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纪—建州纪第二(4)

　　今日苟无稻叶等书为之贯串，吾辈亦无从为之披沙而拣金也。今据《朝鲜传》：“正统十三年冬，土木变后，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此所谓野人女直，即指建州海西。盖向来女直尚恭顺，而明亦颇字畜之， 故有此举。其实明有虏患，女直已萌蠢动之念。明年景泰改元。夏、辽东奏报：‘开原、藩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又京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珦者当时朝鲜国王也。又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又为当时朝鲜国王。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此事别见后《董山纪》。当时建州三卫，皆受朝鲜官职。自董山与凡察分领左右卫后，此时正三卫并立之时。清代自讳其曾为明臣，因讳建州卫事迹。岂知并有称臣于朝鲜之事，阿哈出孟哥帖木儿之入侍李成桂，建州三卫之受官于李瑈，虽事本无奇，然以清世讳莫如深之陋态，得此发其覆焉，亦一谈柄也。

　　天顺五年，建州又有至朝鲜、义州杀掠之事。按明《会典》称建州女直为居建州毛怜等处者。则毛怜卫实与建州卫为同部。观正统三年之李满住奏，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而有掌毛怜卫事之名。其时毛怜卫指挥为阿里古。然前一年之《实录》云：“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欲出辽东，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全文已见《女真纪》。此时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其时毛怜卫指挥，又为郎卜儿罕矣。至天顺四年，仍为郎卜儿哈，为朝鲜所杀，致招建州之仇。则中间之毛怜卫指挥阿里，必即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二名者。

　　《明史·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诸怜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且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此建州卫未明指其为何卫，姑列为李满住之建州卫事。其云都指挥兀克，未知三卫中何卫之指挥，亦姑存疑而已。

　　自天顺纪元以来，建州三卫之势力，已尽操于左卫都督董山之手。《朝鲜传》所言，三卫私结朝鲜，实际皆董山所主动。事见《董山纪》。董山于成化二年，为明廷所诱致，旋杀之。稻叶所叙述，固有所据。就所见之籍，则黄氏《建夷考》正与符合。稻叶又引《实录》：“成化三年春以后之建州，与辽东交涉，一则于正月，有兵部奏曰：‘巡按辽东监察御史魏瀚奏，虏寇入辽东碱场堡及鸦鹘山屯、梁家台等处，纵火焚堡门营舍，大肆杀掠而去。’云云。再则于二月，有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曰：‘海西建州等处女直，入鸦鹘关，抄掠佛僧洞等处，副总兵施英等分兵御之。遣都指挥邓佐，率军五百，前哨至双岭，遇伏战死，一时陷没者百余人。时英亦次树遮巅，与参将周俊兵合，去佐不远，不能应援，致损士马，挫军威。’云云。三则于三月，纪建州海西女直，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

　　又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亦有达贼窥边，奏至：‘上命辽东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严督官军防御之。既而又入辽阳相近之连山关，东掠抚顺。’云云。四则于四月，停免辽东岁贡人参。故事：辽东都司岁贡人参，每岁役东宁卫卒，出境采办。时以建州女直，频岁入寇，人不聊生，赋无所出。巡抚都御史袁恺等认为言，免之云云。是月己丑，遂出师讨建州，既用辽东兵，而朝鲜亦以援军由鸭绿江进。”见《明史·朝鲜传》。稻叶则别引朝鲜书，详言此时建州都督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即由武靖伯赵辅等兵威所迫，遁至兀弥府，为朝鲜军所侦知，捕斩之。前朝鲜以私交建州女直，为明所憾。至是乃大白，意甚得。其军将斫大树之白书曰：“某年月日，朝鲜大将鱼有诏，灭建州而还。”明兵至此见白书，已在彼等还师后矣云云。今按兀弥府即婆猪江谷地，李满住先曾居此，详见稻叶所引朝鲜之《西征录》。《明史·朝鲜传》之所谓九狝府，正系兀犭尔府之讹。《朝鲜传》但云攻破九犭尔府诸寨，斩获多。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赍，敕奖谕之。不言捕斩李满住父子，已有所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