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与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东北约六十里处，地理形势险要，这里曾是“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的古战场。远在三百六十七年前，明朝与后金在这里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双方经过五天激战，以明朝彻底失败、后金获得全胜而载入史册。一百五十八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宣扬开国战绩，告诫“子孙臣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亲笔撰写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镌刻青石上，立碑于萨尔浒山麓，并建造了黄琉璃瓦碑亭。有御题曰：“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该碑于一九七八年移入沈阳故宫，竖立东路大政殿左侧。碑高153厘米，座高79厘米，碑宽213厘米，碑厚32厘米。碑首题词为“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阳面刻汉文，九十四行，三千四百二十一字；阴面刻满文，若干行（按：行数原文识别不清）。两面内容相同。碑文记述了萨尔浒战役后金获胜、明军惨败的经过，颂扬了努尔哈赤卓越的军事才能，总结了后金取胜的原因，指出了萨尔浒之战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碑尾落款为“乾隆四十一年岁在丙申仲春月御笔”。碑左侧面刻有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年（1805）第一次东巡盛京（沈阳）时御笔七言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尚问崖头方破队，斐芬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伟绩承天昭继绪，奎文事凛持盈。经临故垒瞻前烈，缅忆神谋勉守成。周览川原怀往迹，渺躬绍统矢衷诚。”碑身文字保存基本完好，汉文清晰，满文个别地方模糊不清。

  萨尔浒之战，爆发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天命四年），是明朝和后金之间的首次大规模战争，也是明清兴亡攸关的一次决战。在这场关键性的战争中，后金得胜，明朝大败，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萨尔浒之战后金的指挥者努尔哈赤，原系历史上金代女真族的后裔。战前，女真族是明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分布在“混同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地区。明初为了加强对散居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控制，洪武四年（1371），在辽东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七年（1409），在黑龙江口的特林创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这是当时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下设“羁縻”卫所，“分而治之”。到明万历年间，“为卫者三百八十四，为千户（所）者二十四，为站、为地面者各七”。这使女真诸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同时，还任命女真族首领为各级官吏，但对明廷都要“坚守臣节，遵守礼法”，一旦“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女真族杰出首领努尔哈赤是猛哥帖木儿六世孙，他袭承建州左卫指挥使以来，继续“忠于大明，心若金石”，曾七次到明都北京称臣进贡，得到明廷的赏赐，被册封为“龙虎将军”（正二品散官），基本上维持了隶属于明朝的关系。

  其后，努尔哈赤掠夺大批汉人与朝鲜人为奴，开垦耕种，积极发展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在农业方面，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出牛四只，择荒芜的地方开垦耕种”，“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于是设仓官十六员，吏八员，执掌出入”。春播一斗种籽，肥沃土壤，秋收八、九石粮食；瘠薄土地，也能收获一石左右，基本上达到了生产自给。当时朝鲜人李民寏到过赫图阿拉一带（辽宁新宾境内），目睹了“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的情景。另一位朝鲜人也曾记载了当时建州女真居住地区（辽宁桓仁县境）的生产盛况：“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随着农业的进步，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在努尔哈赤居住的费阿拉城（辽宁新宾二道河子旧老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后来，“银、铁、革、木皆有其工”。在“马市”贸易中，用明珠、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换取汉人先进的生产工具、耕牛、生活必需品等，促进了女真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女真人与汉人的联系。努尔哈赤也曾确认：“抚顺、清河、宽甸、瑷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在文化方面，女真族只讲本民族语言，废弃了原来的女真文字，而通用蒙古文字，“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噶盖借用蒙古字母制十二个字头，合满族语音，联缀成句，“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这就是无圈点老满文；从而提高了满族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满族社会封建化的步伐。

  到明末，由于明廷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经济日益贫困，军事训练荒废，防务松弛，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无力维持对东北边疆的统治，于是女真族“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陷于混战状态。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努尔哈赤乘势崛起，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迎合女真人要求统一的愿望，于万历十一年（1583），以其父十三副遗甲起兵，招集数百人，采取了“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征抚策略，首先攻打仇人尼堪外兰，共用四十三年的时间，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结束了长期分裂的混战局面，使分散的同一语言的女真人联合起来，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加速了女真社会的发展。

  在女真各部统一的过程中，于万历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创立了黄、红、蓝、白四旗；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原来的四旗，则称为正黄、正红、正蓝、正白，合称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最高统帅是努尔哈赤，他的子侄分别掌管各旗。编入八旗的自由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八旗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它把女真人严密地组织在旗下，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加强了军事战斗力，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在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建造了费阿拉城，颁布了“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的政策，初步确立了维护私有制的法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这时，努尔哈赤已羽翼丰满，突然跃出深山老林，开始转移攻击目标，“吾意已定，今岁必征大明国”。于是断绝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停止纳贡，并发布以“七大恨”为内容的讨明檄文，鼓舞女真人的斗志，也唤起其他民族的同情与支持，以摆脱明朝的民族压榨，并将取而代之。这时，明朝在辽东尽管拥有十余万军队，分布在开原到鸭绿江边地区，辽河两岸，以及锦州走廊一带，但整体防线薄弱，不堪一击。“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天子又置万机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实际上，明朝已面临崩溃的前夜。努尔哈赤识破了明朝虚弱无能的本质，认为夺占辽东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天命三年（1618）乘明不备，突然攻占了东州、马根丹、抚顺一城二堡。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始冠带乘马出城来降”。努尔哈赤毁抚顺城，掠人畜三十万，席卷而归。不久，又攻克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大小十一城寨，入鸦鹘关，拔清河城。

