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专栏

《赵广庆自传》之八：在文化局

2023-09-24 11:51 抚顺七千年赵广庆 2435

与我同去的还有市委宣传部长李惠，我们俩个人同住在社员的大炕上。他曾仔细地向我讲述过他的经历。我得知他14岁参军进入“星火剧社”。“五、一”大扫荡时他在麦地里爬了七天七夜。后来他当过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直抵海南。转业后到国家交通部，又调抚顺“辽新汽车厂”，任厂长。又后来历任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等职。

骆志超死后，我又去抚顺县安家乡抗大村去蹲点。抗大村也是市宣传口的对口单位。与我同去的有[抚顺日报]的李世栋，文化局的李学仁。三人小组，我是组长。抗大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宝军，她是抚顺的“名人”，身上挂满了各种光环。工作组的任务是“学大寨”。一年后返回单位。

与我同去的还有市委宣传部长李惠，我们俩个人同住在社员的大炕上。他曾仔细地向我讲述过他的经历。我得知他14岁参军进入“星火剧社”。“五、一”大扫荡时他在麦地里爬了七天七夜。后来他当过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直抵海南。转业后到国家交通部，又调抚顺“辽新汽车厂”，任厂长。又后来历任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等职。

我们在炕上的话，越唠越多，说来说去说到了市文化局，他说那个班子怎么软，队伍怎么乱，今后怎么办等等。我听了很糊涂。当时我是宣传处副处长，我管宣传，不管文化，对我讲这些有什么用，我不解他的真意。

不几天，市要召开“抚顺市文化工作会议”。李惠对我说：“你去参加文化工作会议，帮助他们抓一下会议工作。”在会议期间，我就听到传说，我要到文化局工作，我半信半疑。果然会间市委常委袁惠民、李惠就与我正式谈话，他说经市委研究决定派我到文化局工作。我很愕然，我说我不懂文艺，工作有困难，况且文化系统很乱，团团伙伙，不宜插手。

那“样板戏”剧团，特殊得很，名演员个个“通天”，他们与市领导直接打交道，好话坏话都起作用。那里女同志特多，有花心的女人也不少，许多人因她们而倒下。有人要撵你走，就随便送上一封密告信，组织上就给你装进档案，不清不白，背着一辈子黑锅。我当场托词拒绝了。李会说：“会后我还要去抗大，你也去吧。”

李惠又拉着我回到“抗大”去“学大寨”，实际上是继续作我的思想工作。我们两个人住在李姓人家的火抗上，他对我讲了大量的文化局情况。他说：“文化局的领导班子几乎陷于瘫痪，主要领导常期住院，不能开展工作。文工团乱得很，能上不能下，洋气十足，不能贯彻市委意图，要彻底整顿。”等等。不几天，市委常委袁惠民来到抗大，它代表市委与我正式谈话他说：“经市委研究决定调你到文化局任党委书记、局长。领导班子还要配备一些新人。你要重点抓好文工团的整顿，调出一些不能演戏的老人，选拔一批年龄较小的进行培养。造就一支新的文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安排。我说，我服从市委安排，但有两点请求，一是如果有人写信检举我作风问题，请组织及时调查，不要轻易装进我的档案，二是我要从宣传组带两个人去，刘勇去当局党办主任，刘启良当人事科长。我这两点请求他们当场答应了。

没过几天我就大口吐血，一吐就是半盆。把我送到矿务局医院，确珍为“直气管扩张”，住院治疗。这时唐山发生了地震，那一夜同病室的王某，因患有心赃病，震中死亡。第二天我就带着未痊愈的病体出院回家。

这里还要说说我的家。1970年，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市里时，我把家接到抚顺县温道村居住。同事们劝我把家安顿在市区，其实那时完全可以做到，但我拒绝了。1972年我又把家接到市郊高湾，开始租房，后来自己用旧砖和过了期限的水泥盖了两间房。我是准备常期居住的。当我出任文化局长的时候，更有人主动出面给我办户口，请我去城里住楼房。我又一次拒绝了。我想，我在台上讲，台下舆论纷纷，工作难以开展。一个堂堂大局长住在农村土炕上，上下班坐通勤车，挤来挤去，在当时实属稀有。但我经常以此而自衿。

