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德尼巴克什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2024-10-05 09:25 抚顺七千年 肖景全
1419
额尔德尼其实并没有死罪，他的被杀实在冤枉。对于这样一位对后金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之人，清廷并没有忘记他。大清定鼎中原的十一年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十六日，顺治帝降谕，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对他的一生贡献给予了肯定，其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氏。
努尔哈赤登基称汗仪式上，宣读称汗“诏书”的额尔德尼巴克什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额尔德尼巴克什是努尔哈赤时期建州一位数一数二的文臣。额尔德尼巴克什是努尔哈赤登基大典仪式的主持人之一，便知他在建州中的地位: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公元1616年2月17日）上午八九点钟，在赫图阿拉城举行的努尔哈赤登基大典仪式上，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立于努尔哈赤的右方，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努尔哈赤的左方。仪式开始，他们二人出来相迎，接受八大臣跪呈的拥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的“劝进书”，捧放于努尔哈赤面前的大红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于努尔哈赤的左前方站立，高声朗读“诏书”，向天下宣布：努尔哈赤为“天命抚育列国英明汗”。
巴克什额尔德尼是继努尔哈赤硕里阿拉时期的汉人文书龚正陆之后的一位著名女真人文武全才的文臣。额尔德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厄儿得溺，皆汉译不同。《满文老档》：“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
额尔德尼巴克什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创制新女真文（老满文）。
《八旗通志》卷二六三《儒林传》：额尔德尼巴克什，“满洲正红旗人，姓纳兰氏。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已亥年，与噶盖“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于是一切制诏、章疏、文书，行于国中者，不复用蒙古文字”。
宋金时期的女真人有自己的文字。先是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金太祖命大臣完颜希尹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仿汉字楷书，创制女真自己的文字，称为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1135～1148年在位）时又创制女真小字，于是大字与小字并行使用。蒙古灭金后，先前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已不使用女真文字了，留在东北的女真人，虽然继续使用女真文字，但在元的统治下，蒙古文字也开始在女真人中流行，遂导致女真文字的使用范围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蒙古人的欺压，女真人的文化呈现倒退现象，偏远地方的女真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字渐渐淡漠甚至废弃不用了，转而使用蒙古文字进行交流。
明朝建立后，积极招抚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刚刚继位的永乐皇帝，差遣官员赶赴朝鲜，通知李朝君臣，明廷要招抚图们江两岸的女真人，其招抚女真的敕书就是用女真文书写的，李朝君臣不解其意，召来女真人解释内容。由此可见，明初时女真人中还是有认识自己文字之人，到明中期正统年间认识女真文才的女真人越来越少了。嘉靖年间由四夷馆编辑成书的《女真译语》，是用来翻译女真文字的词典，说明彼时女真文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在东北偏远落后地区，依然像元朝统治时期一样，继续流行蒙古文字。
