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自传》之二：我的幼年
2023-08-13 11:45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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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本村当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曾被区政府抽调参加土改工作队，长达半年。我们村的儿童团有40多青少年，有的还发了枪支，多数用的是扎枪。参加土改，斗恶霸。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老河土区政府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我也去参加。会上决定各村武装队长随区武工队北撤内蒙边境，其他干部留原地坚持斗争。我因年小被留在村里。
我在弟兄姊妹7人中（当时大姐已出嫁，不计在内），我从小就被家人看中，父亲说：“这小子日后定有出息”，于是精心培养。在离家前的日子里，两位长兄提早下田劳作，集中供我1人读书。就是节假日和星期天也不必由我去耕田，推碾子压面。当时父亲规定别人不得留长头发（分头），唯我例外，可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据说这才像先生的样子。其实当时的街坊和家人已经把我称作“先生”了。我也经常以此而沾沾自喜。
喜极生悲。5岁那年，一日随同邻居孩童在自家院中戏耍。院中摆放几口大缸，里面装有水，水里拌着猪食糠。在捉迷藏时躲躲闪闪，我一不慎竟然掉入那猪食缸中。头在糠水里，两支脚露在外面。口被糠水堵住，喊不出，挣不脱。其他孩童们慌忙去找大人，可是大人们正在田间劳作。正在危机时，有街坊刘姓表哥拾粪从门前经过。他急忙把我从缸中捞出。那时的我，只见满脸铁青，呼吸断绝。也是我寿不到期，过一时我忽然长出一口长气，又慢慢醒来。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次生命。
我7岁那年，在阜新市新邱矿大岗岗小学开始读书。这是一所由日本人开办的学校，老师是日本人。由于班数不多，学生较少，采取复试教学。同一间教室内，前半区坐着是一年级学生，后半区是三年级学生。在一年级学生中，我的格头最高，因此我的后排就是三年级学生。开学第一堂课，日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文“卜”字，问谁认得，这犹如入学考试。
这时我的后排高年级学生偷偷地撮我的后背，告诉我说：“念“套”，当“和”讲。于是我就举起手来做了回答。日本老师听了非常高兴。当堂对大家说：“他的，级长的当”。从此我就当上了一级之长。每天作操时我喊：“米给米给，马耶斯贝……”，上课时我喊：“刻勒斯，恰巴斯刻……”。说也巧，在后来的学生生活中，以至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都当上了大小不同的干部。每天全体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参拜“天照大神”，背诵《建国宣言》。
大岗岗学校紧靠一座大庙。这庙事十分兴旺，每日里香烟缭绕，尤其是到了“庙会”的日子，牛头鬼面跳起没完，那长长的叫不出名称的管乐，奏出别一般的音响。那四村八舍的乡民，还有那闲班的矿工，扶老携幼齐聚在庙前广场上。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卖果子的，耍戏法的，热闹非凡。我们这些学生往往背着老师，放下书本也去看热闹。一旦被老师发现，就只好对着太阳站立在操场上，一站就是两个钟头，满脸是水洙。
日本学校即学日语又学汉文，还有自然、体育等课程。所有内容现在已经全然没有记忆了。只记得每学期学生们都要集中到中心校去考日语。按规定的标准，按期公布日语等级。我考试最好时成绩达到日语三级。在学生的活动中，有一项是必须参加的，那就是“勤劳俸士”。进行活动时，学校发给衣帽服装。帽子上印有“勤劳俸士”字样。定期列队到指定场所从事劳动。我在日本学校念了3年书，初懂了日文和日语。34年后的1978年，我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时考日语，没经复习，一踏进考场，就考了个62分，得到“外语合格证书”。
