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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常荣:抚顺人民保卫矿权和土地的斗争(上)

2024-04-01 19:25 《抚顺历史专辑》 894
在王承尧的奋力推动下,经过清政府长达6年时间的交涉,最后迫使日本侵略者以抚恤金的名义,赔偿王承尧20.5万两库平银。王承尧虽然没有收回矿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这样好的结果实属一大胜利。


  本文摘自尉迟常荣先生《抚顺历史专辑 著名人物简介》(2023)。全书共分四部分,32万字。

  第一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抚顺的革命斗争;
  第二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清原的革命斗争;
  第三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和抗联撤离新宾后革命斗争;

  第四部分:著名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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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素以煤都著称于世,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煤苗显露,其质亦佳”①,被誉为“天富之地,黄金地带,精华所萃”的地方。

  抚顺煤田是中国著名的第三纪煤田,东西长18公里,南北宽2-2.5公里,水平投影面积40多平方公里。抚顺煤地质储量15亿吨,探明地质储量14.15亿吨。煤层厚度8-130米,平均厚度50米,煤质优良,为世界上罕见的特厚煤层。

  对抚顺这块原被清廷所封禁的“龙兴之地”,帝国主义早就虎视耽眈,垂诞三尺,抚顺煤田正式开采后,沙俄首先乘机挤了进来,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又取而代之,霸占了抚顺煤矿。抚顺人民为保卫矿权,保卫土地,同帝国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斗争从帝国主义侵入抚顺煤矿起,一直进行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之后。

  抚顺煤田是1901年正式开采的。这一年年初,正当沙俄想方设法急欲染指抚顺煤田时,奉天商人、候选府经历王承尧于2月,在千山台(今千台山)地区开始试采煤。5月,他和荣纶、英凯等人上书清廷派驻奉天的盛京将军增祺,申请开采千金寨的煤炭。接着,候选知县翁寿、候选直隶州州判颜之乐等人也上书增祺,申请开采杨柏河以东的煤炭。增祺见开采煤炭有利可图,不但自己从中能捞到好处,而且也能为清政府提供资金,还可以防止沙俄侵占。于是训令他们先试办,并派同知刘朝钧、知县祥德到抚顺处理这件事。

  刘朝钧、祥德会同王承尧、翁寿在千金寨、老虎台等地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商定,以南北走向的杨柏堡河为界,河东煤田由翁寿领采,河西由王承尧领采。

  9月19日,增祺向王承尧、翁寿发了《试掘许可证》。试采很快获得成功,探明抚顺的煤质量好,埋藏量大,有开采价值。增祺于10月8日上书清朝最高统治者,请“准予驰禁开采,以扩利源”①。为解决财政困难,偿还巨额外债,清廷于12月4日批准了增祺的奏书。9日,开采抚顺煤炭的许可证颁发后,王承尧开办了“华兴利煤矿公司”,地址在千金寨。翁寿在老虎台开办了“抚顺煤矿公司”。

  翁寿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家伙,早在试采阶段,他见河西的煤质好,煤层浅,容易开采,竞然越界强占了华兴利煤矿公司的芦沿坑二井,强行开采。王承尧十分不满,当即与他进行交涉,要求他按协议归还所占矿井。恰在此时,沙俄势力乘机打入抚顺煤矿公司,并投入占该公司一半的股金。翁寿有了靠山后,得意忘形,更加有恃无恐,拒不退还芦沿坑二井。王承尧十分恼火,写状告到官府,请求政府解决。因为牵涉俄人,这个容易解决的案子就在增祺和奉天交涉局的徐总办之间推来推去。王承尧见此案实属沙俄之争,在奉天难于解决,便公开声明,如此案在奉不能了结,就进京上告,不收回芦沿二井决不罢休。在舆论的压力和王承尧的催促下,增祺不得不派人到抚顺了解、堪察,最后于1902年1月将芦沿坑二井判归华兴利煤矿公司。王承尧抵制沙俄势力,维护矿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尉迟常荣:抚顺人民保卫矿权和土地的斗争(上) 图1
20世纪20年代的抚顺千金寨全景