我从医院回到位于高湾的家时，还在病中，市委组织部就派人来，摧我到文化局去报到。他们说：“见了面，再回来休养。”我只好同往。在文化局的会议室里，我同中层以上干部们见了面。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当众宣布了我的任职。从这天起我就担任了抚顺市文化局长、局党委书记。

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清楚调我到文化局任职的来龙去脉。过了许多年，我看了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郭发于1978年10月25日写的《1974年抚顺市文化局领导班子调整经过》后，才知真情。那材料说：1970年以来，刘思让（时任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和于占鳌（时任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都有病住院，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抓工作，当时文化局工作主要由陶千（副局长）主持。

有一次宣传部党组开会，李惠（时任党组书记、部长）说：“思让同志的病看样子较短时间好不了，文化局工作这么多，没有主要领导不行。”我（指郭发，以下同）说：“让陶千抓不行吗？”李惠说：“他不行，他工作漂浮，不敢负责…”事情暂时放下。接着李惠去了抗大蹲点，机关工作由李继武（副部长、党组成员）主持。

有一天，他在党组会上说：“文化局班子要抓紧调整，把一把手选好……”我说：“陶千不行吗？”李说：“陶千浮，抓全面不行，我看从部里派一位处长去。”我问：“派谁去呀？”李说：“让赵广庆去行不行？”我说：“可以考虑。但我们定不了，需要和李惠商量。”不久，李继武和我还有孙德华一起到后陡村（抗大邻村），派车把李惠接去（因当时赵广庆也在抗大蹲点），又派车把党组成员胡工接来。在这里开了临时党组会。会上李继武说：“文化局领导班子调整，我的意见是否派赵广庆去主持工作。……”在场的孙德华、胡工都表示同意。

李惠说：“在现在的宣传部干部中，广庆是唯一的人选，他是唯一有大学文凭的人，他为人正派，头脑清楚，有能力，我看比较合适这个工作。”会后，由我和李继武一同到市第一医院见刘思让（时任宣传部党组成员、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到矿务局医院见赵维（时任宣传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到干校见刘清辉（时任宣传部党组成员）分别向他们传达了临时党组会意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赵广庆的任职就这样上报到市委，并得到批准，发了任命文件。…

我走马上任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许多人这样说。于是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首先走进来的是局机关那位女“英雄”傅莹，她要申冤要翻案。这是一位大大方方而又能说善辩的女人。她爱人刘思让是我任局长的前任局长。这位局长年事已高（比傅某年长15岁），身体多病，不管大病小病都要住院疗养（遇到难事也住院）。这期间傅某与某电影院经理张某昼夜私混。

有好事者，夜间到她家楼下“蹲坑”。忽一夜，“蹲坑”人，破门而入，把她俩抓个正着，并当场照了像。有凭有据地把这事向市有关部门作了报告。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后来把把张某调出，傅某降了级，记了过。傅某对我说，这是“冤案”，叫我给她去翻案。还有一位曾任话剧剧团副团长，因与本团女演员私通，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免去副团长职务。当时剧团干部、演员集中住在一层楼内（规定每礼拜天回家）。

一日夜里，他正同史姓女演员在他的房间私混，突然闯进一群人来，当场擒住。他来向我陈述说，他有阳萎病，想做事，但没做成。他说：“没做成的事，也犯法吗？”他要向我讨个公道。还有一位是原任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要求入党，他利用她的这种的心里，经常在下班后找她谈话，一谈就是半宿，以许诺的手段与其多次通奸。事发后，被免去党支书职务。他也向我来喊冤。上述这些都是来为自己翻案的。还有检举他人的，有一封签满名字的密告信说：原歌舞团某团长几乎与团内所有女演员都过过夜，不情愿者不能登台演出，更不能演主角。