据《明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女真人竟然不会女真字而用达达字即蒙古字，这一方面说明，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下，女真人蒙古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以至于朝鲜人记载，女真人“朝鲜文字虽或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到努尔哈赤时期，甚至“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字，译蒙古语通之”。另一方面，蒙古语和满语（女真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二者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许多一致性。例如基本元音一致、基本辅音一致、都有元音和复合元音、辅音可以在词中和词尾单独出现、都有特定字母等等；最后，女真族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诸方面受蒙古人影响强烈，这也是努尔哈赤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满文的社会原因。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创制满文。对此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乾隆年间修订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相同，我们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来看看创制满文的酝酿过程：
太祖（指努尔哈赤）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实则是国文——引者）。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年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矣？’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译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国文）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都称“创制满文自太祖始”，自太祖始没有问题，但当时是否称为满洲文字却值得怀疑，因为那时满洲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因此新创制的文字应称为“新女真文”。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是当时建州女真官员中最有学识的两位文臣，“巴克什”即是“儒臣、学者”之意，命二人主持满文的创制最合适不过。然而创制一套新的文字体系并非如努尔哈赤所说的那么容易，但额尔德尼很快组织将文字创制出来，是因为新创制的文字脱胎于蒙古文字，连外形都像蒙古文，而蒙古文字在女真族中比较流行，这就为二者的转换提供了条件。
论者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多认为新女真文（老满文）的初创是由额尔德尼与噶盖二人完成的。但学者季永海教授认为，“据《清史列传》卷四《额尔德尼传》记载，‘会噶盖以事伏法’，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由此可见，满文之初创，乃出自额尔德尼一人之手”，看起来，额尔德尼和噶盖在接受创制新女真文以后不久，噶盖因被软禁在硕里阿拉的哈达部酋长“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察觉，并诛”，创制新文字的任务便由额尔德尼一人承担而组织完成的，噶盖并没有参与实际工作。
做为文臣，额尔德尼巴克什亦参加战斗，抚顺之战过后，因作战勇敢，杀辽东总兵张成胤，授男爵，升为参将。
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在辽阳，额尔德尼巴克什因功由参将升为副将，辽阳时期的副将，是军阶仅次于总兵的将领。
额尔德尼巴克什顺风顺水，一路升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踌躇满志地为后金继续建功立业之时，天命七年（1623年）正月，额尔德尼巴克什手下的牛录塔布辛噶向天命汗努尔哈赤告发他多占了财物。结果还真在额尔德尼巴克什家中搜出抄出汉官所馈之退毛整猪八口以及家鸡、野鸡、稻米、面等。将汉人所送一切物件送至汗衙门内。复抄其家，尽没其绸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衣服等家产而来。汗曰：“汗之近人缘何无此财物①。”遂将财物尽还额尔德尼巴克什。
但努尔哈赤并未饶恕额尔德尼巴克什，他发话称：“汉官之馈，少受尚可，所受过多也。”故将额尔德尼巴克什治罪，还给奴仆六对、马七匹、牛三头，其余人、马、牛，均予没收，赏给阿巴泰阿哥。革其副将之职，贬为庶人，其所管牛录，赐予蒙噶图。
正月十五日，针对额尔德尼巴克什的问题，天命汗努尔哈赤出御都司衙门，集诸贝勒大臣等谕曰：“自古以来，君与贝勒之道，未有因衣食竭尽而败亡之例，皆因骄奢淫逸而败亡也。人君之祸，非自外来，皆由己致，故汗以公诚律己。
