在不断地战胜不文明的行为和制度,证明了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光明的。他提出了信息时代是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批判了一些对人类文明前途失去信心的错误观点。该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和重视,被人民出版社收入人民联盟文库,于2011年再版。

  父亲一生虽历尽坎坷,长处逆境,身患重病,他却坚持撰写和主编了三十余本著作,著书千余万字。已出版二十余种。在他临去世前,还刚刚出版了《东北历史地理》(上、下卷)(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俯仰集——孙进己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还有《世界文明史论》四卷本,辽宁省教育出版社待出版。

  父亲生前曾多次和我开玩笑,说:“我的研究成就,只有你最了解,你跟着我东奔西跑二十几年,我的研究领域你都参与了,都能了解。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不要让我的研究随着我的去世而完结,你要帮我整理出来,这是我一辈子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可以留给后人做参考,至少对你是很有帮助的。不要让我的心血白费,否则我死不瞑目。”每每我都回答:“我才不管呢,要总结你自己总结。”可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临了。我真的要总结父亲一生的学术成就了,仔细回想,发现我的成长、我的研究都深深地烙下了父亲的印记,他的研究领域中都有我跟随的足迹,作为女儿、作为学生、作为同行……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北民族史

  东北民族史是父亲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成果也较多。父亲曾多次总结四十年来研究东北民族史的成就与体会,认为研究东北民族史,基本做法是从一个族的历史中发现一些具有理论性的问题,总结出一些规律,然后应用到其他民族史中加以检验,符合的进一步推广,不符合的修正后再检验。这些体会主要发表在《东北亚民族史论》的前言和小传、《东北民族史研究》(一)的前言中及1998年访日时在东洋文库的演讲稿(发表于《民族研究》1999年5期),后多次修改,以《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为题发表于《东北史地》2012年5、6期。

  二、北方民族史

  父亲研究北方民族史,最初并非为拓宽新领域,实际上只是从东北民族史中分出来本应属于北方民族史的部分。首先,提出陕甘宁青新及其北部应属西北民族史,不应列入北方民族史中。其次,确定了过去有些人认为蒙古才独立几十年,它只有近代史,没有古代史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既然承认蒙古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就应承认它有权继承蒙古国土地范围内古代的历史。其划分范围就是现今蒙古国的领土,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属它的历史。同样,作为中国北方的民族史,也应是这些民族活动在中国北方时及活动在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当它们离开中国北方范围和在中国北方以外的活动就不应列入中国北方民族史。因此,认为匈奴、鲜卑、乌桓、回纥、蒙古的历史并非全都属中国北方民族史,只应研究和撰写其中有关的部分和有关的时间。这样,就大致确定了他的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范围。这和过去一些对北方民族史的划分就有很大的区别。同时,父亲又发现过去长期把我国北方的汉族史划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之外是不妥当的,汉族实际上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不仅在长城以南,在长城以外也有着悠久的活动历史。所以,应该把长城以北的汉族及其先人的历史作为中国北方民族史的重要部分写进去,而且重点写北方汉族和其他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北方民族史。

  另一个重要的认识,是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北方各族的融合过程。父亲认为北方民族史不是一个又一个孤立的民族,而是众多民族不断混合和融合的历史。这里主要是草原上各族的融合,但也有草原上各族与汉族的融合,正是这些融合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作了准备。

  通过研究,父亲对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游牧民族完全能够进入文明社会,北方民族的历史也完全证实了这点。但由于畜牧经济的特点,一块土地所能容纳的人口有限,因此要进一步发展就受到限制。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殖,他们就必然分出一批又一批人向农业地区迁移,这通常是他们中的先进部分。这部分人迁入农业地区后,很快和其他族融合,并进入了更高的文明。而余留下的部分则又在比较原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样似乎畜牧民族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但实际却不然,他们一批又一批把其先进部分送入了农业地区,他们也是在不断发展中。这些北方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通过对北方民族史的综合研究才能认识。父亲一直想对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互相矛盾、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研究,认为这是世界民族史、文明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其中有很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探讨。希望我能够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帮他收集资料,协助他进行研究,可惜我一直忙于自己的课题研究,一拖再拖,使他的想法无法付诸实现。