  1903年3月,俄国远东森林公司从翁寿手中,攫取了抚顺煤矿公司的经营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为满足战争需要,第二年2月16日,俄军强占了华兴利煤矿公同的三个矿井并进行开采,其余两个矿并的煤炭也为俄军控制。王承尧曾向增祺上书,报告情况,表示反对。

  1905年3月10日,日军攻占抚顺,占据了杨柏河以东的原抚顺煤矿公司。第二天,王承尧上书增祺,要求清政府向日本声明,华兴利煤矿公司属中国私人财产,不得强占。增祺接到王承尧的呈文后,就向日本驻奉天官宪作了声明,通报了华兴利煤矿公司的情况。鉴于日军对华兴利煤矿公司虎视眈眈,不怀好意,王承尧亲自到设在奉天的日本军政署说明华兴利煤矿公司的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根本没把增祺的声明和王承尧的说明放在眼里,竟于4月11日派兵强占了华兴利煤矿公司。

  日本强占华兴利煤矿公司后,王承尧为捍卫中国的矿权,奔走于抚顺和奉天之间,不断地向奉天将军衙门申诉,同日本驻奉天官宪交涉,要求收回华兴利煤矿公司。正当王承尧感到困难重重,事无出头之日时,《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于12月12日在北京签字。这个条约的第四款规定:“日本政府允因军务上所必需,曾经在满洲地方占用之中国公私各产业,在撒兵时悉还中国官民接受,其属无须备用者,即在撤兵以前亦可交还”。

  王承尧看了这份条约如获至宝,增强了收回矿权的信心。于是,他于1905年12月27日,首次直接上书清廷,提出按“合约规定即官产尚可退还。今职商系属民产,复在中国,更宜区别”,“叩恳大部恩准,设法保护应如何收回利权之,处以保商业而恤商艰,实为德便”。1906年2月26日,清政府商部奉旨在王承尧的禀稿上作了批示:“据情咨行外务部查酌并咨盛京将军就近体察情形酌核办理”。在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就华兴利煤矿公司矿权问题长达6年之久的交涉便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抚顺煤矿后,引起了抚顺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矿区附近的居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严防土地被侵占。1905年夏,有几名日本商人贿赂千金寨会首,在暗地里偷买村里的土地。村民们知道这件事后,异常愤怒,立即向官府告发,坚决反对日本人购买土地,要求严惩会首。管辖抚顺的兴仁县官府派人了解查明后,下令驱逐那几个日本人出境,一年内不准来奉”,并报上级,请准予惩罚千金寨村会首,“以做将来”。

  时过不久,日本人蜂拥般地涌入千金寨等地,进行测量勘察,绘图造册,强行购买民地民房,在千金寨村西方铁路线以北一带着手谋划市街道路,妄图扩大开采范围,营建“安乐窝”。群众怒火满腔,纷纷上书官府,要求制止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村民们自发地联合起来,驱逐测绘和强占土地的日本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清政府派人出面交涉,反对日本人强买土地。日本人见大规模地霸占中国土地行不通,不得不变换手法,转而进行蚕食,一块一块地侵吞中国的土地。

  随着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抚顺煤炭资源,不断扩大开采规模,外地人大量涌入抚顺当采煤工人,那时抚顺的千金寨举世闻名,妇孺皆知。人们不知道抚顺,却知道千金寨,抚顺已由农业为主体的封建城镇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殖民地城市,千金寨已成为城市中心。1908年兴仁县治迁移到抚顺城,改兴仁县为抚顺县。