当时在我的办公桌上，最先堆满的就是这类污七糟八内容的文档。我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旁，暂时不理。使我闹心的是文化界、文艺界的职工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我曾到过位于新抚顺的文化住宅楼了解情况。楼道里堆满了汽油桶，那是用来取暖和烧饭的。我想一旦发生火警，油桶爆炸，全楼报销，我越想越怕。我到新抚影院去考察，刚一踏进正门，就从楼板上掉下一块木板，险些砸破我的脑袋。当时市财政每年拨给专业剧团40万，实际开销50万，没办法堵这个窟窿。还有一件事使我大费心神。几位年轻骨干演员，特别是有位姓徐的女演员，特受观众欢迎，部队指名要调。那时有谁敢向部队说个“不”字。调出后，剧团的演出水平立刻变样。不给不行，给也不行，有谁知道我当这个局长有多么难！

还有更难的事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专业文艺演出团体的整顿。当时正值邓小平再次出山，在全国大搞“整顿“。当时抚顺专业文艺队伍年龄老化，实难适应那种形势，如果不抓紧培养新生力量，很快就会青黄不接。根据这种情况，抚顺市委发出《关于对抚顺专业文艺演出团体进行整顿的通知》，通知规定在现有450名演出人员中，调往国有大型企业130名，招考城市少年（13岁—16岁）80名，用于补充新血液。

在我到任之前，我的前任刘思让按照市委的决定，多次主持召开局党委会，并已提出外调名单，报市委宣传部、组织部。这些都是我上任前的事。刘思让在文化部门工作多年，深知此事异常复杂，又牵涉他个人的团团伙伙，不好动手，因此迟迟不办。他一遇到难题就有病（这大概是当干部的诀窍），这次他又去住院了，一住就是半年多。宣传部在急，市委在火，队伍在乱。于是决定换人，换来的就是我。

我上任后，连续召开局党委会议。我提出文艺团体整顿，不能一刀切，要分批分期进行。骨干不要走，有的可以继续演戏，有的可以留在戏校当老师，教学员。我当时想，我来了，名演员“台柱子”们（尽管年老）全部调出，就要在相当长期时间内不能演出，社会上的人对我怎么想？当时我具体的提出话剧团赵登丰、丁明尺，京剧团的李玉环，乐队的钟长山等一批骨干都要留下，在原拟定调出名单上要留下25人。我带着这个名单到宣传部与部长李惠研究。结果不但没被批准，还批评我“右”。

1975年4月26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由时任的市委书记胡明主持，听取宣传部党组李惠的汇报，我列席会议，在会上我提出原定调出125人，我的意见减少为97人，这些人又分三批调出。接收单位要对这些人做适当安排，一般都要到企业工会作群众文艺工作，有的还要安排合适职务，话剧演员原是干部职称，应加以保留。我的这些建议并没有作研究，就草草散会了。

1975年5月3日，市委在抚顺宾馆召开全市县团级一把手会议。由市委书记胡明主持，我作了《调整方案》说明，市劳动局负责人公布下放人员名单，和分配单位。李惠讲了话。胡明要求各单位要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抓，不得讲困难，要落实好。与会各单位领导都表示拥护市委的决定。

1975年6月14日，参加接待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在参观大伙房水库时，赵问道：“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陪同的一位副书记说：“当年薛礼征东时，曾在这里埋锅做饭，因此叫做大伙房。赵接着说:”这个名字对中朝友好不利”。事后就开始更改名称的大讨论。有较多的与会者主张更名萨尔浒水库，我在几次会上都反对更名。我提出大伙房之名与薛礼征东无关。后来辽宁省水利局采取冷处理办法，拖下来就无人问津了。

不久，我召集局党委会，成立了调整工作组，作了分工。要求把人送到位，逐个安排好。安排后要跟踪调查，对那些安排不当的要调整好。我本人先后深入到石油二厂、发电厂、西露天矿等单位去调查。这期间就发现了一些基层单位，并没有按照市委的要求对下放人员做出合理安排。有的当了输油工，有的当了仺库保管员，有的上了生产第一线。这其中就有话剧的孔明、京剧的李玉环，京剧的小龄童等。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市委和宣传部党组写了报告，提出“演员围着艺术转，不能到第一线”，话剧团演员属干部职称，不能按工人按排的调整建议，具体提出：“凡接收单位对所有下派人员按上述原则做出重新调整。”