  三、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父亲曾经担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理事长,主要研究契丹史和女真史。1986年,他曾和几位同志合写了一本《女真史》,也算国内第一本女真史专著吧。在女真史中,父亲提出了肃慎、挹娄、勿吉只是当时一个部落的名称,但都被作为当时许多部落组成的一个大族系的名称,不能把肃慎、挹娄、勿吉、女真都看做一个民族一脉相承,实际上他们由许多小的族系组成,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分布地域。父亲写的契丹史原来是他写的《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分,2000年抽出来印了一些抽印本。在契丹史研究中,父亲探讨了契丹氏族胞族部落的发展史,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混乱,指出了契丹人的婚制是胞族(萧和耶律)外婚制,不是氏族外婚制,同胞族的氏族不婚配,只有异胞族的氏族才相婚;契丹族的部落都由两个胞族组成,互为婚姻,但不同部落的氏族只要不同胞族也可互为婚姻,并把契丹族部落的演变理出了一个头绪。

  父亲虽然主要研究契丹史、女真史,但也不等于说他不研究辽史、金史,因为要研究辽代、金代的契丹族和女真族,就不能不研究辽史、金史,同时还要研究辽代、金代的汉族、奚族、渤海族、室韦、阻卜、蒙古、胡里改。这样实际上父亲比许多研究辽史、金史的人研究范围更广,因为他研究的是辽代、金代各族人民的历史,而不是仅研究辽代、金代某一民族。

  正由于父亲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因此先后提出了两大理论观点,被认为是两个巨大理论突破。

  其一,是他在1983年提出了应把辽、金史和契丹史、女真史区别开来。

  辽史、金史是断代史,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各族人民的历史,不仅是契丹史、女真史;而女真史、契丹史是民族史。要研究这两个民族从形成到消亡的全部历史又不局限于辽代和金代,这对改变过去把辽史当做契丹史、金史当做女真史疏误是一个进步。

  其二,是他在2004年又提出了要把辽史、金史放在中华各族总的历史中来研究。

  不能把辽史、金史看做仅是契丹国家、女真国家的历史,更不能把辽史、金史看做中国以外的历史,这样辽史所继承的应是唐代各族的历史,而不仅是辽以前契丹族的历史,它的接替也不是西辽,而是金、元、明、清。而金史同样继承的不仅是金以前女真族的历史,而是继承了辽、宋各族的历史,承接它的不仅是女真族,而主要是元、明、清。同时又提出了辽史不能主要写辽代契丹族的历史,而应写辽代各族人民的历史,金史不能仅写金代女真族的历史,而要写金代各族人民的历史。而汉族的历史都应在辽史、金史中占主要地位,因为辽史、金史主要统治的人民多数是汉族。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父亲认为过去的辽史、金史理论上体系上都存在问题,决定要重写一部辽史和金史。但因身体原因和研究重点的转移,希望能够由我来完成,但我却因研究领域的改变,而没有答应,他一直很遗憾。

  四、高句丽史研究

  父亲对高句丽史发生兴趣是在他研究东北民族史前,他经常跟我讲起:那是1955年,一次教师讲课讲到隋唐侵高丽,当时他就非常疑惑,辽东地区自古是中国的地方,隋唐征辽东的高丽,怎么能说是侵略呢?就在课堂讨论中挺身而出与同学辩论。60年代开始研究东北民族史后看了一些资料,就更加坚定地认为高句丽不能单纯说成是朝鲜的,至少其前半期和在中国的部分始终是中国的民族。但1978年他撰写的东北民族史送审时,民族所一位专家却批评他把高句丽这一朝鲜民族写成东北史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他坚定地认为他的认识是正确的,并以此请教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也认同了他的观点。