  1908年,随着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关系的逐步调整,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强占士地的罪恶活动也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公开地强占民地、民房,而且明目张胆地扩展矿界。3月初,几名日本兵带领翻译和一群小工,跃武扬威地赶到东洲河沿,竖起数10个号桩,把当时属兴京(今新宾)县的土地划入干金寨煤矿,并扬言不准华人在那里采煤或搞建筑。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搭连煤矿矿主佟恩陛,听见了日本兵如此蛮横无理,当即上书清政府说明情况,反对日本侵略者强占搭连煤矿。奉天交涉司经派人到搭连嘴子一带调查核实后,于5月13日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加藤,严正指出:“搭连嘴子等处煤矿,均在兴京界内,与千金寨不相干涉,又与铁道距离甚远,贵国人竞到该处私立标桩,损扰商民,实为非理之举”。日本人侵略者见霸占搭连煤矿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从搭连嘴子退出。

  同年11月2日,大批日本人突然侵入由中国商人经营属兴京厅的新屯、龙凤坎和搭连三煤矿,“在该二处遍立号桩,大书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字样,并在新屯领工开办”③,强行开采煤炭。为此,清交涉使多次同日本当局交涉,最后虽然提出双方在新屯都停止采煤,作了让步,但日人仍置之不理,继续在新屯煤矿掠夺煤炭。抚顺县知县朱孝威见日本人如此蛮横,便于11月30日派出全副武装的警察到新屯煤矿,勒令日本人立即停止采掘,否则便要刀枪相见,武装干涉。

  朱孝威是抚顺第一任知县,1908年到任后,即对抚顺地区进行了视察。鉴于日本人在千金寨等地大肆掠夺煤炭,强占民房、土地,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冲突时有发生,诉状甚多的情况。为便于同日本人交涉,较好地治理一下抚顺,他提出将县治由抚顺城迁至千金寨,并将呈文和和千金寨县署建设设计图上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日本侵略者无视中国的主权,仍肆意强占中国的煤矿,欺人太甚,令这位知县不能容忍,果断地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抚顺炭矿矿长松田听说朱孝威要动武,暴跳如省,立即调动矿警,“准备好兵力保护,以对付抚顺巡警暴举”。一时间,中日双方在新屯地区剑拔弩张,“形势頗为险恶”④,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日驻奉天代理总领事冈部,见抚顺县知县朱孝威态度强硬,行动坚决,怕事态扩大不好收场,急令松田撤退,停止在新屯地区采煤。日本侵略者在新屯地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日本人在抚顺强占土地,胡作非为,激起了抚顺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抗,痛打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时有发生。

  1911年3月10日,有3个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要从千金寨通过,中国警察白福有上前劝阻,对他们说这一地区闹瘟疫,为防止流行扩散,禁止通行。日本人执意不听,硬是要过。白福有不准,日本人竟动用凶器将他砍成重伤。周围的矿工见状怒火满腔,一拥而上,直奔打人的那个日本人,一顿拳脚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重伤瘫倒在地,很快毙命。这一壮举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斗争的革命精神。

  职商王承尧是抚顺煤矿的开创者,为捍卫中国的矿权,自1905年12月至1909年10月这段时间里,他上书清延11次,写下了1.5万余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禀稿。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他坚定地表示:“职商自有之利权,岂容坐失阻而不止,宁甘随晋省殉矿、浙省殉路烈士同甘身殉,彼纵括然,弗顾职商宜留此纪念。俾知中华大国尚有民气,前赴后继,蹶而复振⑤。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资本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慨。在王承尧的奋力推动下,经过清政府长达6年时间的交涉,最后迫使日本侵略者以抚恤金的名义,赔偿王承尧20.5万两库平银。王承尧虽然没有收回矿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这样好的结果实属一大胜利。他为维护祖国的矿权作了很大贡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主义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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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常荣

       尉常荣,中共党员,曾任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1980年开始从事抚顺地方党史研究,1982年,著《中共抚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杨靖宇领导的抚顺特支》被辽宁省社科联评为优秀论文;1984年,编撰《中共抚顺地区组织发展概况》并出版发行。后陆续出版专著《抚顺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辽东英烈》,译著《抚顺史话》(日译汉),主编出版了3卷《抚顺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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