  后金不断冲溃辽东防线，明廷上下骇愕，议论纷纭：“奴儿哈赤者，我皇上四十余年豢养属夷也，方谓其感恩图报，作我外屏，岂料其狡焉。大张挞伐，以振国威。必期灭此，以靖封疆。”明朝万历皇帝乃发布“征奴上谕”，起用废将，挑选精兵，召募士卒，筹集兵饷，准备声势浩大的东征，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兼辽东经略，“赐杨镐剑，并谕饬诸边”。杨镐到达辽东后，“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调闽、川、浙、甘等地士卒，另调叶赫、朝鲜兵援辽，共拼凑十万（明号称四十七万，清记载二十万）大军，会集辽沈，开始了著名的东征。“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明军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从四面包围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企图一举扑灭后金势力，铲除东北边防上的严重威胁，稳定在辽东的统治地位。其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左翼中路军，是四路大军的主力，由山海关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赵梦麟等率兵三万，从沈阳渡浑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击，以广宁分巡道张铨为监军。

  左翼北路军，由开原总兵马林、大同副将麻岩等督兵一万五千，合叶赫兵出三岔口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为监军，都司窦永登监督北关叶赫兵。

  右翼南路军，由辽阳总兵刘綎领兵一万余，从沈阳出宽甸，从东南攻打，以海盖道康应乾为监军，镇江游击乔一琦监督朝鲜兵一万三千人。

  右翼中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辽阳副将贺世贤统兵二万五千，从清河城出鸦鹘关，从南面袭击，以辽阳分守道阎鸣泰为监军。

  另外，派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辽宁北镇），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与阻击蒙古兵。又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都司张承基率兵驻辽阳，为机动兵力；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杨镐坐镇沈阳，为四路大军总指挥。令四路大军于三月初一日出边，向后金都城发动总攻击。

  努尔哈赤根据各路哨探来报，清醒地分析了形势，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关西来者必大兵，急宜拒战。”三月初一日，在大衙门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剖析了兵临城下的危险处境，决心全力应战。于是仅留五百余兵马守卫都城兴京，派五百兵阻击南路刘綎军。估计中路李如柏军由于“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崎岖，兵未能骤至”，故暂不派兵。集中八旗兵六万人，“全军向西出发”，迎战杜松主力军。“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方针，集中八旗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兵，到吉林崖扎营。两军隔苏子河遥遥相对，各自磨刀霍霍，决一雌雄。

  老将杜松统帅三万人马，于三月初一日扎营萨尔浒山岗，急于寻找后金主力进行决战，于是留两万兵守卫萨尔浒大本营，亲率一万人裸身冒雨强渡苏子河，一心想拔掉铁背山的界藩城。结果，“策马轻渡，军多溺死”。努尔哈赤识破了杜松兵力分散的弱点，当机立断：“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遂令代善、皇太极率两旗兵援助界藩城，亲率六旗兵夜渡苏子河，从四面围攻萨尔浒大本营。八旗兵漫山遍野，仰射冲杀。“明兵恃火炮为战，及晡，大霾晦，咫尺不辨，明兵列炬以战。清兵从暗击明，万矢雨集，发无不中。而明兵从明击暗，铳炮皆中柳林，清兵无伤者，逾堑拔栅，破明兵三万。”结果，努尔哈赤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大败明军，阵斩五千，俘虏万余。杜松得知萨尔浒大本营全军覆灭的败报，慌忙撤军，又遭到代善、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的夹击。后金以六比一的兵力，全歼明军；又追杀二十里，在硕钦山射死杜松。此战“短刀相接，我兵（按：指后金）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明西路主力军惨遭失败。

  北路马林军则畏缩不前，将一万五千人分三处扎营，互为应援。三月二日，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兵，在尚间崖、斐芬山、斡勒鄂漠三地，“骑兵奋勇冲入，步兵继进，遂斫其车，破其盾，明兵大败”。明将龚念遂、李希泌、麻岩皆死于阵，总兵马林仅以身免，率败将残兵逃回开原。由锦台什、布扬古率领的二千多叶赫兵，到达开原中固城，“闻明兵败，大惊”遁去。明北路大军也一败涂地。从此，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便集中全力迎战南路军。至三月初四日，后金探清了南路刘綎军尚不知萨尔浒惨败的消息，努尔哈赤留四千八旗兵保卫京城，防御李如柏军；另从明军降卒中挑选二百名浙江兵，着明军服装，举明军旗帜，持杜松令箭，前往谎报军情。刘綎深恐杜松夺首功，乃亲率先遣队急速行军，至阿布达里冈中埋伏，仓促应战，死于阵中。由康应乾统帅的步兵，一交战便遁去。乔一琦领残兵逃往朝鲜军营，无奈自缢。被迫援辽的朝鲜兵投降。明南路军又遭败北。

