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千：回忆组建爱矿委员会的前前后后
2025-12-20 11:44 《抚顺煤矿百年》 1092
1949年下半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的败局日益明显，长春郑洞国兵团已被我军围困，陷入兵疲粮绝的困境，吉林国民党守军也亦土崩瓦解，辽东辽北大片土地已解放，辽西锦州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主力部队纷纷向辽南辽西方向退缩，就连国民党东北指挥中心沈阳也亦四面楚歌。抚顺国民党驻军207师...
1948年下半年，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的败局日益明显，长春郑洞国兵团已被我军围困，陷入兵疲粮绝的困境，吉林国民党守军也亦土崩瓦解，辽东辽北大片土地已解放，辽西锦州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主力部队纷纷向辽南辽西方向退缩，就连国民党东北指挥中心沈阳也亦四面楚歌。抚顺国民党驻军 207 师频频调动，引起军心涣散，政要们恐不安，有势者纷纷携眷逃跑，重要机关相继迁往平津，种种迹象表明，东北全面解放的日子快到了。就在此时，为了迎接抚顺解放，我们决定回解放区向抚顺县委城工部汇报和请示工作。
1948年8月10日，张奇同志（东北大学学生、东北进步青年挺进社创始人之一，驻抚顺矿务局地工组负责人）通知我，为了安全定于今晚夜幕降临时，绕过城防卡哨，从山路进入解放区，让我做好准备。
这天下午五时左右，我和张奇带着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离开市区，奔向石油二厂东南的元龙山，从山上向箩卜坎沟、张二甸、养树园子、上马古方向前进。我们从没走过这条山路，只好摸索前进，遇山爬山，遇河趟河，整夜穿梭在青稞杂草之中。
当我们蹬上马古山的山顶时，天开始放亮，隐约看见解放区几个村庄，那里炊烟缭绕，一派寂静安宁的景象。这时我们的心情豁然开朗，站在山冈上长长喘了一口气：“又回到解放区了!”
张奇同志曾多次回城工部汇报工作，他们一见如故，而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波同志，他对我特别热情，看我衣服破了，将他的一条黑色的裤子拿给我穿，并让我住在他的房间里，让他的警卫员小王来照顾我。
第一天，我和张奇同志将带来的材料交给张波同志，有矿务局组织机构图表，矿务局系统包括厂矿主要负责人员名单，还有抚顺驻军番号及城防工事分布略图等。张波同志看到这些材料和听了我们的汇报，他高兴地说这对抚顺解放后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在王家店住了两天，看了两天报纸和与我们工作有关的材料。临回来时，城工部向我们布置三项工作：一是继续向国统区广大青年学生和矿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人民生活情况；二是争取一批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站在我们一边，保卫矿山，保卫学校，迎接抚顺解放；三是宣传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告东北青年书》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
我们带回来的《入城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宣传材料，为了携带安全是由来城工部开会的李彬同志亲手用最小的字抄写的。
在抚顺解放前一个月，抚顺正处于一片恐怖之中，白天驻军频频调防，晚间实行整夜宵禁，市面上一片凄凉。我们乘着夜幕降临，来往行人稀少的时候，我和张奇同志还有抚顺一中的同学一起，到东西七路、东四路张贴革命标语和安民告示，有些标语就贴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离国民党城防指挥部、警察局、市政府不远的一所学校（现五十中）的校门外和市邮政局门前的电柱上。这些标语引起不小的震动，对人民群众是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很大讽刺和打击，引起他们惊慌不安。
当时，抚顺军政要员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有抚顺矿务局还有人主持工作，但气氛十分紧张。凡是害怕共产党的人也纷纷弃职逃往北平，各厂矿主要负责人几乎跑光了，行政和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 207 师主力部队开始向沈阳退缩，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苟延残喘，准备最后垂死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分子临撤退时搞破坏，我和张奇同志商量，利用各种关系做好矿务局工作，争取矿务局中有影响的人物站到我们一边，组织起来，坚守岗位保卫煤矿安全，保护生产设备不遭破坏，迎接人民矿山顺利解放。