日本人给了我一个级长当，但他们也曾把我抓进了警察署，并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有一天，从大岗岗小学放学回家，走在途中有些累，我坐在矿山铁道上休息。顺手就往铁轨上摆石子玩。摆了一行又一行，然后起身就走。走出不远，就有3个日本警察追赶上来，他们把我抓到新邱警察署。7岁儿童，那经得起两面开光的大嘴巴，只见鲜血从嘴角纷纷流出，我几乎昏倒在地。他们说我“破坏矿山”。究竟如何处置，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谁也说不清。还是我的舅舅救了我。他在新邱的街市上开了一个杂货店。那年头开买卖，身后都有警察作支撑。于是由舅舅出面，拿着几包烟，请那个警察把我取了出来。我逃过了一场大难。
然而灾难并没有离开我的家，一场瘟疫又降临了。这瘟疫名叫“霍痢拉”，我家所住的新邱东部矿工住宅，每天都有一些人家用炕席往野外送人。日本警备队和警察队，对这里的住宅进行封锁，不得出入。有的还没等咽完最后一口气，就被强行拖走。我家的人也被传染上这种病，其中我的最小的妹妹玉兰最重。母亲孩子多，自己也有病，于是家人就有意把病中的玉兰妹妹送给他人。可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决不撒手。也是上帝有眼，全家人在死亡堆中逃生出来。
祖国光复，矿山停产，学校停课。哥哥没了工作，我没了学校。全家人没了生活来源。于是妈妈开始烙韭菜盒子，父亲上街去买。我到新邱露天煤矿坑下去偷煤。小小年纪背上一篓煤炭，趴上层层盘道，来到集市上去换几斤大葱。就这样维持着生活。
苦难中想起了老家，那里有房产，有土地，有家族，容易活下去。于是我家离开新邱煤矿，我告别了大岗岗，告别了日本人，也远离了那个警察署，随着家人返回故乡。那是1945年9月的事。
当时社会正乱，故乡土匪不断。规模最大的一股是孙柏英土匪马队。忽一天，消息传来，土匪马队就要进村。当时我所住的村，已经成立了农民会。但是没有武装民兵。农民会号召村民携带扎枪、刀棍出村迎敌。我也拿着木棍跟随村民来到南山。大家爬在山岗上，摆出用枪射击的姿势。只见土匪马队从南村急驰而来，相距不到二里。
这时村民们纷纷逃回自己的家。土匪进得村庄以后，直奔迟姓地主大院而去，把个大院团团围住。迟姓地主，掌门人名叫迟振廷，外号迟老品。在本村是头号财主，家有土地几百亩，雇长工几十人。院墙四周修有炮楼，专职炮手10多人。土匪与炮手双方开了火，枪声急促。约激战两小时，土匪没有攻破地主堡垒，自动撤去。事后从本村佟姓专治“红伤”郎方那里得知，土匪受伤1人。人们议论说，这是一帮“杀富济贫”的队伍。其实“杀富”是真的，“济贫”倒没看见。
迟老品“抗敌”胜利后，腰板更加硬朗起来。后来在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双方“拉锯”时期，每逢八路军撤走之后，他都要在大街上公开喊叫说：“国军就要回来，那些分了我家财产的人，都要按数给我退了回来，一点都不能少。”狂妄的结果是自己倒霉。后来农民会开了斗争会，把他游了街，他家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
当时家乡没有官学。父亲就把我送进由我族兄开办的私塾馆。每月给老师100捆秫秸，1斗米。自带饭桌当书桌。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锦繍文章》（文选）和大小楷。这3年的苦读，我伴随着戒尺（板子）声，学识见长。开始懂得“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己所不欲，勿斯于人”“庸乎平，道乎存”的道理。这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今那篇刘禹熙的《漏室铭》，我背诵如流。我的毛笔字基础也是那时打下的。
后来有了官学。1948年我到距家10里的泡子镇去读书。由于当时的教育还没有走上正轨，老师们凭着自己的经验自选教材去教。我每天寄住在离学校五里的杜家店姨娘家。读了不到一年，我的家乡有了官学，于是我又转学到距家8里的老河土中心小学去读书。这里的教育开始正规起来，教师的水平也较高。家还是困难，读书是住宿的，我只有1个被，没有褥子，晚间睡眠，这被即用来盖，又用来铺，当时不懂得什么是苦。1948年冬，我在老河土中心小学参加了共青团。当时的团组织还没公开，入团仪式是在一个农家深夜里进行的。
“辽西战役”在我的家乡打响了。1948年10月中旬，廖耀湘所率领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五十师，在师长杨温尚的率领下，攻下彰武之后，西进到我的家乡岗石营子村。他们是路过，准备攻打新立屯，然后奔义县，解救被围困的锦州范汉杰。
当时我在本村当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曾被区政府抽调参加土改工作队，长达半年。我们村的儿童团有40多青少年，有的还发了枪支，多数用的是扎枪。参加土改，斗恶霸。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老河土区政府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我也去参加。会上决定各村武装队长随区武工队北撤内蒙边境，其他干部留原地坚持斗争。我因年小被留在村里。