  1996年,父亲就此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得到中央某位领导批示,国务院各部委参考。1998年,父亲又就当时宣传中往往都把高句丽说成是朝鲜的,而在研究中却又限制发表出版,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领导,认为“研究有禁区,宣传无纪律”这种状况不正常,得到了胡锦涛等几位中央领导的批示,并让他和中国社科院某同志共同为中央外宣办制定一个高句丽对外宣传口径。

  父亲打算在国内外对他的误会消除后把我们所写的高句丽的研究系列多卷本出版,这在当时误会的气氛下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这一系列中对高句丽史的研究还是有很多新看法的。如对高句丽的起源既不同意所谓商人论,也不同意仅为貊人说,认为是貊、夷、汉三者联合组成,而以貊为主体,对高句丽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首次作了科学阐明。对高句丽历史地理也提出了一系列和现行通说不同之处,对高句丽民族的流向也作了具体分析,认定大部分入中国各族,小部分入朝鲜各族等。可惜到他去世,这些书也未能出版,这是他的一大憾事。

  从跟随父亲研究高句丽历史的这些年,我认识到一点,探索真理难,但要坚持真理更难,必须有决心付出代价,才有可能坚持到底。

  五、东北亚民族史

  父亲研究东北亚民族史开始于1990年。他当时的想法,要研究清楚东北民族史就不能不弄清周边民族,而且东北亚有些国家的民族本来和我国的一些民族是同一民族,史不过分居两国而已。因此这一研究扩展不仅是必要,而且再多也并不难,并不要求他的知识结构有较大的变动。因此,1990年他向辽宁社科院申报了此项目,并被列为院重点项目。但不久他就从辽宁社科院退休了,在他创建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后,这一项目就带到了中心,进一步分为三个课题:《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东北亚民族史》、《东北亚民族关系史》。

  《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是父亲1994年完成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书八十万字,分七编,探讨了民族形成、民族源流、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史体例等。这是他1985年为完成《东北民族关系史》写的概论,约20万字,后来这些书未出,父亲便改名为《东北民族史通论》,曾作为课程办了一个研究班,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些理论文章。这次汇编到一起,又分别用东北亚各族的史实进一步补充,并增加了一些东北亚各族史中的应用之文,这些理论形成了这部书。这本书的理论基本上是从东北民族史中总结出来的,再用东北亚民族来检验补充,在各方面都在理论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新看法。中间曾因高句丽史研究中断了八年,直到21世纪才正式继续东北亚民族史的研究。父亲首先致力于东北亚民族关系史理论的研究,从东亚朝贡体系和东亚文化圈两头着手,最后形成了三个阶段的基本体系,即东亚朝贡体系、东亚殖民体系、东亚文化圈这两个时期的三个类型及其基本特点。已先后积累了近十万字,打算以此为基础写一本东亚民族关系史的理论研究。

  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父亲所从事的历史上政权、民族归属理论研究,逐渐取得了最终结论,为指导东北亚各族史奠定了基础。否则一直陷于历史上许多民族政权的归属难定其历史结论。有些历史上曾属中国而现今不属中国的民族,是否能写入东北亚各国民族史,现在总算有了定论:历史现行疆域,归哪国就写入哪国历史。这样,2004年父亲和我合写了《韩国朝鲜国民族史》,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但因书名问题与评审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未能出版。这也是他的一大憾事。

  在跟随父亲研究东北亚民族史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东北亚各国现在大都已成为单一民族国家,但在历史上它们也是由多民族组成,是在历史发展中,各族逐渐合成为单一民族。父亲关于东北亚各族史的研究,也证明了东北亚各族之间不可分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六、中国民族史

  父亲本不想研究中国民族史,因为他感到很多资料都是他不熟悉的,而且研究中国民族史有成就的人也大有人在。但1997年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从原属沈阳社会科学院改为直隶市委宣传部后,一次市委宣传部长刘迎初同志和父亲谈论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的未来科研规划时,提出:你们应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这在当前有重要意义。他让父亲报个计划,并当即把市委宣传部的理论处长找来,让他到各方面争取一下,拔个几万元给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研究经费。

