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萧军在抚顺
2025-12-01 12:46 《萧军传》 闫鹏，宋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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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不愧是人民的儿子，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在抚矿，凡认识他的矿工都亲切地管他叫“我们的老萧”，说他是矿工的知心人。
1949年萧军在抚顺
1948年12月17日，东北局文化部迁往沈阳，刚刚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的萧军也被安排随之前往。
“这俨然像经历了一场小梦！……我坐在去沈阳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那茫茫的夜原，听着那单调的车轮和铁轨辗砸着的咯嗒嗒，咯嗒嗒的响声，很快就睡着了。”（《萧军近作》第251页）萧军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幕。
到了沈阳，萧军一家被安排暂时住在城内文化部二楼上。意想不到的巨大打击没有给他带来颓唐，反倒激起他的傲骨与自信。他请求党组织批准他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为新中国彻底解放尽自己的一分力量，让枪林弹雨考验自己的赤胆忠心，可无论萧军怎么说，东北局文化部负责人刘芝明都不同意。
那么把萧军安置在哪里呢？真让刘芝明煞费了“苦心”！安排在沈阳吧，沈阳刚刚解放，一切还未走上正轨，刘芝明不放心，怕萧军给他闹出什么乱子来。再说了，一个浑身长满“刺”的人，每天在他眼皮子底下晃荡，他随时都有被“刺”扎了的危险，安排在沈阳肯定不妥……于是他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一天他对萧军说：“老萧，你应该到下面去体验体验生活，看看哪儿适合你？”
其实，萧军并不愿待在沈阳，恨不得立即离开刘芝明这些人，离得越远越好，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他们。然而刘芝明又不敢放萧军走得太远，怕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离开自己的掌控范围而失去控制。于是便说：“你就到鞍山或者抚顺去吧！”
1949年1月3日，萧军离开沈阳去找自己要去工作的地方。他首先选择到鞍山炼钢厂去。其原因在于，他在1946年9月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哈尔滨，进行五十多天演讲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始建于1918年5月的“鞍山制铁所”，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军备规模的扩大，为其侵略战争的需要，鞍钢的生产规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完好的鞍钢落到苏联红军手中。
从1945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仅四十多天时间里，苏联竞用监押的数万名日本战俘，将鞍钢的机械设备连同其他一些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共达七万余吨都拆卸运走。尤其是一些关键设备被拆卸运走之后，造成破坏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工厂生产能力下降为零。
又据相关材料透露：鞍钢的原有设备，完好的部分多被苏联拆下后，运到他们自己国家的钢铁工厂，甚至一些拆卸搬迁时损坏的残次设备也下落不明，估计已经被苏联回炉或报废了……这就使鞍山虽然比沈阳解放得早，但由于工厂被严重破坏，短期内很难修复设备，进行开工生产，恢复正常秩序。
在鞍山停留期间，萧军遇到一位延安时期的故旧--作家老×，他当时正担任一个分厂厂长，领着工人抢修。老×看到萧军非常高兴，请他到家吃饭。席间饮酒举杯时，萧军忽然看到老×手上的疤痕，便惭愧地拉住老×的手说：“真对不起，那时我们打架，给你留下了伤疤……”
“没啥！没啥！我也打了你嘛。不过，你这家伙手太狠………”老×哈哈大笑说。
原来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萧军和他为了小公务员担水的事曾发生过争执，萧军看不惯老×他们好逸恶劳，以及“摆谱”的做法，自己该干的活不干，却分派公务员去干，认为这是一种剥削行为。老×则认为萧军是吃饱饭撑的，多管闲事。他先骂了萧军，萧军怒而动手，两个人撕打起来，终于打伤了老×的手指。
这件往事，使萧军感到非常尴尬。老×当时还挺大度。然而，1958年对萧军“再批判”时，这位×厂长却写文章算旧账，落井下石，斥责萧军是“流氓作风”……（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
萧军在鞍山待了不多天，看到鞍钢当时的秩序太混乱了，自己却插不上手，很难发挥什么作用。加之与老×的旧蒂，使他感到不快，便于1949年3月1日去了抚顺。
抚顺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对于煤矿工人，萧军过去就有过接触。那是1936年10月，萧军曾从上海到青岛，他和友人吕吟声去临淄，参观过山东的博山煤矿，看到煤矿工人被外国资本家敲骨吸髓，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曾以此为题材写过名为《四条腿的人》的短篇小说，对帝国主义、封建把头进行了血泪控诉。
现在，革命胜利了，东北人民得解放了，矿工是煤矿的主人，他们的生活与旧社会该有着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萧军抱着急于了解的心情，经批准，全家六口于4月4日搬迁到了抚顺。