天命为君，君下有王，王下有都堂、总兵官，其次有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及千总、守备以至厨役，此皆天授，各司其职也。汗所委之事，不能殚尽忠勤，唯贪人财，食人粮，徇货利，断事不公，陷汗获咎于天，此辈乃祸害汗之玩凶，毁灭汗之恶棍也。如无庖人，汗岂躬自烹调乎；如无差役，汗岂躬自奔走乎。汗为使庶民持公行善，各安生业，无论获有何物，丝毫不吝，公平豢养也。如此犹不知足，仍贪赃枉法，则天立公正之汗，岂能容忍尔等恶人，必以法惩处也。
向来我国征伐，所有俘获均给汗以下、厨役以上人等。其越法多取人口财货者，决不宽宥，当杀则杀，当罚则罚也。为臣者，虽征战在前，岂可独自侵吞耶。来此辽东城，为何败坏法纪，妄自贪取。”又谕曰：“良善之人，若不晋赏，何以勉励；奸恶之人，若不杀不降，何以惩戒。诸贝勒大臣，尔等可商议，游击以上，都堂、总兵官以下，皆日贤则贤也，皆日恶则恶也。着尔等审议具奏之。”
接着，天命汗努尔哈赤根据诸贝勒大臣的推举的贤将巴都里和扬古利，褒奖曰：“此二大臣之贤，我亦有所闻。尔等皆称贤则贤也。”遂各赏貂皮端罩、貂裘、上等帽、靴、带、伞一柄、旗二对、轿一顶、鼓、喇叭、唢呐、箫。赏赐毕，二人三叩首谢恩，俟汗入室，乘轿而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额尔德尼巴克什为其家中婢女首告曾受朝鲜馈送之绢，并将所获之珍珠、东珠及金匿藏井中。在去年抄家时，额尔德尼将东珠、珍珠、金藏于妻弟家中。天命汗努尔哈赤召额尔德尼巴克什诘问：“夫尔额尔德尼隐匿之此类东珠、珍珠、金等，乃前案未缴之物，因畏罪而藏匿之，故令尔献出。倘若献出，我谕都堂，赦尔无罪，既啃之骨焉能再啃。倘尔强辩不从，因而陷罪，我亦不加干涉矣。”
额尔德尼巴克什向努尔哈赤叩头欲答无藏匿之物，努尔哈赤止之说：“尔勿妄答，退回深思，再行秉答。”额尔德尼巴克什退归家中后，努尔哈赤遣龙什向其晓谕曰：“有藏匿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即献出。献则无罪。”额尔德尼巴克什对曰：“我岂能以金、珠为贵，自身为贱耶。蒙汗眷顾，献出即可免罪。今献出所藏之东珠，乃雅荪之妻所赠者。雅荪之妻曾将此类东珠二十余颗送与哈达之格格而未受也。我妻往雅荪家，正逢其开箱倒器。因我子有齿疾，故乞索之以研敷①患处。所给之东珠、珍珠，系购于汉人王国臣者。”
后经与王国臣核对，其珍珠多于王国臣所售之数。因此，众都堂审额尔德尼巴克什曰：“若系雅荪之妻所给之东珠，在去年抄家时，雅荪家所有米、肉既已搜尽，如此多之东珠为何未搜出。尔当时为何不声明此系雅荪妻所给之东珠，此类东珠雅荪家尚有二十余颗乎。尔匿藏东珠，为何卸罪于雅荪。为何在抄家时将东珠送藏他处。”故拟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以死罪。又以为何窝藏额尔德尼巴克什送来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婢女前来首告，尔额尔科图、布尔噶图、布彦图等为何会同额尔德尼逐出家人闭门私议。当初未曾颁布禁令，父有罪，子勿涉，至兄有罪，弟勿涉。若涉之，则死罪同斩，罚罪同罚乎，尔等为何涉足耶。遂告于汗。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故尽杀之。额尔科图鞭责一百，刺其耳鼻。布尔噶图、布彦图各鞭五十、刺其耳。
后金一代文臣就这样被天命汗杀死了。因为为尊者讳的原因，清代官私文献对额尔德尼巴克什的所谓罪行以及天命汗杀死他的原因都止于《满文老档》的说法。然而实际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有可能的是，努尔哈赤最为忌讳的就是外人参与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人问题之中，额尔德尼巴克什与皇太极关系密切，这里是否有额尔德尼巴克什替皇太极造势，惹怒了尚未决定谁为接班人的天命汗努尔哈赤，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呢？
我们从杀掉额尔德尼的第二天即天命八年五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诫时的话可以看出端倪，努尔哈赤说：“在辽东时（此指还没入住新建的东京城而在辽阳老城居住之时——引者），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在。如此之举，不唯调唆，岂有他哉！”原来，其他都是小节，而暗通四贝勒皇太极才是额尔德尼的最大罪过。
但人已去，罪已定，一切都死无对证了。天聪七年（1633年），天聪汗皇太极在谈到额尔德尼时说：“额尔德尼遵照太祖旨意受命创制出了国书，乃是一代杰出人才，今则亡，实在可惜。”这无疑于给额尔德尼平反。这也说明，额尔德尼其实并没有死罪，他的被杀实在冤枉。对于这样一位对后金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之人，清廷并没有忘记他。大清定鼎中原的十一年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十六日，顺治帝降谕，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对他的一生贡献给予了肯定，其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氏。