  回来后,父亲考虑再三,要一下子从研究东北民族史跳到中国民族史难度很大。于是采取了一个取巧的办法,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共同来研究。他分别向田继周、林干、张博泉、尤中等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分别就本地区写一篇关于本地区民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过程的文章,很快他们就都回信同意撰稿。父亲自己也就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写了两篇稿。不到半年,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形成了。

  父亲的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史学集刊》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如下问题:

  其一,何谓中华民族。他认为,要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来说显然尚未形成,因为目前我国还有56个民族;要把中华民族看做汉族,虽然汉族目前已占全国人口90%以上,可以称为国族,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7%~8%,总数也在一亿以上,把他们列入中华民族以外,显然不当。因此,只能把中华民族看做中国各族的总称。所谓“多元一体”,应解释为“一体”是指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多元”是指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许多民族。但也可以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式形成中的民族。因为历史上许多民族已经融合为一,今天的许多民族也正在不断融合中。这样,中华民族逐步就成为一个多源一体的中国国族,到时中华民族已形成为一体,而其他各族就都成为中华统一民族的多源,但不再是“多元”了。并依据这一认识,探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分期。大体上分为五期,先秦以前是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秦汉至魏晋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隋唐至辽金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明清至中华民国是第三次大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入第四次大融合。今天的汉族并非都是华夏子孙,已经融进了许多非华夏子孙。并探讨了融合的多种形式,有其他民族融入汉族,汉族融入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互相融合等。

  同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这个概念是在逐步发展的,不断从小到大。不能认为中国自古到今就一直是这样大,它不断加入进新的民族,中国各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是个逐渐的变化过程,一批又一批民族都加入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提出这些民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加入中华民族是两个过程,各个民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然后经过一个时期逐渐融合为一。而随着中国的主体民族逐渐扩大,又扩展吸收了新的民族。这样两个过程互相促进,逐步形成了今天这一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庞大的中华民族核心,这并非某一个朝代某个帝王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我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父亲还涉及了两个课题:一是中国国史范围的研究和历史上中国范围的研究。这个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争论不休,当以白寿彝先生的观点取得了胜利,认为应以今天中国疆域为划定范围。但长期受到一些同志的责难,认为今天的范围是历史上的归属决定的,单用今天国土为范围,对历史上中国曾经管到的地区不在中国境内的怎么办?因此,父亲曾附和谭其骧先生提出所谓历史上的传统疆域说,并强调要以历史上当时的归属来确定历史上民族和政权的归属。在进一步研究中,父亲逐渐认识到是把两个问题弄混了,一个是今天中国国史的范围,这毫无疑问只能用今天国界来定,凡是今天不在国界范围内的就不是今天中国的历史;一是历史上的中国,这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国的管辖范围而定。当时归中国管辖的就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历史,不能把历史上中国曾管到的地方都称做今天中国的历史,它们过去曾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有些后来分出去了,就不再是今天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了。而有些地区当时虽不在当时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中,但以后进入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就也成为今天中国的历史了。并分清今天中国的历史是属于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我国的主权,不容他国侵占。而历史上的中国现今已在别国领土内的部分,就已承认今天别国的主权,我们说历史上曾属于我们。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历史问题,只要超过一百年就与现实政治无关了。并提出以今天中国疆域确定今天中国历史范围的理论依据是继承权,既然合法占有了这块土地及其人民,也就合法地享有了对这块地域及其人民的继承权。

  对以上认识,我认为是父亲总结了以前各位前辈的提法而形成的,可以比较妥善地说明这些问题。

  中国民族史最后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源流。父亲曾在1987年写了一本《东北民族源流》,对东北民族的源流及民族源流的多源多流、主源主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后又陆续研究了我国北方民族的源流、西北民族的源流。父亲一直想再研究南方民族的源流,逐步形成一个对中国民族源流的整体认识。父亲认为,要研究中国民族源流必须要抓住多源多流这个关键,不能把多源多流中的某一源流看做唯一的源流,它仅是主源主流。而要研究主源主流关键在于语言的继承。他从东北亚各民族源流的研究中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某一民族的人数有多少,凡是能把其语言传承下来的就是主源。而其他成分人数再多不能传承自己语言,而接受了别族的语言者就不是这个民族的主源。并以这个标准检验了中国许多民族的源流,基本上都符合,认为如果这一理论标准能最后成立,要说明中国民族源流并不困难。