与此同时我按照这种精神替市委草拟了文件，一并上报市委和宣传部党组。市委宣传部党组接到我的报告后不但不批，还批评了我，理由是“干部应当工人化”。这就给后来发生的风暴埋下了火种。（关于文化局整顿问题，详见《关于抚顺市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备忘录》）

1976年6月3日，宣传部党组在抚顺日报社召开宣传系统一把手会议，研究当前工作。会上我就文艺队伍整顿问题作了系统发言，我提出：一，整顿的意图是好的，二，安排的方法是不妥的，三，整顿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具体提出市委要立即发出文件，强调一，安排不妥的要重新安排，贯彻“文不离文’已定原则，演员不能去生产第一线，二，安排不了的要调回。三，话剧演员要保留干部职称。我讲完后，李惠大发雷霆，批评我思想右倾，不能理解市委战略意图。

在老演员调出的同时，又开始在全市招收16岁以下的新学员。这件事我责成局党委副书记陈富有和副局长王庆斌负责去抓，我没有具体过问。尽管如此，我的家也是人来人往，都是托亲靠友来走“后门”的。有的市里“大干部”亲自打电话写条子，有的送来礼品。我的那些多年老朋友也纷纷找上门来。我横下心来一概拒绝，够不够，取不取统由“评议小组”提名，由局党委会集体讨价决定。我没有举荐或者单独批准过任何一个人。这次调整最终共调出76名老演员，招收68名小学员。

文艺团体调整后，演什么戏？当时得知总政文工团在北京正在演出话剧《万水千山》。我便带领一班人赶赴北京去看戏。回来着手准备排练。这是百人多场大戏，人员不够，决定从业余剧团借调。这其中就从红透山铜矿借来韩万龙等人，后来他们中有些人成为剧团的骨干。经过精心准备，公演的效果很好。京戏怎么办？我带领创作人员到老虎台矿体验生活。

我连续多日随同工人一起下井，在掌子头同工人一起用高压水枪采煤。后来，利用“水采”这一主题，创作了现代京戏《乌金滚滚》，在全市进行了演出。并且参加了辽宁省京戏调演，获得一等奖。我又带着评剧团的主创人员夏江和主要演员袁桂兰等人到清原夏家堡去体验生活，写了农村体裁的戏。我又组织话剧人员，深入抚顺钢厂写出了《钢水横流》，先后搬上舞台。

我在文化局工作期间，狠抓了农村文化工作。我亲自抓了清原县大孤家以及新宾县大四平钢窑这两个点。在那里组建了文化室和文艺队。很受当地政府和群众欢迎。我曾组织县区文化部门领导到三县去“文化拉练”，重点推广大孤家开展群众文化的经验。当时全国正在推广“乌兰木骑”的经验，我对抚顺文化文艺工作提出搞“三小”，即小舞台，小规模，小节目。我亲自带领小剧团到农村、厂矿、部队去演出。书店、图书馆也纷纷带书下乡。演员们自带行装，路远的坐车，路近的自推小车，肩挑扁担，自己搭台，自己做饭，不扰民，不收费。有的会剃头，有的会修锅，有的会掌鞋，各展其能。与农民们建立了亲密关系。每当离开村庄时，老百姓送出好远，恋恋不舍。

有一次剧团在新宾县响水河公社东江沿村演出，正遇天下大雨，几天不停，河水暴涨，剧团被困。我得知后，当即坐车赶往东江沿。途中过东州河，水没腰深，车不能渡。司机见我决心前往，于是他让我站在车顶上，双手举起排气管，车在水中飘荡，终于到了对岸。当我到达东江沿时，演员一片欢腾，高呼：“领导来了！”如见亲人，我也很受感动。

抚顺文艺演出团体走“乌兰木骑”的路，受到社会的好评。《抚顺日报》在显要位置加以报道。标题是“双肩挑起新天地”。于是“扁担剧团”的名号开始传起。市领导和省领导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省文化厅专门派人前来表彰，并送来锦旗。打这以后，每到外地演出，就高举着这面旗帜。