国党进村后，到处搜查干部。我的亲大舅住桃环不力格村，距岗石村5里。时任村财粮助理。国民党把他抓住后，就把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条条地压在他身上，一直断气完了。临村岳家洼子有4位村干部被枪毙。当时空气恐怖得很。我家住的是一个营长，屋内外铺满柴草，大家去住。院子里架起大锅，做的是高粮米饭，大锅炖白菜、辣椒。
我当时躲藏在我家后院的秫楷垛中，7天7夜没敢走出。妈妈每日里偷偷地给我送饭。国民党兵走后，我从秫秸垛中走出，已是周身发软，四肢无力，幸免一死。（待续）
喜极生悲。5岁那年，一日随同邻居孩童在自家院中戏耍。院中摆放几口大缸，里面装有水，水里拌着猪食糠。在捉迷藏时躲躲闪闪，我一不慎竟然掉入那猪食缸中。头在糠水里，两支脚露在外面。口被糠水堵住，喊不出，挣不脱。其他孩童们慌忙去找大人，可是大人们正在田间劳作。正在危机时，有街坊刘姓表哥拾粪从门前经过。他急忙把我从缸中捞出。那时的我，只见满脸铁青，呼吸断绝。也是我寿不到期，过一时我忽然长出一口长气，又慢慢醒来。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次生命。
我7岁那年，在阜新市新邱矿大岗岗小学开始读书。这是一所由日本人开办的学校，老师是日本人。由于班数不多，学生较少，采取复试教学。同一间教室内，前半区坐着是一年级学生，后半区是三年级学生。在一年级学生中，我的格头最高，因此我的后排就是三年级学生。开学第一堂课，日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文“卜”字，问谁认得，这犹如入学考试。
这时我的后排高年级学生偷偷地撮我的后背，告诉我说：“念“套”，当“和”讲。于是我就举起手来做了回答。日本老师听了非常高兴。当堂对大家说：“他的，级长的当”。从此我就当上了一级之长。每天作操时我喊：“米给米给，马耶斯贝……”，上课时我喊：“刻勒斯，恰巴斯刻……”。说也巧，在后来的学生生活中，以至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都当上了大小不同的干部。每天全体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参拜“天照大神”，背诵《建国宣言》。
大岗岗学校紧靠一座大庙。这庙事十分兴旺，每日里香烟缭绕，尤其是到了“庙会”的日子，牛头鬼面跳起没完，那长长的叫不出名称的管乐，奏出别一般的音响。那四村八舍的乡民，还有那闲班的矿工，扶老携幼齐聚在庙前广场上。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卖果子的，耍戏法的，热闹非凡。我们这些学生往往背着老师，放下书本也去看热闹。一旦被老师发现，就只好对着太阳站立在操场上，一站就是两个钟头，满脸是水洙。
日本学校即学日语又学汉文，还有自然、体育等课程。所有内容现在已经全然没有记忆了。只记得每学期学生们都要集中到中心校去考日语。按规定的标准，按期公布日语等级。我考试最好时成绩达到日语三级。在学生的活动中，有一项是必须参加的，那就是“勤劳俸士”。进行活动时，学校发给衣帽服装。帽子上印有“勤劳俸士”字样。定期列队到指定场所从事劳动。我在日本学校念了3年书，初懂了日文和日语。34年后的1978年，我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时考日语，没经复习，一踏进考场，就考了个62分，得到“外语合格证书”。
日本人给了我一个级长当，但他们也曾把我抓进了警察署，并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有一天，从大岗岗小学放学回家，走在途中有些累，我坐在矿山铁道上休息。顺手就往铁轨上摆石子玩。摆了一行又一行，然后起身就走。走出不远，就有3个日本警察追赶上来，他们把我抓到新邱警察署。7岁儿童，那经得起两面开光的大嘴巴，只见鲜血从嘴角纷纷流出，我几乎昏倒在地。他们说我“破坏矿山”。究竟如何处置，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谁也说不清。还是我的舅舅救了我。他在新邱的街市上开了一个杂货店。那年头开买卖，身后都有警察作支撑。于是由舅舅出面，拿着几包烟，请那个警察把我取了出来。我逃过了一场大难。
然而灾难并没有离开我的家，一场瘟疫又降临了。这瘟疫名叫“霍痢拉”，我家所住的新邱东部矿工住宅，每天都有一些人家用炕席往野外送人。日本警备队和警察队，对这里的住宅进行封锁，不得出入。有的还没等咽完最后一口气，就被强行拖走。我家的人也被传染上这种病，其中我的最小的妹妹玉兰最重。母亲孩子多，自己也有病，于是家人就有意把病中的玉兰妹妹送给他人。可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决不撒手。也是上帝有眼，全家人在死亡堆中逃生出来。
