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晓宪:怀念我的父亲喻屏(2)

    一
 

    父亲是直南沙区(原直隶省南部)建党的第一批党员。在革命低潮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同封建压迫斗争。当地的土豪劣绅与县府勾结，将在学校任教的父亲辞退，并把他列入通缉名单。父亲被迫离开家乡，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跋涉在革命的征程上。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个个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从邢台中心县委到直南特委，从山西特委到河北临时省委，父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恢复筹建党的组织，编写刻印党的秘密文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1933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在北平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供和威胁利诱，父亲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使出“假枪毙”的诡计，妄图迫使父亲屈服；但为了崇高的信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父亲无所畏惧，在死牢里的一夜，他遗憾的是不能再继续为党工作，所想的是上刑场时要呼喊的口号。最后敌人判处父亲15年徒刑，并把他押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那时父亲已做好了坐满15年牢的准备。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父亲经党中央南京代表团营救出狱。四年的铁窗生活，没有磨灭父亲追求理想的信念，反而使他在严酷斗争的历练中增长了经验和才干。

    1943年2月，父亲在盐阜区党委工作时，奉调去延安。由于日军封锁，原定从陆地奔赴延安的干部队改从黄河口岸乘船出发，当父亲辗转赶到集合地点时，船已经开走了；正是这条船在海上和日军巡逻艇遭遇，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同志壮烈牺牲。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父亲向时任苏北区党委书记的黄克诚表示，还是要在规定时间到延安报到，黄克诚提出武装护送父亲到山东，再转道去延安。父亲说服了黄克诚，他决心为去延安的同志另外闯出一条通路：先到上海，然后再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父亲在途中几经危险，遭受过无数次盘查和拦截，有一次还被日军扣押，但他胆大心细，多次化险为夷，终于到达延安。刘少奇称赞父亲为华中干部赴延安开辟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并签发中央电报，将父亲走白区到延安的经历作为经验，告知华中根据地党的组织。

    十年浩劫，是父亲一生最为艰难的岁月。“文G”伊始，父亲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混乱局面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67年3月，他在东北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大声疾呼：“不抓农业吃什么？不抓工业穿什么，用什么？国家怎么能存在？把干部都打倒了，‘靠边站’了，谁去领导抓革命？谁去领导抓生产？希望东北局机关的同志们不要整天在机关闹了，要走出东北局大院，到三省去抓工农业生产。”为使东北局和各省党政机关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在造反派揪斗党的领导干部时，父亲总是站在前面，竭尽全力地保护同志。当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到东北局要求批斗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欧阳钦时，父亲挺身而出，对造反派说：“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欧阳钦同志是紧跟毛主席的。”当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要揪斗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将马明方污蔑为“大叛徒”时，父亲说：“马明方同志在狱中斗争和出狱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无论造反派怎样围攻，他始终不为所动。造反派到东北局机关揪斗东北局书记顾卓新，他们逼迫父亲承认顾卓新是“走资派”，父亲却说：“顾卓新同志不是‘走资派’，要说犯错误，我的错误更严重。”

    此后不久，父亲也被打倒，关押、审查达六年之久。专案组将父亲坐牢的经历视为将他定成“叛徒”的突破口，逼迫父亲承认“叛变自首”，遭到父亲严词拒绝。其间，父亲在机关、工厂、学校被轮番批斗达100多场。每次批斗，都要坐“喷气式”，有时还被拳脚相加，回来后，脚已肿胀得像馒头，腰已直不起来，由于背上有伤，不能躺着睡觉，只能趴在床上。面对残酷的批斗和非人的折磨，父亲依然铁骨铮铮！1968年初，就在父亲身处逆境的时候，陶铸专案组向父亲调查“七七事变”后陶铸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写所谓“呈文”的情况，父亲严正地对调查人员说：陶铸是不赞成写“呈文”的，不但不赞成，他还提出要光明正大地从监狱里走出去！

    由于专案组始终找不到父亲叛变自首的证据，只好用逼供信的手段取得伪证，将父亲定为“叛徒”，并于1973年9月，把他下放到辽宁省黑山县。在黑山县的近四年里，父亲每天坚持锻炼身体，风雨无阻，沿着公路步行10余公里，用父亲的话说，他在黑山大地上又走了一个半两万五千里长征！因为他坚信：“冤案早晚会平反，所以我要练好身体，等待着党需要我的时候。”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父亲在逆境中顽强地挺了过来，等到了平反昭雪，重新为党工作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