林世权当时是矿务局资料科副科长，职务不高但属于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来的吴葆民关系默契，吴葆民是当时矿务局的负责人。林世权则是我和张奇的同乡，都是抚顺县后安乡南章党人，此人“九·一八”前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后随东北军人关，在张学良将军部下当差。西安事变前后他与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代表有过密切接触，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特别是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介石不仁不义，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问罪，引起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极度不满。当东北军改编后，林离开军队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抚顺，在抚顺矿务局工作。
从其政治经历和思想状况看，此人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有好感，只要做好他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他的影响下，稳住一批人不跟国民党跑，坚守岗位等抚顺解放。特别是通过他去做吴葆民的工作，有可能把吴葆民争取过来。有一天我在搭连嘴子（现东洲区搭连街）我叔父家见到他，他和我叔父是少年同学，关系相当好，我向他介绍了解放区人民生活情况，宣传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探讨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国民党的前途等等。在很多方面他和我们的观点趋向一致，他也认为国民党是免子尾巴长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他透露我们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并和他磋商为了保护矿山安全，防止国民党垂死挣扎搞破坏，争取一批进步人士，组建护矿委员会，特别是几百名矿警队武装力量，要牢牢掌握在护矿委员会手里，先靠他们维护矿山秩序，等待我党正式接管。林世权表示赞同我们的意见，答应他先和吴葆民具体商量，在适当时机我们出面会见吴葆民。
10月下旬，林世权开始做吴葆民工作。他开始用试探的口气问吴葆民“你哪天走？”，吴葆民说“正在考虑，可是没有办法。”林表示“我不走了，我不怕共产党，在西安时我和他们相处很好。”吴葆民最后表示“不走了，留在矿里，等着解放。”
从此开始，林世权把我们的要求向吴葆民透露，日夜密商筹备成立护矿委员会事宜。经吴葆民和有关人员商量，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将“护矿’委员会改为“爱矿”委员会，由吴葆民、林世权、贺子杰（西制油厂厂长）三人出头召集各厂矿代表会议，讨论组建抚顺矿务局爱矿委员会。会议通过由吴葆民任主任委员，林世权、贺子杰为副主任委员的决议。并于10月30日抚顺解放前夕，爱矿委员会向全局和各厂矿发出一号令，公布爱矿委员会领导成员和所属各厂矿负责人名单，指令各厂矿负责人要坚守岗位，维护生产秩序，保护矿山安全，迎接抚顺的解放。
10月30日晚九十点钟，从营盘一带由远至近不断传来枪炮声。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和市政府门前十几辆卡车开始向沈阳逃跑。31日拂晓，在这紧要关头林世权同我和张奇同志，火速来到矿务局二楼吴葆民主任办公室，和吴葆民具体磋商如何迎接解放和矿警队向解放军起义移交问题。吴葆民说各厂矿已经做好了迎接解放的准备，为了矿井和生产设备的安全，爱委会已派人到发电厂保护电厂安全，矿警队全部武装集合在矿务局，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最后我们又一次向吴葆民交待了我党对留用人员和起义人员的政策，特别是对护矿有功人员保留职务和予以嘉奖等等。我们离开矿务局不久，解放军大部队从南大街顺利进入市区，越过矿务局门前。
上午七时许解放军代表到矿务局接管，并确定吴葆民、林世权、贺子杰等人继续主持和领导全矿务局工作。吴民以爱矿委员会名义到广播室向全矿区广播宣告全矿区已解放，全体员工要安心职守，照常上班工作。抚顺解放当天（10月31日）抚顺煤矿临时委员会宣告成立，吴葆民任主任委员，林世权、贺子杰王铁军任副主任委员，并任命了各厂矿的临时负责人，坚持生产主持日常工作。
抚顺解放，发电厂未停发一分钟电，矿山抽水工作未停止一分钟，厂矿的生产设备未遭到破坏，应当说爱矿委员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将人民矿山完整地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8月10日，张奇同志（东北大学学生、东北进步青年挺进社创始人之一，驻抚顺矿务局地工组负责人）通知我，为了安全定于今晚夜幕降临时，绕过城防卡哨，从山路进入解放区，让我做好准备。
这天下午五时左右，我和张奇带着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离开市区，奔向石油二厂东南的元龙山，从山上向箩卜坎沟、张二甸、养树园子、上马古方向前进。我们从没走过这条山路，只好摸索前进，遇山爬山，遇河趟河，整夜穿梭在青稞杂草之中。
当我们蹬上马古山的山顶时，天开始放亮，隐约看见解放区几个村庄，那里炊烟缭绕，一派寂静安宁的景象。这时我们的心情豁然开朗，站在山冈上长长喘了一口气：“又回到解放区了!”