  七、《文明论》研究

  父亲很早已经开始研究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理论,但当初是把它作为民族形成发展理论来研究的。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的挚友干志耿动员他一同研究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理论时,父亲一度怕干扰了他对民族史的研究,但当他真正开始研究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理论后,才认识到两者实际是同一理论。

  民族是和文明同步形成的,民族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文明的形成,民族是文明的载体,文明的多种类型正是各个不同民族形成的基础。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文明。过去许多学者在研究文明分类时把若干民族结合成的地区或国家作为文明的载体,划分为八大文明。但所谓几大文明就几大文明古国,实际上是指这些地区、这些国家的某一民族,这些文明仅是这些地区和国家某民族的文明。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也只有一个文明,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许多个民族,实际上有许多个文明,而我们只是从其主要民族的文明作为这个国家的文明而已。例如,所谓中国文明实际只是指中国汉族的文明,并不包含中国其他各族的文明。我们所说的地区文明实际上是符合文明的综合体,它们总有文明的共性,但各族文明的个性却大于共性。

  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文明发展过程也是同步的,民族是随着其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而民族的进一步扩大,也正是不同文明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因此,研究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研究世界民族形成发展的理论。父亲改变了过去把两者分割、打算应付一下挚友干志耿就回来搞民族史研究的想法,转而集中全力研究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理论。并把自己长期以来对东北民族史与东北亚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文明理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力争把他从民族史研究中得出的所有理论上升到开创人类文明的理论,又把人类文明的理论放回自己研究的各民族历史中去检验,并作为自己研究民族史的指导。

  因此,父亲研究文明理论,并非放弃他的民族史研究,而是他研究民族史的一个飞跃。父亲一下子从研究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民族史转而扩大为研究全世界的民族史,从研究一些民族的具体历史上升到研究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规律。

  父亲开始文明论研究后,发现自己在文明理论研究上有很多创新。而这些新的突破所以能产生,正是他长期研究民族史的积累所打下的基础。同时也发现由于自己研究了人类文明的现状,对民族史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不想在这里全面介绍父亲在文明论研究中的所有创新,我只想重点介绍与民族史关系极为密切的部分,因为有些基础理论与民族史中间又隔了一层,这里就不提了。如文明论中“文明的载体”一章重点揭示了民族史文明的载体、民族和文明发展的关系,这在文明论研究上是重大创新,在民族史研究上也是重大突破。又在“文明的形成”一章研究了文明形成和民族的关系,这在过去也是无人提出过的,是对文明理论的创新也是对民族史研究的突破。在文明的发展中,他讨论了文明史的分期,揭示了多种形态多种类型文明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正是从民族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它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原来历史分期的理论,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各民族的历史分期。又如文明分类的研究,指出了过去把地区和国家作为文明载体的错误,论述了民族才是文明的载体,提出了以民族来划分文明;对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分类研究,也是在民族史中总结出来的,它补充过去汤因比等研究文明的大家对文明分类中忽视游牧民族的缺点,反过来从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互相矛盾、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过程,对文明发展的理论及民族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对人类文明发展总规律的研究有好几条都是从民族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是前人从未论述过的,而这是总结出来的规律又反过来指导了民族史的研究。而人类文明的前景及走向未来文明的不同道路用何模式也和民族史的研究密切相关,也是从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到丰富,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史研究。

  因此,父亲认为,21世纪初关于文明论的研究对他的民族史研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只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应用这些理论更好地研究民族史,并用民族史的研究进一步检验发展他对文明的研究,以取得重大的创新。

