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晓宪:怀念我的父亲喻屏(5)

    四
 

    父亲一生始终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他分管组织工作多年，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对干部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从未利用职权有私于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父亲看来，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任何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伤害，久而久之，终会被人民所唾弃。而父亲自己则是身体力行，用清廉如水的一生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50年代末，叔叔的儿子从河南老家来到沈阳，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的父亲，要求在城里安排工作，被父亲回绝，父亲说：“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利用自己的权力安排亲属的工作，会在群众中给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不能那样干！”叔叔的另一个儿子，1962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向学校提出来要留在城市工作，学校为了照顾他，把他分配在沈阳市，父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坚决不同意，在父亲的“干预”下，堂兄被改分到辽宁省康平县，他执意不去，于是父亲让他回河南家乡工作，并要求必须回到内黄县。堂兄一去就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直到1993年患病去世。得知堂兄去世的消息，是夜，父亲无眠，看得出他非常难过，父亲也是血肉之躯，他何尝不爱自己的亲人！堂兄读高中的时候就来到家中和我们一起生活，“文G”中又不怕受牵连千方百计地寻找被打倒的父亲的下落，取得联系后，即带妻儿从家乡千里迢迢地到黑山县看望父亲。我们常想，如果父亲当时不那么严厉，让堂兄留在城市工作，就医的条件好一些，或许他不会正当壮年就离开人世；但，我们更知道，父亲的严格自律已近乎于“洁癖”，如果那样做的话，就违背了他一贯的原则。

    父亲对子女也是爱之切，律之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身陷囹圄，我们也经历了各种磨难；多年后父亲与我们相见时，要我们在艰苦环境中向工农学习，锻炼成长。父亲恢复工作后，又告诫我们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地方。1984年，我爱人在解放军报社做记者时，突然接到了赴云南前线采访的任务，我和母亲不免有些为他的安全担心；父亲却说，这是个锻炼的好机会，作为干部子弟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和他彻夜长谈，鼓励他深入到最前线写出有深度的报道；第二天，父亲又和母亲将他送到机场，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孩子送行。父亲的殷殷期望和谆谆教诲，让我们永生难忘。

    父亲常说，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想起那些和自己一起坐牢走上刑场，一起战斗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向党和人民伸手。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1964年，父亲在吉林省梨树县调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当晚就住在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第二天，随行的秘书担心父亲冻病，经极力劝说，他才勉强住进县里的招待所。父亲在高检院的几任秘书都曾向我们谈起和他到外地考察时发生的多起“躲宴”、“罢宴”的事情，尽管父亲的举动使负责接待的同志和当地领导有些尴尬，但他们在心底里却对父亲充满了敬重！1979年底，有关部门为恢复工作的高检院领导提供了几套住房，当时给父亲分配了一套面积较大的住房，但父亲却换了一套面积小的，他说：“能住下就行了，把面积大的房子留给家庭人口多的同志住吧。”晚年的父亲，经常生病住院，每次住进去没几天就要求出院，他说：“高检没有多少经费，负担不起这么多的医药费啊！”而每当我们解释说他的医药费是由有关部门的专项经费支出时，他又说：“那也要尽量给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啊！”父亲就是这样，对自己的要求常常到了苛刻的地步！

    1995年5月29日，父亲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宋任穷叔叔到家中吊唁，挥笔写下“毕生为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知道，这16个字不仅仅是对父亲个人一生的评价，更是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无悔人生的真实写照！今天，父辈们已渐渐地离开我们远行，但，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追求理想进程中的坚定果敢，在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事业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格，已恒久地闪耀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