在抚顺，萧军和妻子王德芬都被安排在抚顺市矿务局总工会。萧军开始负责创建矿务局资料室，王德芬被安排在总工会文教部的文娱组工作。
抚顺除有一所露天煤矿外，还有三个井下煤矿，即龙凤矿、胜利矿和老虎台矿。为了收集抚顺煤矿的有关资料，采访和撰写抚矿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整理他们的传记，萧军经常到矿上去，和井上、井下的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是三班倒。他头戴安全帽，身穿劳动服，手提十字镐，脚蹬水袜子，挤进闷罐（下矿井的吊车）里和工人一起下井劳动。下班后还教工人们读书识字、唱京剧……
当时的许多矿工一天书都没念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萧军和下井的工人们谈天说地，劝他们不要延续旧社会的恶习“今日有酒今日醉”，不要“胡吃海喝”，应该月月向银行存款，日后娶妻生子安家过好日子。新社会了，矿工是矿山的主人，就要像主人的样子，好日子还长着呢！这些推心置腹的话句句说到矿工们的心坎上。
萧军不愧是人民的儿子，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在抚矿，凡认识他的矿工都亲切地管他叫“我们的老萧”，说他是矿工的知心人。（参见原煤炭部部长张超的《萧军，矿工的知音》。梁山丁主编《萧军纪念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
在与矿工们的密切接触中，萧军得以深入了解矿工们的身世和内心世界。中国广大矿工的苦难历史和同中外资本家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深深感动了萧军，使他不顾当时所处的逆境而辛勤笔耕。
如前所述，5月间，东北文协发表了《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东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由于萧军对“错误毫无认识”，态度又“特别顽固”，拒绝在结论和决定上签字。所以，从1949年6月份开始，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地、集中地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就连抚顺矿务局的黑板报上都赫然写着“声讨三反分子萧军”的字样。
带着“反苏、反共、反人民”三顶帽子的萧军虽然为自己的冤屈而愤懑，但并未因此而消极、沮丧、颓唐，仍然没有停下自己手中的笔。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就是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实现！在全国革命进军的大好形势下，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人人都该努力奋斗，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他忘我地工作着，不但白手起家建起了资料室，还积极参与筹备“抚顺煤矿劳动模范大会”，为其收集第一手资料，以便撰写劳模事迹、传记及上报材料。后来他写出的歌颂我国煤炭工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素材收集和文学积淀。
在劳动和采访中，萧军结识了不少矿工朋友，淳厚朴实的矿工们并未因他是“三反分子”而疏远他。西露天矿的劳动模范张子富和萧军最要好，萧军曾将他的事迹整理成上报材料，并写成传记。后来，张子富被树为新中国煤矿战线的第一个劳动模范。萧军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的主人公鲁东山的原型就是这位具有大公无私、舍已救人的高尚品质和主人翁精神的张子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使萧军大半生的理想、奋斗成为现实。喜极而泣的萧军和十几万抚矿职工通宵达旦，一起欢庆这个伟大的日子。
刚刚解放的抚顺，广大矿工和居民不仅要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迫切要求改善他们的精神文化枯竭的现状。
10月间，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征得市委和矿务局同意，委派担任工会文教部文娱组组长的王德芬建立抚矿京剧团。王德芬任团长，王德芬以萧军为后盾，聘任他为剧团顾问。萧军这个顾问，不仅既“顾”又“问”，还协助王德芬四处活动，联络矿上的京剧爱好者，以抚顺已歇业的京剧团几十个演员为班底，再从各地招来一些流散的演员，很快聚集一百二十多人成立了抚矿京剧团。
剧团选中了位于闹市中心的抚顺工人第一俱乐部作为自己的剧场。由萧军每周定期给演员们上政治、文化和京剧改革等课程。剧团初建时演出的都是些未经改革的传统剧目，上座率不高，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为了改革京剧，更新剧目，萧军便把他在延安写的京剧本《鹿台恨》扩充为四集连台剧本《武王伐纣》。（注释1）
萧军不仅爱唱戏，而且会写戏，他既是《武王伐纣》剧本的原创，也是总导演。萧军在创作剧本的时候，用手敲着桌子，一边闭目轻摇着头，有板有眼地唱着自己写的戏文，一边不断修改。正如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言：“手则握笔，口却登场。”所以，他创作的剧本很适合演员演唱。他还请另四名演员任副导演，萧军与他们相互切磋，大家工作配合得非常融洽。
这部剧在1950年3月正式公演，结果竞连演三十六天四十四场，上座率创抚顺市新纪录。据调查统计，占抚顺全市人口三分之一的矿工几乎都看戏了，可以说场场爆满。通过参加抚矿京剧团《武王伐纣》的演出，一向被人们贬为“花子班儿”的原抚顺市京剧团的演员们，也都提高了社会地位。