  父亲还想写一部十卷本一百万字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曾经多次和我讨论。父亲认为这是界于《文明史》和各民族史中间的过渡,他试图不分别写各民族的具体历史,而是把各民族历史归纳上升到理论,归纳到人类文明总的发展历史中去反映去阐明。这也将是他文明论中一些基础理论的具体应用,希望这一研究同时促进他对民族史和文明论的研究。但因其中必须研究到一些典型民族的历史,很可能要超出他现有研究的民族范围,涉及一些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史,这会给他带来相当难度,所以一直犹豫该如何构建框架,是否要动笔。

  犹豫再三后,父亲认为自己的身体、视力、精力、年纪已经不允许,决定就一些自己关注的理论问题,着手撰写《世界文明史论》四卷本。现已经完成初稿,交辽宁省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因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父亲一直在修改,春节都没有休息,计划在一个月内修改完成,没想到竟会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了未完的书稿。以前父亲每每和我讨论他的宏伟计划的时候,我总是给他泼冷水,劝他说,您那么大年纪了,有今天没有明天的,计划那么长远,完不成怎么办?他总是笑着敲着我的头说:小坏蛋!哪有你这样不希望爸爸多活几年的女儿?我完不成,还有你呢,你得帮我完成。没想到一语成谶,我想帮着完成,却无从下手,不在父亲身边的这几年,对他的研究虽然关注,却还是知之甚少。但不论怎样我都会努力,决不让父亲死不瞑目。

  八、编印有关民族史的资料

  父亲在多年研究民族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到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有了充足的资料,才能保证研究的速度和质量。他常对我说,过去有些人研究的速度所以较慢,质量较差,就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但过去那种每个研究工作者根据个人选题的需要,独立搜集资料的方法实在是少、慢、差、费,往往很多人为了相近的题目,甚至相同的题目,搜集大致相同的资料,做了不少重复劳动。而资料用后即废弃了,并不能为人所利用。所以他1983年在抚顺召开东北民族源流与分布学术讨论会时,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与会的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也颇有同感,就在会上作了“协作搞好资料,避免重复劳动”的倡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以后父亲就自报奋勇承担起了组织东北学者集体编汇资料的工作,并于1985年在四平召开了东北三省历史、考古、民族、图书、地方志各方面各地区的工作人员的“东北民族、考古、历史、资料信息交流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东北各地区各部门协作编汇资料的设想,成立了东北民族历史、考古资料信息研究会,父亲被推为常务副理事长,开始主持协作编汇资料的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编印了三千万字的《北方史地资料》,参与此项工作的有东北近百名学者。

  同时,父亲还在邗江古籍印刷厂周光培及辽沈书社郭守信的支持和参与下,编印了《东北古史资料丛编》,计划从先秦到明清编十二卷、五百万字,但由于经费所限,仅编成了前八册,印了前四册。

  为组织这些工作,父亲投入了大量劳动,甚至动员了全家都来参与此事,但看到编印出来的资料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就心慰了。

  九十年代初,我们成立了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又重提此事。首先编辑出版《中国考古集成》,先上马了东北卷,没想到仅东北卷就三千多万字,中途经费接续不上,只得靠借高利贷维持,幸得沈阳市委宣传部投资一百万元。出版后又被韩国出版商盗印,堵住了销路,几乎破产。父亲带领我们艰苦奋斗,甚至节衣缩食,总算度过了难关。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华北卷(Ⅰ、Ⅱ)、西北卷(Ⅰ、Ⅱ)、西南卷、华南卷、东南卷(Ⅰ、Ⅱ)、综合卷(Ⅰ、Ⅱ)。这套书共一百几十册,全书总字数三亿字。这一工作后来父亲已不再参与,主要由哥哥孙海、我及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完成。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中南海接见了父亲和我,并提出了此书是一个基本建设。胡锦涛主席参观书展时,也在此书前翻阅了很久,都表明此书的成功。

  我们又编印了《中国民族研究集成》,先编辑出版了《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六册,近八百万字)、《东胡乌桓鲜卑史论著汇编》(12册,1200余万字),还编写了《契丹史论著汇编》、《女真史论著汇编》,但都因财力不足而未能出版。