上午九时许，我们顺利走进五龙口村，正赶上基干三困侦察连的郭队长在五龙口，他迎接我们，将我们送到离五龙口十几里路远的城工部所在地王家店。我们到王家店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城工部正在开会，部长张波同志亲自接待我们。
张奇同志曾多次回城工部汇报工作，他们一见如故，而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波同志，他对我特别热情，看我衣服破了，将他的一条黑色的裤子拿给我穿，并让我住在他的房间里，让他的警卫员小王来照顾我。
第一天，我和张奇同志将带来的材料交给张波同志，有矿务局组织机构图表，矿务局系统包括厂矿主要负责人员名单，还有抚顺驻军番号及城防工事分布略图等。张波同志看到这些材料和听了我们的汇报，他高兴地说这对抚顺解放后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在王家店住了两天，看了两天报纸和与我们工作有关的材料。临回来时，城工部向我们布置三项工作：一是继续向国统区广大青年学生和矿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人民生活情况；二是争取一批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站在我们一边，保卫矿山，保卫学校，迎接抚顺解放；三是宣传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告东北青年书》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
我们带回来的《入城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宣传材料，为了携带安全是由来城工部开会的李彬同志亲手用最小的字抄写的。
在抚顺解放前一个月，抚顺正处于一片恐怖之中，白天驻军频频调防，晚间实行整夜宵禁，市面上一片凄凉。我们乘着夜幕降临，来往行人稀少的时候，我和张奇同志还有抚顺一中的同学一起，到东西七路、东四路张贴革命标语和安民告示，有些标语就贴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离国民党城防指挥部、警察局、市政府不远的一所学校（现五十中）的校门外和市邮政局门前的电柱上。这些标语引起不小的震动，对人民群众是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很大讽刺和打击，引起他们惊慌不安。
当时，抚顺军政要员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有抚顺矿务局还有人主持工作，但气氛十分紧张。凡是害怕共产党的人也纷纷弃职逃往北平，各厂矿主要负责人几乎跑光了，行政和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 207 师主力部队开始向沈阳退缩，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苟延残喘，准备最后垂死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分子临撤退时搞破坏，我和张奇同志商量，利用各种关系做好矿务局工作，争取矿务局中有影响的人物站到我们一边，组织起来，坚守岗位保卫煤矿安全，保护生产设备不遭破坏，迎接人民矿山顺利解放。
林世权当时是矿务局资料科副科长，职务不高但属于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来的吴葆民关系默契，吴葆民是当时矿务局的负责人。林世权则是我和张奇的同乡，都是抚顺县后安乡南章党人，此人“九·一八”前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后随东北军人关，在张学良将军部下当差。西安事变前后他与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代表有过密切接触，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特别是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介石不仁不义，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问罪，引起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极度不满。当东北军改编后，林离开军队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抚顺，在抚顺矿务局工作。
从其政治经历和思想状况看，此人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有好感，只要做好他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他的影响下，稳住一批人不跟国民党跑，坚守岗位等抚顺解放。特别是通过他去做吴葆民的工作，有可能把吴葆民争取过来。有一天我在搭连嘴子（现东洲区搭连街）我叔父家见到他，他和我叔父是少年同学，关系相当好，我向他介绍了解放区人民生活情况，宣传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探讨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国民党的前途等等。在很多方面他和我们的观点趋向一致，他也认为国民党是免子尾巴长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他透露我们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并和他磋商为了保护矿山安全，防止国民党垂死挣扎搞破坏，争取一批进步人士，组建护矿委员会，特别是几百名矿警队武装力量，要牢牢掌握在护矿委员会手里，先靠他们维护矿山秩序，等待我党正式接管。林世权表示赞同我们的意见，答应他先和吴葆民具体商量，在适当时机我们出面会见吴葆民。
10月下旬，林世权开始做吴葆民工作。他开始用试探的口气问吴葆民“你哪天走？”，吴葆民说“正在考虑，可是没有办法。”林表示“我不走了，我不怕共产党，在西安时我和他们相处很好。”吴葆民最后表示“不走了，留在矿里，等着解放。”
从此开始，林世权把我们的要求向吴葆民透露，日夜密商筹备成立护矿委员会事宜。经吴葆民和有关人员商量，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将“护矿’委员会改为“爱矿”委员会，由吴葆民、林世权、贺子杰（西制油厂厂长）三人出头召集各厂矿代表会议，讨论组建抚顺矿务局爱矿委员会。会议通过由吴葆民任主任委员，林世权、贺子杰为副主任委员的决议。并于10月30日抚顺解放前夕，爱矿委员会向全局和各厂矿发出一号令，公布爱矿委员会领导成员和所属各厂矿负责人名单，指令各厂矿负责人要坚守岗位，维护生产秩序，保护矿山安全，迎接抚顺的解放。
10月30日晚九十点钟，从营盘一带由远至近不断传来枪炮声。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和市政府门前十几辆卡车开始向沈阳逃跑。31日拂晓，在这紧要关头林世权同我和张奇同志，火速来到矿务局二楼吴葆民主任办公室，和吴葆民具体磋商如何迎接解放和矿警队向解放军起义移交问题。吴葆民说各厂矿已经做好了迎接解放的准备，为了矿井和生产设备的安全，爱委会已派人到发电厂保护电厂安全，矿警队全部武装集合在矿务局，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最后我们又一次向吴葆民交待了我党对留用人员和起义人员的政策，特别是对护矿有功人员保留职务和予以嘉奖等等。我们离开矿务局不久，解放军大部队从南大街顺利进入市区，越过矿务局门前。
上午七时许解放军代表到矿务局接管，并确定吴葆民、林世权、贺子杰等人继续主持和领导全矿务局工作。吴民以爱矿委员会名义到广播室向全矿区广播宣告全矿区已解放，全体员工要安心职守，照常上班工作。抚顺解放当天（10月31日）抚顺煤矿临时委员会宣告成立，吴葆民任主任委员，林世权、贺子杰王铁军任副主任委员，并任命了各厂矿的临时负责人，坚持生产主持日常工作。
抚顺解放，发电厂未停发一分钟电，矿山抽水工作未停止一分钟，厂矿的生产设备未遭到破坏，应当说爱矿委员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将人民矿山完整地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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