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2)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