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俊英（六）
2024-11-14 10:27 抚顺七千年 于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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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办事处期间，有一次应该是另一位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志（我忘记名字了）到福建省漳州市出差，那位同志找到我父亲说：老于，去漳州出差还是两个人好些，要不你和我一块去吧。父亲看到那人很诚恳的样子就说，行啊，一块去可以。可是要走的时候，那人却说：老于对不起了...
在石油工业部华东办事处
在华东办事处期间，有一次应该是另一位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志（我忘记名字了）到福建省漳州市出差，那位同志找到我父亲说：老于，去漳州出差还是两个人好些，要不你和我一块去吧。父亲看到那人很诚恳的样子就说，行啊，一块去可以。可是要走的时候，那人却说：老于对不起了，我家里有事去不了了，还是你一个人去吧。父亲这才方知是被那人诓了，什么两个人去好些，实际上他是不想去，想回家。但父亲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就一个人去了。走之前周长海对父亲说，漳州出产桂圆，你给我买些带回来。
父亲到漳州办完事后，想到周长海要买的桂圆还没有买到，就出去买，而在漳州市区里却没有卖的。父亲就一路走一路看，那时候漳州不大，不知不觉就到了郊外。离老远他看到有许多人在一块，他心想那里可能是个市场，或许有卖桂圆的。他走到跟前，还没有看仔细，突然那些人像发现了什么，发疯似的四散跑开了，父亲回头一看，原来来了十几辆车，车上下来二、三百名带着枪的民兵，这些民兵下车后就去追逃跑的人，有的还开了枪，但并没有抓到一个人，反到把我父亲抓走了。回市区时，十几辆车只带回我父亲一个“战利品”，这时候父亲才知道那些人是在赌博，民兵是来抓赌博的。回去后，民兵开始对父亲“突审”，父亲说是到漳州出差的，是为买桂圆才到的那个地方，并没有参与赌博。他们问父亲是什么地方人，因为胜利炼建在山东，父亲就说是山东的。巧合的是，民兵的头是山东的南下干部，听说是老乡，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这里很乱，不要随意走动。他又电话联系了胜利炼建，得知确有父亲这个人来此出差的事后，就将父亲放了，并说在漳州如果有事可以找他。
父亲对我说过华东办事处发生过一次自杀的事件，自杀者是办事处的接待科科长，姓姜（音）。姜科长是南通人，解放前逃荒到的上海，是个大个子。起因是姜科长有一次在写份材料时，按文革时的习惯写法，要在第一页的正上方写上毛主席语录或者是祝福毛主席的话，他写的大意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说是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却出了，因为他用的是那时人们普遍用的蘸水笔，而蘸水笔易掉水，水落到了“万”字上，“万”字看上去就很像“无”字，“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无疆”。这还了得，办事处领导让他写检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还要开会批斗他，这使姜科长压力很大，最终导致心理崩溃，开会的前一刻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五十多年后，父亲提起此事还为他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
不只是华东办事处，淄博胜利炼油厂建设工地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也在全面展开。1968年6月6日，父亲接到一位同事从胜利炼油厂来信，信中告诉他供应科清理队伍形势大好，揪出了与美蒋特务唐忠池有联系的黄炳泉、历史反革命戴铁威、现行反革命李云峰、国民党特务李影、右派万勇、叛国投敌分子吴克安、国民党三青团207师干将吴焕彩等。
由于父亲在上海驻在时期，正是文革开始和高潮时期，人们当时的一些做法今天年轻人听起来很难理解。如父亲在1968年6月3日的工作笔记里记到：今天中午在宝山看到已将做好的饭菜摆在桌子上，全家人先是站在伟大领袖画像前做‘四个第一’（即文革时人人必须做到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完毕后才坐下吃饭。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出差补助偏少，而在外花销又大，所以供应科经常出差的人往往欠单位的钱，那时供应科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在上海期间欠的是500元钱，这笔钱大约到了1974年才全部还清。前几年我曾经问过为什么会欠这么多。他说原因有好几种，如必须的花销确实大些；还有就是有人让在上海买东西，东西买来了也给了他们，有的人却迟迟不给钱，有一位欠父亲20元钱的人还在游泳时淹死了；再有就是有一次给公司买东西的100元是父亲先垫上的，而发票被一个叫罗玉书的人拿走了，他回抚顺报销后把钱自己揣了起来，待父亲回抚顺时却找不到罗玉书这个人了，有可能到哪个工地上了。父亲估计此人现在河北任丘，因为任丘有抚顺炼建分建后留在抚顺的部分人，他们后来参加了荆门炼油厂、东方红炼油厂的建设和华北石油会战，名称曾经分别为石油化学工业部第五建设公司，华北油田油建二公司，与油田油建一公司合并为油田油建公司，现为河北华北石油工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父亲认为这个公司应该是真正的抚顺炼建的传承单位。（未完待续）