额尔德尼巴克什是努尔哈赤时期建州一位数一数二的文臣。额尔德尼巴克什是努尔哈赤登基大典仪式的主持人之一，便知他在建州中的地位: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公元1616年2月17日）上午八九点钟，在赫图阿拉城举行的努尔哈赤登基大典仪式上，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立于努尔哈赤的右方，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努尔哈赤的左方。仪式开始，他们二人出来相迎，接受八大臣跪呈的拥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的“劝进书”，捧放于努尔哈赤面前的大红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于努尔哈赤的左前方站立，高声朗读“诏书”，向天下宣布：努尔哈赤为“天命抚育列国英明汗”。
巴克什额尔德尼是继努尔哈赤硕里阿拉时期的汉人文书龚正陆之后的一位著名女真人文武全才的文臣。额尔德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厄儿得溺，皆汉译不同。《满文老档》：“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
额尔德尼巴克什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创制新女真文（老满文）。
《八旗通志》卷二六三《儒林传》：额尔德尼巴克什，“满洲正红旗人，姓纳兰氏。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已亥年，与噶盖“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于是一切制诏、章疏、文书，行于国中者，不复用蒙古文字”。
宋金时期的女真人有自己的文字。先是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金太祖命大臣完颜希尹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仿汉字楷书，创制女真自己的文字，称为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1135～1148年在位）时又创制女真小字，于是大字与小字并行使用。蒙古灭金后，先前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已不使用女真文字了，留在东北的女真人，虽然继续使用女真文字，但在元的统治下，蒙古文字也开始在女真人中流行，遂导致女真文字的使用范围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蒙古人的欺压，女真人的文化呈现倒退现象，偏远地方的女真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字渐渐淡漠甚至废弃不用了，转而使用蒙古文字进行交流。
明朝建立后，积极招抚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刚刚继位的永乐皇帝，差遣官员赶赴朝鲜，通知李朝君臣，明廷要招抚图们江两岸的女真人，其招抚女真的敕书就是用女真文书写的，李朝君臣不解其意，召来女真人解释内容。由此可见，明初时女真人中还是有认识自己文字之人，到明中期正统年间认识女真文才的女真人越来越少了。嘉靖年间由四夷馆编辑成书的《女真译语》，是用来翻译女真文字的词典，说明彼时女真文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在东北偏远落后地区，依然像元朝统治时期一样，继续流行蒙古文字。
据《明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女真人竟然不会女真字而用达达字即蒙古字，这一方面说明，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下，女真人蒙古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以至于朝鲜人记载，女真人“朝鲜文字虽或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到努尔哈赤时期，甚至“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字，译蒙古语通之”。另一方面，蒙古语和满语（女真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二者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许多一致性。例如基本元音一致、基本辅音一致、都有元音和复合元音、辅音可以在词中和词尾单独出现、都有特定字母等等；最后，女真族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诸方面受蒙古人影响强烈，这也是努尔哈赤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满文的社会原因。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创制满文。对此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乾隆年间修订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相同，我们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来看看创制满文的酝酿过程：
