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3)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299页)。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29l页)的记载。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10页，影印本93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7页，影印本137册)。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日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28册，449页)。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日：有冶工乎?答日：多有之。”(《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409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宣祖》六九)。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从一个落后的社会阶段发展到新的社会阶段，不会是和平地过渡，中间必定经过社会革命，经过解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斗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努尔哈赤是没落的上层分子，也就是没落的奴隶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是有势力的奴隶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癸未)由于尼堪外兰(nikanwailan，又译尼康外郎，人名)向导明军进侵古埒城(gure，又译古勒，地名，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鼓楼)，同被烧死在城内。明朝扶植尼堪外兰作建州的头领，尼堪外兰压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说，“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的“部下之人”，《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奴隶)。可知尼堪外兰原是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家的奴隶，后背叛，投降明朝，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豢养，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构成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属下奴隶的背叛主人，说明在努尔哈赤父祖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尼堪外兰也可能是由明朝统治阶级鼓动起来而不是自发的，但是一个奴隶能够起来站在奴隶主的反面，并使奴隶主的儿子归附自己，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危机了。这种奴隶制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万汗(wanhan，明朝记载称为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王氏《天命东华录>>一，2l页)。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天命东华录》一，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