  明总指挥杨镐“闻三路兵败，急檄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等回兵”。至此，历史上闻名的萨尔浒之战宣告结束。明朝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阵亡文武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亡马骡共四万八千六百余匹，阵亡战车一千余辆，阵亡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余具，阵亡盔甲、器械山积无数可记”。

  在萨尔浒鏖战中，新兴的后金之所以获得全胜，这首先是由于从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女真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物质基础，方能经受住这次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战胜了腐朽的明王朝。其次，后金为保卫自己生存而战，八旗将士“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宠，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同时，得到了女真族人民群众的支持，故五天之内，就摧毁了明军在东北的主力。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小胜大，以寡胜众”的突出战例之一。再次，在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发挥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多智而有谋”，熟悉地形，以逸待劳，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抓住了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充分运用了八旗兵高度的机动性与纪律性，各个击败。

  与此相反，明朝动员了全国精锐将士，四路出征，却遭到了“覆军陨将，三路败衄”的惨败。这是因为：一、明朝政治腐败，不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致对敌，朝廷缺乏必胜的决心与信心。二、各路兵马不团结，彼此倾轧，“杜松、贺世贤既有水火之形，难作臂指之使”，相应远派信地，使不在互援之例。杜松恃满身刀瘢，骄傲轻敌，目中固无努尔哈赤，“贪功轻进，自取败衄，殊可痛恨”。马林“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促疾出”，在紧要关头，不敢决战，临阵败逃。刘綎颇虑杜松夺首功，解除戒严，“孤军深入”，陷入埋伏，以致丧命。李如柏贪生怕死，进军缓慢，“逗留观望，全军而归”。被迫援辽的朝鲜兵，拱手投降。北关叶赫兵，不战自溃。

  三、明军总指挥杨镐犯有严重错误，他要求各路军同时出征，由于路程不等，地理条件相异，在几天内同时到达兴京周围联合作战，根本办不到。四路大军又各自为战，互不通气，无法支援，兵力分散，在战略上是多数，在战役里是少数，这就给予对方以各个吃掉的机会。杨镐虽掌握一支机动兵力，也未作任何策应。四、明军装备不良，素质太差，无有战斗力。出征前，刘綎祭军旗时，三刀才杀死一头牛，可见兵器之钝；军卒赛马时，手中武器常常落地，可见训练之荒废；刘綎军士披藤甲，朝鲜军披纸甲，头戴柳条胄，所以，“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五、明军从全国各地云集辽沈，人地两生，“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入伏不能知，岂非不识地利，哨探无法乎？”将卒从南方调到北方，水土不服，多患疾病，互不相识，“将不知兵”，“君不择将”，毫无战斗力，明军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萨尔浒之战，是明清“两朝之兴亡实始”的一次战争。它为后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是明朝衰亡的转折点，意义深远。战后，后金冲破了明朝的辽东防线，“奴酋胆愈大，心愈雄，视我（按：指明朝）天朝无人”。八旗将士虎视眈眈，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不断夺取明朝的地盘，迅速攻占了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而明朝则“国威大亵，人心动摇”，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混乱，互相埋怨，推托罪责。户部给事中李奇珍言：“属者奴酋发难，四路进剿，三路败没，始误于李成梁，再误于杨镐、李如柏也。”结果，只得将杨镐下狱。天命六年（1621），后金夺占沈阳、辽阳，迁都辽阳，营建东京城；至此，辽东“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薙发降”。明年，后金兵西渡辽河，攻下辽西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天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筹建沈阳故宫，为清朝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奠定了基础。“（萨尔浒）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按：指后金）之武烈益扬，遂克辽东，取沈阳”，“已开三百年帝业之基”。这话显然是乾隆皇帝为其清朝祖先歌功颂德的，但也道出了此战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与史料来源】（原刊注释编号因数据库文本层识别损坏，此处按原文顺序整理，个别对应关系请以原刊为准）

  1. “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

  2. 茅瑞征《东夷考略》。

  3. 《明会典》卷108。

  4. 《皇明经济文录》卷34。

  5. 《明英宗实录》卷147。

  6.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

  7.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10页。

  8. 《东华录》《三朝辽事实录》《李朝实录》等均有记载。

  9.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

  10.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1. 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77。

  12. 《满洲实录》卷4、卷2、卷1。

  13. 程开祜《筹辽硕画》卷首、卷9、卷21、卷4、卷23、卷19、卷18。

  1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卷1。

  1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卷1、卷6。

  16. 魏源《圣武记》卷1。

  17. 《清文献通考》卷179。

  18. 《明史》卷259，《杨镐传》。

  19. 《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太祖遗书李永芳谕降》《额尔德尼论明兵之败》。

  20. 《清初史料》《建州私志》卷中。

  21. 《明神宗实录》卷580、卷578。

  22. 《重译满文老档》卷8。

  23. 《清史揽要》卷1。

  24. 《东华录》卷3、卷1。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7。

  26. 《抚顺县志》卷1，《地理志》。

  （本文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赵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