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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正正的好党员——庞然(十二)

2025-01-17 20:38 抚顺七千年 网摘 2662
经过打击刑事犯罪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揭、批、查斗争中,庞然十分注意党的政策。他反复强调要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毛远新,彻底揭露和清查同他们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把少数跟着“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干坏事,陷得很深,同受“四人帮”的影响,说了...

  经过打击刑事犯罪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揭、批、查斗争中,庞然十分注意党的政策。他反复强调要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毛远新,彻底揭露和清查同他们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把少数跟着“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干坏事,陷得很深,同受“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区别开来;把正常工作关系,同搞阴谋诡计区别开来;把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前上当受骗犯了错误,同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后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的区别开来。

  他还说:我们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帮派体系必须摧毁,但对具体人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对清查办公室的人员说:你们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重证据,以理服人,不搞人身攻击,不搞“四人帮”那一套。在批判“四人帮”罪行时,他亲自撰写“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彻底批判‘四人帮’利用派性篡党夺权的罪行”的文章,于1978年2月发表在《辽宁日报》上。

  在他的组织和引导下,辽阳市的揭、批、查斗争,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在深入揭、批、查基础上,对帮派体系人物、造反起家人员及打砸抢分子分别做了严肃认真的处理,将这些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同时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在此基础上,他还组织开展整党整风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帮乱党、以帮代党、以帮篡党的罪行,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和党的观念教育,克服和纠正资产阶级派性及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了党的建设。庞然在抓揭、批、查运动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强化了生产指挥系统。他刚来辽阳不久,就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并建立了抓运动和抓生产各有侧重的两套班子。坚持宣传、落实中央领导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大张旗鼓地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新的形势和新的重要任务,调动了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农村和许多厂矿单位,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改善和加强了经营管理。在农业生产中克服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种种困难,战胜了春季多涝、夏季虫灾、秋季干旱等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超过1976年,是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棉花获得了丰收,单产比上年提高近一倍。蔬菜、生猪生产都好于上年。

  1978年2月召开全市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庞然亲自作动员报告,并组织制订农业发展三年规划,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二年大治快上、三年大见成效的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全市工交、基建、财贸战线,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呈现出喜人的大好形势。

  1973年3月,召开全市群英大会,会上,庞然亲自作报告。他代表市委、市“革委会”,总结了一年来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对在治市一年初见成效的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提出今后的任务。号召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治理辽阳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而奋斗。

  1978年7月,庞然被调任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党委书记。六院是国家唯一的航空科研单位,下属25个科研所、厂,职工3万余人,分布于各省、市、区。原由国防科委领导,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划归为国家三机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派性较重,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揭批查,有些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致使党的干部政策迟迟不能落实。庞然来六院不久,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上述问题后,经请示三机部党组同意,召开六院党委会议研究,采取个别谈心与普遍动员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反复动员,组织座谈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全院开展了“三大讲”活动,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深入发展。他对部、院之间因管理体制原因产生的矛盾,采取了从团结愿望出发,着眼于全局、有利于工作的原则,既坚持党性的原则,又团结教育群众,处理得很好,三机部的领导和六院机关干部都比较满意。

  为了加强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领导,加速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进展,六院党委决定成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领导小组,庞然担任组长。他一面领导开展“三大讲”,一面组织人员清理档案,整理资料。按照先易后难,先院后所,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对六院机关干部、职工、家属在“文化大革命”中12名受到非法关押、揪斗、殴打和抄家的人员;对18名受到批判,长期不能工作,其中有3人遭受迫害致死的人员,首先进行了平反,恢复名誉,并做了善后处理工作。继而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为了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同首都人民一起甘冒风险,积极送花圈、献挽联、抄录诗词、摄影留念的六院职工进行了表扬;对受追查迫害的人员,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对整理的黑材料清理销毁;已上报的材料予以追回,退还本人。并宣布六院机关党委当时根据上级的错误文件、规定、通知、指令对下进行的劝阻或追查等活动,责任由发令机关或组织上承担,不能责怪基层干部。

  通过平反,落实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全院职工对“四人帮”的仇恨,加深了对周总理的怀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贯彻春季三机部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六院党委在研究制订贯彻措施时,庞然又进一步强调要“抓紧落实政策”,要求院直各所、厂党委加强领导,按照中央规定,把“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统统推倒,平反昭雪,并认真清理档案,销毁那些不应入档的材料。庞然在负责院机关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动员进行“三大讲”的工作中,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庞然集中精力,组织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明确了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思想,把六院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国民经济八字调整方针,保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全院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他亲自动员,在讨论中作中心发言,引导大家提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大讨论,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坚持了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战略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央领导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六院党委于1979年10月召开了政治工作座谈会。

  会前,庞然对航空科研部门和单位的政治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会议期间,他与第一书记王振乾、第二书记王其恭等主持了会议,并做了会议总结报告。他说: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传家法宝。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必须为政治工作恢复名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必须有政治工作来保证。政治工作基本任务也必须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正确处理好革命和建设,政治和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航空科研工作服务,把政治工作做到航空科研活动中去。会议明确了政治工作方向、主要任务,坚定了政治工作干部的信心,调动了政治工作干部同心同德把航空科研搞上去,为四化作贡献的积极性。

  在六院机关通过开展“三大讲”、落实政策、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统一思想之后,庞然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相继开展了整顿所属科研所工作。调整、充实科研所领导班子,检查、督促、落实政策,帮助协调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稳定科研人员思想,振奋精神,搞好航空科研工作。各航空研究所基本上都分布在三线大山区,各方面的困难较多。他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和医疗条件,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9年12月,庞然被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理室主任。当时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议精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审理各种案件,落实党的政策。庞然到职后,集中全力审理全国各省、市、区报来的复查案件。他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的原则,对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是非颠倒、办案程序混乱、侵犯党员权利的案件;对事实不符、定性不准、是非不清、证据不足、手续不健全的案件,经领导同意后,一律推翻不实之词,纠正不正确结论,改变或取消错误的处理决定。同时也坚持了不错不纠的原则,对定性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处理恰当、程序合理的,则坚持原结论不变,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此外,还帮助有关省、市、区,提高认识,排除干扰,敢于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包括由于自己过去的工作失误造成的错案。经过审理复查,纠正了一批错案,为一批人平了反,落实了政策。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不少群众揭发一个省委主要领导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群众来信上批示:“请中纪委就此事查查问题的究竟。”中纪委决定,由庞然牵头组成一个调查组调查。他认真学习领导批示,审阅群众来信揭发的问题,走访知情人员,拟订调查提纲,报经领导审批后,进行调查。调查组8名成员,经过近一年时间,两次调查,先后找了200多人谈话,反复调查核实,排除各种阻力,终于查清了那里确实有些领导班子不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造反起家的人仍在领导岗位上,有的还在指手画脚,致使一些冤假错案不能彻底平反,干部政策不能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贯彻,责任主要在省委领导。调查组回机关后,向中纪委领导写了书面报告,为后来中央调整领导班子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情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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