太祖（指努尔哈赤）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实则是国文——引者）。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年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矣？’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译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国文）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都称“创制满文自太祖始”，自太祖始没有问题，但当时是否称为满洲文字却值得怀疑，因为那时满洲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因此新创制的文字应称为“新女真文”。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是当时建州女真官员中最有学识的两位文臣，“巴克什”即是“儒臣、学者”之意，命二人主持满文的创制最合适不过。然而创制一套新的文字体系并非如努尔哈赤所说的那么容易，但额尔德尼很快组织将文字创制出来，是因为新创制的文字脱胎于蒙古文字，连外形都像蒙古文，而蒙古文字在女真族中比较流行，这就为二者的转换提供了条件。
论者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多认为新女真文（老满文）的初创是由额尔德尼与噶盖二人完成的。但学者季永海教授认为，“据《清史列传》卷四《额尔德尼传》记载，‘会噶盖以事伏法’，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由此可见，满文之初创，乃出自额尔德尼一人之手”，看起来，额尔德尼和噶盖在接受创制新女真文以后不久，噶盖因被软禁在硕里阿拉的哈达部酋长“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察觉，并诛”，创制新文字的任务便由额尔德尼一人承担而组织完成的，噶盖并没有参与实际工作。
做为文臣，额尔德尼巴克什亦参加战斗，抚顺之战过后，因作战勇敢，杀辽东总兵张成胤，授男爵，升为参将。
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在辽阳，额尔德尼巴克什因功由参将升为副将，辽阳时期的副将，是军阶仅次于总兵的将领。
额尔德尼巴克什顺风顺水，一路升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踌躇满志地为后金继续建功立业之时，天命七年（1623年）正月，额尔德尼巴克什手下的牛录塔布辛噶向天命汗努尔哈赤告发他多占了财物。结果还真在额尔德尼巴克什家中搜出抄出汉官所馈之退毛整猪八口以及家鸡、野鸡、稻米、面等。将汉人所送一切物件送至汗衙门内。复抄其家，尽没其绸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衣服等家产而来。汗曰：“汗之近人缘何无此财物①。”遂将财物尽还额尔德尼巴克什。
但努尔哈赤并未饶恕额尔德尼巴克什，他发话称：“汉官之馈，少受尚可，所受过多也。”故将额尔德尼巴克什治罪，还给奴仆六对、马七匹、牛三头，其余人、马、牛，均予没收，赏给阿巴泰阿哥。革其副将之职，贬为庶人，其所管牛录，赐予蒙噶图。
正月十五日，针对额尔德尼巴克什的问题，天命汗努尔哈赤出御都司衙门，集诸贝勒大臣等谕曰：“自古以来，君与贝勒之道，未有因衣食竭尽而败亡之例，皆因骄奢淫逸而败亡也。人君之祸，非自外来，皆由己致，故汗以公诚律己。
天命为君，君下有王，王下有都堂、总兵官，其次有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及千总、守备以至厨役，此皆天授，各司其职也。汗所委之事，不能殚尽忠勤，唯贪人财，食人粮，徇货利，断事不公，陷汗获咎于天，此辈乃祸害汗之玩凶，毁灭汗之恶棍也。如无庖人，汗岂躬自烹调乎；如无差役，汗岂躬自奔走乎。汗为使庶民持公行善，各安生业，无论获有何物，丝毫不吝，公平豢养也。如此犹不知足，仍贪赃枉法，则天立公正之汗，岂能容忍尔等恶人，必以法惩处也。
向来我国征伐，所有俘获均给汗以下、厨役以上人等。其越法多取人口财货者，决不宽宥，当杀则杀，当罚则罚也。为臣者，虽征战在前，岂可独自侵吞耶。来此辽东城，为何败坏法纪，妄自贪取。”又谕曰：“良善之人，若不晋赏，何以勉励；奸恶之人，若不杀不降，何以惩戒。诸贝勒大臣，尔等可商议，游击以上，都堂、总兵官以下，皆日贤则贤也，皆日恶则恶也。着尔等审议具奏之。”