在华东办事处期间，有一次应该是另一位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志（我忘记名字了）到福建省漳州市出差，那位同志找到我父亲说：老于，去漳州出差还是两个人好些，要不你和我一块去吧。父亲看到那人很诚恳的样子就说，行啊，一块去可以。可是要走的时候，那人却说：老于对不起了，我家里有事去不了了，还是你一个人去吧。父亲这才方知是被那人诓了，什么两个人去好些，实际上他是不想去，想回家。但父亲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就一个人去了。走之前周长海对父亲说，漳州出产桂圆，你给我买些带回来。
父亲到漳州办完事后，想到周长海要买的桂圆还没有买到，就出去买，而在漳州市区里却没有卖的。父亲就一路走一路看，那时候漳州不大，不知不觉就到了郊外。离老远他看到有许多人在一块，他心想那里可能是个市场，或许有卖桂圆的。他走到跟前，还没有看仔细，突然那些人像发现了什么，发疯似的四散跑开了，父亲回头一看，原来来了十几辆车，车上下来二、三百名带着枪的民兵，这些民兵下车后就去追逃跑的人，有的还开了枪，但并没有抓到一个人，反到把我父亲抓走了。回市区时，十几辆车只带回我父亲一个“战利品”，这时候父亲才知道那些人是在赌博，民兵是来抓赌博的。回去后，民兵开始对父亲“突审”，父亲说是到漳州出差的，是为买桂圆才到的那个地方，并没有参与赌博。他们问父亲是什么地方人，因为胜利炼建在山东，父亲就说是山东的。巧合的是，民兵的头是山东的南下干部，听说是老乡，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这里很乱，不要随意走动。他又电话联系了胜利炼建，得知确有父亲这个人来此出差的事后，就将父亲放了，并说在漳州如果有事可以找他。
父亲对我说过华东办事处发生过一次自杀的事件，自杀者是办事处的接待科科长，姓姜（音）。姜科长是南通人，解放前逃荒到的上海，是个大个子。起因是姜科长有一次在写份材料时，按文革时的习惯写法，要在第一页的正上方写上毛主席语录或者是祝福毛主席的话，他写的大意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说是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却出了，因为他用的是那时人们普遍用的蘸水笔，而蘸水笔易掉水，水落到了“万”字上，“万”字看上去就很像“无”字，“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无疆”。这还了得，办事处领导让他写检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还要开会批斗他，这使姜科长压力很大，最终导致心理崩溃，开会的前一刻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五十多年后，父亲提起此事还为他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
不只是华东办事处，淄博胜利炼油厂建设工地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也在全面展开。1968年6月6日，父亲接到一位同事从胜利炼油厂来信，信中告诉他供应科清理队伍形势大好，揪出了与美蒋特务唐忠池有联系的黄炳泉、历史反革命戴铁威、现行反革命李云峰、国民党特务李影、右派万勇、叛国投敌分子吴克安、国民党三青团207师干将吴焕彩等。
由于父亲在上海驻在时期，正是文革开始和高潮时期，人们当时的一些做法今天年轻人听起来很难理解。如父亲在1968年6月3日的工作笔记里记到：今天中午在宝山看到已将做好的饭菜摆在桌子上，全家人先是站在伟大领袖画像前做‘四个第一’（即文革时人人必须做到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完毕后才坐下吃饭。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出差补助偏少，而在外花销又大，所以供应科经常出差的人往往欠单位的钱，那时供应科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在上海期间欠的是500元钱，这笔钱大约到了1974年才全部还清。前几年我曾经问过为什么会欠这么多。他说原因有好几种，如必须的花销确实大些；还有就是有人让在上海买东西，东西买来了也给了他们，有的人却迟迟不给钱，有一位欠父亲20元钱的人还在游泳时淹死了；再有就是有一次给公司买东西的100元是父亲先垫上的，而发票被一个叫罗玉书的人拿走了，他回抚顺报销后把钱自己揣了起来，待父亲回抚顺时却找不到罗玉书这个人了，有可能到哪个工地上了。父亲估计此人现在河北任丘，因为任丘有抚顺炼建分建后留在抚顺的部分人，他们后来参加了荆门炼油厂、东方红炼油厂的建设和华北石油会战，名称曾经分别为石油化学工业部第五建设公司，华北油田油建二公司，与油田油建一公司合并为油田油建公司，现为河北华北石油工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父亲认为这个公司应该是真正的抚顺炼建的传承单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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