  九、治学方法上的体会

  父亲于1999年曾在长春一次学术会议上谈了他的一些治学体会,该文有一万多字,发表于《黑土地的古代文明》,此处仅摘选部分,以供参考。

  其一,从微观着手,从宏观着眼。

  任何研究都是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研究的往往仅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某个问题,但各问题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只有把每一个具体问题放在总体历史上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孤立地研究一个具体问题是很难真正研究明白的。我年轻时谭其骧先生和李文信先生都教育我,要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我几十年的实践体会,这确实是真理。

  其二,继承前人成果,避免重复劳动。

  任何研究都不是从我而始,都已是前人研究过的,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就必须在研究之始,了解一下我们研究的问题,前人已研究得怎样?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问题未解决?分歧在哪里?哪些资料前人已用过?哪些资料前人未用过?真正做到了解前人的研究,才能超过前人。对前人成果既不能一笔抹杀,也不能全盘吸收,应该客观地继承其成功处,发现其疏漏处,才能真正前进。

  其三,要区别假说和定论。

  任何研究都是从假说开始,即已有一定证据,但还不足以成为定论,就要逐步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已有的假设,逐步使之成为定论。但必须弄清前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哪些属于假说,哪些属于定论,误把前人的假说视为定论,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前进超越前人;误把自己研究的假说视为定论,也就困住了自己,无法再前进。假说需要进一步检验完善才能成为定论,但也有可能被否定,产生新的更好的假设或定论。有些早已视为定论的,往往实际上还仅是假说,只有分清假说和定论,研究才能不断前进。

  其四,存同求异和求同存异。

  个人研究时要存同求异,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有所前进,学术讨论时却要求同存异,才能有共同语言。这就是说研究中对和前人相同的就不要了,要找出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新见解,而在讨论中却要善于发现和别人的共识,把分歧处留下来自己进一步研究。

  其五,扬长避短和扬长补短。

  人都有长有短,在确定研究题目时必须扬长避短,才能事半而功倍。但从长远发展而言却必须要扬长补短,即从自己的专业确定事业方向。而检查自己的这一专业方向时还有哪些短?要补自己的短,甚至变短为长,才能使自己在研究中不断前进。

  其六,理论和实际结合。

  在这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崇拜前人提出的理论,认为都是不可更改的真理,研究历史时只是历史来证明已存的理论,即使史实不符也只是怀疑史实错了。另一种倾向是否定理论的价值,认为历史并无所谓共同规律,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研究历史只是叙述史实,说明史实。这两种倾向都否定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真正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应该是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分析历史,用历史史实来检验过去的理论,对检验后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对检验中证明已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则加以修订提出新的理论,然后再用历史史实检验新的理论,形成更符合史实的理论。

  其七,历史和现实结合。

  这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说明过去,而且要用说明过去来揭示未来指导现实。目前我们大多数人对历史的研究只做到了前者,而未做到后者。同时历史为现实服务还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为现实借鉴,树立历史上正反形象来教育人民。总之,只有历史能真正做到为现实服务,我们的历史研究才有出路,而民族史的研究更承担着为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团结稳定服务的任务。我在这方面过去也做得很不够,近年开始注意,但仍不够,希望在晚年能做出些成绩来。

  父亲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民族史研究和文明理论研究。我一直以为自己最了解父亲,最了解他的学术研究,可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还是太少,他的学术思想、学术体系、理论框架我都还只是略知皮毛而已。他的逝世,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我的巨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治学态度和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父亲的信念是非常执着的,他要为历史研究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的格言是: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父亲离开了,带着他未完成的事业离开了,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会分享我喜怒哀乐的人了,再也没有那个会在清晨打电话提醒我不吃早餐会变笨的人了,再也没有那个会在我晚归的时候打电话陪我走夜路的人了,再也没有那个无论何时都可以打电话讨论学术问题的人了,再也没有那个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和我讨论宏伟计划的人了,再也没有那个最宠我、最爱我的人了……(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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