尽管萧军当时还背着“三反分子”的招牌，顶着时时、处处被批判的恶名，但矿工和演员们都把他视为自己敬爱的师长和朋友。萧军也想在抚顺一展宏图，像办《文化报》那样在抚顺为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当萧军要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后，东北地区开始疏散人口。王德芬带着四个孩子，属于疏散对象，便于10月下旬离开抚顺回沈阳，经批准，随即转到北京，与分别十二年的父母团聚了
刘芝明知道了萧军在抚顺矿务局又工作得风生水起，就让他移交了资料室和剧团的工作后，离开抚顺回到了沈阳。这时萧军提出他也要去北京的要求，却遭到刘芝明的严词拒绝。刘芝明问萧军说：“老萧，你为什么非去北京不可？”
“我老婆孩子在那儿，我当然要去嘛！”萧军回答得很痛快。
“你上北京想干啥？”
“写作呀！”
“你在这里也一样可以写作嘛！”刘芝明感到有说服萧军的理由了，“我说老萧，你就在沈阳写作吧！体验生活一年多了，也该坐下来写一写了。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幽静的住处，倒出五间花厅，怎么样？你写累了，想要出去逛逛，咱们有汽车；你要看戏、看电影，咱们有六七家电影院、戏园子。至于伙食，我们给你安排小灶……行不行？”
刘芝明千方百计阻止萧军去北京，究竟出自什么心理，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可他没想到萧军却软硬不吃，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还微笑着说：“一看到你们，我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的部长大人哪！”
萧军如此顽固、无礼、嚣张，把刘芝明气得脸色煞白，竟说不出话来，结果不欢而散。
这件事过去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更猛烈地进行着。连工厂、医院、机关等等单位的黑板报、壁报上都贴满了批判萧军“反动思想”的文章和标语。萧军十分坦然，就像与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一样。他后来说：“我反正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过了一阵，萧军又去找刘芝明。刘芝明先是皮笑肉不笑地、用带有挑衅的口吻问萧军：“老萧，看过我写的批判你的文章了吗？怎么样？谈谈感想。”这是指刘芝明发表的批判萧军的长篇文章《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文，文章中说萧军“像狼一样的贪，像虎一样的猛扑，像鹰一样的搜索……”
萧军回答说：“当然早已经认真拜读过！”然后他又蔑视地、冷冷地回敬刘芝明说：“不怎么样！”
“为什么？”刘芝明为萧军对他的蔑视而感到困惑。
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什么狼、虫、虎、豹、鹰等猛禽山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巴儿狗！你还记得吗，鲁迅先生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巴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说完便仰头哈哈大笑。
刘芝明不禁愕然，感到受到了从来没受到过的极大的侮辱似的。从这以后，批判更加升级了。一天，萧军又去找刘芝明问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若是还没完，我当然在这里奉陪，绝对不走。否则我可要去北京了！”
“你想去北京告状？”
“告状？没那份兴趣！
我们不打算再批了，也不斗了，我知道你这个人很顽固，不怕批也不怕斗！”刘芝明一边说，一边苦笑着摇摇头。
“这可不是我怕与不怕的问题，而是你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你需要，我就是“酸菜炖土豆——硬挺’！你要是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就佩服你！”
两个人短兵相接，刘芝明很是下不来台，只好找个托词说：“老萧，你去北京的事，我无权决定，得请示中央！”
“好，你请示吧！我等你两个星期，多一个钟头也不等。”萧军斩钉截铁地回敬刘芝明。
两个星期过去了，刘芝明没有答复。萧军果然恪守前诺，什么也没有再问，自己买了张火车票，便义无反顾地去北京了。
1951年1月，萧军离开了天寒地冻、漫天飞雪的东北，到北京与妻子儿女们团聚了。（转自闫鹏，宋力军作《萧军传》，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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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武王伐纣京剧新编历史剧。编剧萧军，史据《尚书》《鉴略》《史记》，并参引《封神演义》的部分章节。1944年完稿，初名《鹿台恨》。1945年修成二稿，定名《武王伐纣》。殷纣王荒淫残暴，虐害百姓，乱杀诸候，致使诸侯联合伐殷。纣王听信尤浑、费仲，加害比干、闻仲，待联军兵临城下，殷已内室空虚，众叛亲离，纣王自毁于摘星楼。由此，殷亡周立。抚顺京剧团1949年排演，为抚顺解放后首演的新编剧目。总导演萧军，导演张盛亭、孟兰秋，音乐设计杨绍文、王文斗，舞美设计周一影、王作复。主演邵汉良、石鸿、邵志良、张盛亭、李玉环。剧本扬弃殷亡罪归女祸的传说，剔除仙佛斗法的内容，用酒池肉林、断胫剖腹、挖心醢尸构成主要情节，揭露般纣王残忍不仁的暴政，揭示武王“以臣伐君”的进步观点。全角色众多，文武兼重，初演观众高达九万人次。剧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入《肖军戏剧集》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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