与此同时，对电影、图书、博物、书店、群众文化以及文化场所，也进行了整顿，选派得力干部加以充实和加强。

当时的文化局领导班子由7人组成。我任局长、党委书记，陈富有、于占鳌、孙凤礼为党委副书记，陶千、王庆斌、罗德守为副局长。于占螯、王庆斌是原任领导。这次调整职务没有提升，心中不悦。我到职后，他们以病为由，迟迟不上班。我曾“三顾茅芦”其实何止三次，请他们出山。王庆斌受感动，开始上班，我分配他主管社会文化。

在那个年代，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使用困难重重。新老矛盾突出。当时剧目室有青年创作员李松涛、张名河联名给我写信，述说了他们被压制的情况。我对这信做出了长篇批示，指出：全局应当爱护与培养青年。我还给剧目室写了条幅“坐而论道”，批评他们不深入工农兵，不深入实际。这件事引起一时轰动。

市群众艺术馆是全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座落在市中心地带。这个位置被许多部门看重。市中级法院走通市领导，准备在这里建办公楼，将艺术馆搬迁到偏僻地区。有的市领导点了头，而艺术馆拒不接受，使我为难。我当时想，抚顺文化场所原本就少，仅有的场所如在我手中丢失，我将成为历史罪人。于是我顶着不办。

对于通过“双整”被调出的演员，我始终放心不下。鉴于被调出人员纷纷来人来信，反映他们调出后的工作、生活困难。因此我向宣传部党组提出：“在安排不当的人员中，那些尚可演戏的调回演戏，不能演戏的调回到戏校去教学员。”李惠在党组会上又大发雷霆，一味说我“回潮”。

当时有位郭姓市级民主党派负责人，任市政协副主席，他又是我在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副院长。一天，他带着他的女婿到我家。他的女婿年幼时因用药不当，落下半语病。后来从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专业毕业，没得安排。他要求把女婿安排到市图书馆工作。我婉言谢绝。后来他竟直接找到宣传部李惠。不几日这位半语人竟然拿着市委宣传部的“调令”到文化局报到。我得知后，指令局人事科退回，没有收下。

1976年毛主席逝世。市文化系统在人民电影院设了灵堂，文化系统各单位昼夜派人守灵。这日晚10点，市文工团12人坐车前往电影院守灵，行至劳动公园途中，与对面开来的载货大卡车相遇。货车飞驰而来，将守灵车撞翻，车上人全部落地，当即1人致死。肇事车逃离现场。市交通队随后追赶，追至章党白灰厂，方把肇事车抓获。肇事司机是时任市计委主任之子。这位主任是抚顺领导层“八大金钢”之一，神通广大。一日，他主动找到我，请我“高抬贵手。”宣传部李惠也来说情，暗示我大事化小。当时死者家属哭天叫地，住在宾馆要讨个说法。这事上有领导说话，下有丧主叫怨，我为难了。想来想去，还是天理良心不灭。终于将肇事者送进拘留所，肇事者家属承担了经济责任。

“打倒四人帮”时，整日组织全局人员上街游行欢呼。一日，文化局游行队列游到市公安局门前，与各队交叉，呼号声嘈杂不已。文化局带队人是局办主任张凤楼，他带领大家呼口号，本应喊“打倒王张江姚！”“坚决拥护华国锋！”而他竟然错呼成“打倒华国锋！”一时大家惊诧不已。这消息很快传到市委和公安部门。当时就要逮捕张凤楼。我立即来到市委政法委。我提出：“先停职反省，进行调查，然后再处理。”政法委同意了。我当时认为，这是无意中走了嘴，不是有意呼反动口号。不能热处理，要凉处理。我免去了他的办公室主任职务，事情就凉起来了。又过了许久，市委派人来查，让我拿出处理意见，我还是拖着没办。又后来风头已过，张凤楼调出，不了了之。