接着，天命汗努尔哈赤根据诸贝勒大臣的推举的贤将巴都里和扬古利，褒奖曰：“此二大臣之贤，我亦有所闻。尔等皆称贤则贤也。”遂各赏貂皮端罩、貂裘、上等帽、靴、带、伞一柄、旗二对、轿一顶、鼓、喇叭、唢呐、箫。赏赐毕，二人三叩首谢恩，俟汗入室，乘轿而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额尔德尼巴克什为其家中婢女首告曾受朝鲜馈送之绢，并将所获之珍珠、东珠及金匿藏井中。在去年抄家时，额尔德尼将东珠、珍珠、金藏于妻弟家中。天命汗努尔哈赤召额尔德尼巴克什诘问：“夫尔额尔德尼隐匿之此类东珠、珍珠、金等，乃前案未缴之物，因畏罪而藏匿之，故令尔献出。倘若献出，我谕都堂，赦尔无罪，既啃之骨焉能再啃。倘尔强辩不从，因而陷罪，我亦不加干涉矣。”
额尔德尼巴克什向努尔哈赤叩头欲答无藏匿之物，努尔哈赤止之说：“尔勿妄答，退回深思，再行秉答。”额尔德尼巴克什退归家中后，努尔哈赤遣龙什向其晓谕曰：“有藏匿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即献出。献则无罪。”额尔德尼巴克什对曰：“我岂能以金、珠为贵，自身为贱耶。蒙汗眷顾，献出即可免罪。今献出所藏之东珠，乃雅荪之妻所赠者。雅荪之妻曾将此类东珠二十余颗送与哈达之格格而未受也。我妻往雅荪家，正逢其开箱倒器。因我子有齿疾，故乞索之以研敷①患处。所给之东珠、珍珠，系购于汉人王国臣者。”
后经与王国臣核对，其珍珠多于王国臣所售之数。因此，众都堂审额尔德尼巴克什曰：“若系雅荪之妻所给之东珠，在去年抄家时，雅荪家所有米、肉既已搜尽，如此多之东珠为何未搜出。尔当时为何不声明此系雅荪妻所给之东珠，此类东珠雅荪家尚有二十余颗乎。尔匿藏东珠，为何卸罪于雅荪。为何在抄家时将东珠送藏他处。”故拟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以死罪。又以为何窝藏额尔德尼巴克什送来之东珠、珍珠、金等物，婢女前来首告，尔额尔科图、布尔噶图、布彦图等为何会同额尔德尼逐出家人闭门私议。当初未曾颁布禁令，父有罪，子勿涉，至兄有罪，弟勿涉。若涉之，则死罪同斩，罚罪同罚乎，尔等为何涉足耶。遂告于汗。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故尽杀之。额尔科图鞭责一百，刺其耳鼻。布尔噶图、布彦图各鞭五十、刺其耳。
后金一代文臣就这样被天命汗杀死了。因为为尊者讳的原因，清代官私文献对额尔德尼巴克什的所谓罪行以及天命汗杀死他的原因都止于《满文老档》的说法。然而实际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有可能的是，努尔哈赤最为忌讳的就是外人参与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人问题之中，额尔德尼巴克什与皇太极关系密切，这里是否有额尔德尼巴克什替皇太极造势，惹怒了尚未决定谁为接班人的天命汗努尔哈赤，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呢？
我们从杀掉额尔德尼的第二天即天命八年五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训诫时的话可以看出端倪，努尔哈赤说：“在辽东时（此指还没入住新建的东京城而在辽阳老城居住之时——引者），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在。如此之举，不唯调唆，岂有他哉！”原来，其他都是小节，而暗通四贝勒皇太极才是额尔德尼的最大罪过。
但人已去，罪已定，一切都死无对证了。天聪七年（1633年），天聪汗皇太极在谈到额尔德尼时说：“额尔德尼遵照太祖旨意受命创制出了国书，乃是一代杰出人才，今则亡，实在可惜。”这无疑于给额尔德尼平反。这也说明，额尔德尼其实并没有死罪，他的被杀实在冤枉。对于这样一位对后金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之人，清廷并没有忘记他。大清定鼎中原的十一年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十六日，顺治帝降谕，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对他的一生贡献给予了肯定，其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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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及作者
原载：《走进赫图阿拉——大金第一都历史答问》
作者：肖景全，抚顺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前馆长。现为中国考古学会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新宾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特聘研究员；肖延增，新宾赫图阿拉旅游景区主任，赫图阿拉文物管理所所长。（版权作品 禁止转载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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