祖国光复，矿山停产，学校停课。哥哥没了工作，我没了学校。全家人没了生活来源。于是妈妈开始烙韭菜盒子，父亲上街去买。我到新邱露天煤矿坑下去偷煤。小小年纪背上一篓煤炭，趴上层层盘道，来到集市上去换几斤大葱。就这样维持着生活。
苦难中想起了老家，那里有房产，有土地，有家族，容易活下去。于是我家离开新邱煤矿，我告别了大岗岗，告别了日本人，也远离了那个警察署，随着家人返回故乡。那是1945年9月的事。
当时社会正乱，故乡土匪不断。规模最大的一股是孙柏英土匪马队。忽一天，消息传来，土匪马队就要进村。当时我所住的村，已经成立了农民会。但是没有武装民兵。农民会号召村民携带扎枪、刀棍出村迎敌。我也拿着木棍跟随村民来到南山。大家爬在山岗上，摆出用枪射击的姿势。只见土匪马队从南村急驰而来，相距不到二里。
这时村民们纷纷逃回自己的家。土匪进得村庄以后，直奔迟姓地主大院而去，把个大院团团围住。迟姓地主，掌门人名叫迟振廷，外号迟老品。在本村是头号财主，家有土地几百亩，雇长工几十人。院墙四周修有炮楼，专职炮手10多人。土匪与炮手双方开了火，枪声急促。约激战两小时，土匪没有攻破地主堡垒，自动撤去。事后从本村佟姓专治“红伤”郎方那里得知，土匪受伤1人。人们议论说，这是一帮“杀富济贫”的队伍。其实“杀富”是真的，“济贫”倒没看见。
迟老品“抗敌”胜利后，腰板更加硬朗起来。后来在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双方“拉锯”时期，每逢八路军撤走之后，他都要在大街上公开喊叫说：“国军就要回来，那些分了我家财产的人，都要按数给我退了回来，一点都不能少。”狂妄的结果是自己倒霉。后来农民会开了斗争会，把他游了街，他家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
当时家乡没有官学。父亲就把我送进由我族兄开办的私塾馆。每月给老师100捆秫秸，1斗米。自带饭桌当书桌。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锦繍文章》（文选）和大小楷。这3年的苦读，我伴随着戒尺（板子）声，学识见长。开始懂得“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己所不欲，勿斯于人”“庸乎平，道乎存”的道理。这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今那篇刘禹熙的《漏室铭》，我背诵如流。我的毛笔字基础也是那时打下的。
后来有了官学。1948年我到距家10里的泡子镇去读书。由于当时的教育还没有走上正轨，老师们凭着自己的经验自选教材去教。我每天寄住在离学校五里的杜家店姨娘家。读了不到一年，我的家乡有了官学，于是我又转学到距家8里的老河土中心小学去读书。这里的教育开始正规起来，教师的水平也较高。家还是困难，读书是住宿的，我只有1个被，没有褥子，晚间睡眠，这被即用来盖，又用来铺，当时不懂得什么是苦。1948年冬，我在老河土中心小学参加了共青团。当时的团组织还没公开，入团仪式是在一个农家深夜里进行的。
“辽西战役”在我的家乡打响了。1948年10月中旬，廖耀湘所率领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五十师，在师长杨温尚的率领下，攻下彰武之后，西进到我的家乡岗石营子村。他们是路过，准备攻打新立屯，然后奔义县，解救被围困的锦州范汉杰。
当时我在本村当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曾被区政府抽调参加土改工作队，长达半年。我们村的儿童团有40多青少年，有的还发了枪支，多数用的是扎枪。参加土改，斗恶霸。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老河土区政府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我也去参加。会上决定各村武装队长随区武工队北撤内蒙边境，其他干部留原地坚持斗争。我因年小被留在村里。
国党进村后，到处搜查干部。我的亲大舅住桃环不力格村，距岗石村5里。时任村财粮助理。国民党把他抓住后，就把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条条地压在他身上，一直断气完了。临村岳家洼子有4位村干部被枪毙。当时空气恐怖得很。我家住的是一个营长，屋内外铺满柴草，大家去住。院子里架起大锅，做的是高粮米饭，大锅炖白菜、辣椒。
我当时躲藏在我家后院的秫楷垛中，7天7夜没敢走出。妈妈每日里偷偷地给我送饭。国民党兵走后，我从秫秸垛中走出，已是周身发软，四肢无力，幸免一死。（待续）
该文章所属专题：赵广庆专栏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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