“打倒四人帮”就要拨乱反正。于是人们把文艺队伍的“整顿”列入“乱”的范畴之内，当然要反。

于是那些被调出的演员纷纷返回原单位来算帐。遮天盖地的大字报指向了我。指责我紧跟“四人帮”，迫害老艺人。紧接着就召开各种会议，演员们诉苦。我没有反感和怨言，而且还有同情感。但是出我意料的是原本是市委和宣传部党组的决策，但他们不站出来讲话，不承担决策责任，似乎这是我一个人所为。更使我不解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文艺队伍整顿的积极策划者和组织者李惠。原本是他最先提出“调整”，是他亲自确定的外调名单，是他拒绝我的“分期分批”主张，是他反对我的“酌情回调”意见。现在他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个人身上。我变成了我的上司李惠和李惠上司的“替罪羊”。事情原本是市委的决策，主持与参与者均在，常委会记录尚存。我作为一个部门领导怎能调动全市？按公理应该这样分担责任：抚顺市委承担决策责任，我承担执行责任。

这里要说说李惠，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他14岁参军，后在“星火剧社”当演员和领导，经过“五。一扫荡”。解放战争时，从东北随军戦到中南，参加海南岛战役。曾任某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到交通部任职，又下派抚顺新宾辽新汽车修配厂任厂长，又调抚顺市委宣传部任部长、党组书记。

在宣传部任职时期，我们私人关系很好。我到市文化局任职是他积极推荐的。他即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领导。文艺界整顿事件出现后，我们之间发生矛盾，意见对立。本是他的主张，出了事他不负责，推到我的身上。他的翻然变脸，这可能反映着政治舞台上的一般规律，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牺牲朋友和同志。后来，他当上了副市长。

1984年，一天我到新宾县出差，住在新宾宾馆。洽巧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我的同事们都劝我去看他。我到他的房间后，我们都很不自然，嘴不对心的闲聊几句。他尴尬地对我说：“过去的事，你知道，我知道，不必往心里去，不要成为思想负担。”我没接下音。我心里想，“你知道，我知道”这种话类似上海滩“青红帮”的语言。又后来，他从市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在家赋闲。他看到我在《抚顺日报》上连载文章，并频繁的在电视上露面，于是他对市人大秘书长刘清辉说：“你与广庆是朋友，请你对他说，有空到我家来玩。”我的骨头亦然是又臭又硬，没有理睬他。

由于文艺界的整顿，我被批判。文化界的许多人对我深有同情感。他们十分清楚“整顿”的来龙去脉。敬佩我的为人。当时有人让我的司机陶长江揭发我。陶说：“我是工人，有话直说。我看赵局长这个人不错，有能力有智慧。整顿是上级指示，不是他的责任。”群众艺术馆李学仁等人出于不平，公然上书市委，请求公示市委“双整”文件。文化局机关一些人提出要查市委常委会关于文化局“双整”会议记录。这些理所当然地被拒绝。

当时我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我想我辛辛苦苦，埋头工作，一心为公，到头来弄了一身“罪过”，我清清白白，一心为党却变成“罪人”，焉能理解？其实那些掌握我命运的决策者们，还有那些对我虎视眈眈的人们，也在难。他们本意是想把我推进“四人帮”的泥坑。但是他们查不到任何事实和证据。

如果说我是“四人帮”的帮凶，可是我在“文大”中从没给“走资派”们写过一张大字报，在批判会上我从没发过言。我与“四人帮”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没有任何个人交往。我没有任何“打砸抢”行为。如果说我是“突击提干”，我早在1958年就担任阜新安全煤矿的秘书科长。我到文化局任职，不是什么“造反派”代表，而是他们看中了我的头脑和勤恳。

我的官途是从干事到科长、副处长、处长、局长，完全凭我的忠诚和和勤奋一步步走上来的。我没有靠山，不会送礼，不会巴结。如果说我通过文艺界的“整顿”破坏了知识分子政策，可是“整顿”是当时邓小平的主张，是市委的决定，我是执行者。他们也实在为难。于是没有任何说法，也没有任何结论，只好把我调出，降级使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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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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