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新天回忆录—抚顺求学（3）

  我是十二岁到抚顺的，当时抚顺已被八路军解放。抚顺是沈阳东面一个门户，是满族兴起后与明朝经常作战的地方。现今大伙房水库之处就是当年萨尔浒大战的战场。抚顺这两个字的产生，是从清朝皇帝诗句中“抚绥顺导”中摘出来。

  抚顺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千金寨”。有一首歌谣云：“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抚顺是个沿着浑河东西走向的城市，过去一直以“煤都”著称。原来由于古代河流的冲积沉淀，沿着浑河形成一条很厚的煤炭矿层。在上游即龙凤矿一带，煤层有几米到十几米。下游的西露天矿则是几十米甚至达到上百米。但是上游的煤质好，下游的煤质差。

  可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已经建矿开采煤炭了，先后有俄国人、日本人，最后是日本人霸占了这处资源。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相继促进了其它工业的发展，如机器制造、冶金、石油以及铁路运输等。

  其中石油业的兴起是利用露天矿开采挖掘时挖出的油母页岩（当地人叫矸子），经过粉碎、蒸馏制造出石油的。后来发展了炼油工业，现在大庆的原油经输油管到了抚顺进行炼制。建国初期以及计划经济年代，抚顺的工业为新中国的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她与沈阳、鞍山、本溪一起构成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这个基地的资源和制造能力，恐怕当时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转型，这个工业区已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是十分可惜的。但我相信，她会有辉煌的未来。

  抚顺以东是清朝的发源地。新宾就是满族自治县。萨尔浒大战清朝得胜，从此奠定了进军关内的基础。抚顺东面有“元帅林”，是张学良为其父亲张作霖建的陵寝。但由于日本占领满洲，张并未将其父的遗体运到这里。浑河北岸有个不太高的高尔山，山下就是最早的抚顺城。

  念中学时，老师曾领我们去高尔山远足（大概是日本话，即旅游的意思），在山上可以拾到一些弹壳，据说是日俄战争留下的。日本俄国两家到中国的土地上打仗，足见当时中国的积弱。

  初到抚顺时的印象还是满好的，觉得楼房很漂亮，街道很整齐。父亲住的地方叫永安台。是以前日本人的住宅区。日本人侵占东北以后，为了永远强占这块地方花很大力气建设城市。如沈阳、大连、鞍山等，都经过规划，专门建设了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永安台分南北两个部份，以中间一条道路分开。这原来是一座小山丘。最高处就是一个园形的体育场和体育馆。然后辐射状向四面建了道路、房屋。永安台的北边是浑河，南边是电气铁路，东边是一个公园，西边下山就是市区。永安台的房屋是分等级的。围绕体育场那一圈是最高档的叫甲等，然后向外逐渐扩展有乙等、丙等、丁等。

  抚顺煤矿是“满洲国”时抚顺市最重要的产业，所以永安台上都是抚顺矿务局的员工。我父亲在沈阳时经二舅父介绍到抚顺矿中教书，所以有资格住到北台的乙等房子（一丁目二番地）。

  这是一栋红色小楼。楼上一间屋，还有一个阳台，楼下还有三间住屋，还有厨房、浴室、厕所。烧饭用的是管道煤气，这当时在中国应该是很先进的了。日本的住屋没有床，都铺的是“塌塌密”，即稻草编的厚席子。房子的大小即以几个席子为标准。最大的是8个席，最小的有4个席子。最早由于父亲一个人住这个房子太空，在楼下招了二家房客，一姓张，一姓仲。南、北台的街道两旁全都栽的树。我们前面的路两旁栽的是梧桐树。

  我们屋后有一块园地，可栽花、种菜。抗美援朝打仗那几年，还挖了防空洞。当时日本战败不久，南北台上还有不少日本人，都是炭矿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子女仍在读书。我大妹的同学日本女孩林富子还经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家从哈尔滨搬到通化，似乎到了农村一样。

  四年之后来到南满这座工业城市，不免又耳目一新。父亲见到我很高兴。记得有一次领我到山下一个理发店，给我理了个分头，还涂了油，弄得我很不自在。全家来了之后，曾拍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妈妈没有拍。

  这张照片是唯一一张缺了母亲的“全家福”。我在通化时已念完了小学四年，到抚顺后应上小学五年，后来不知怎么的竟跳到初中一年去上学了。当时我觉得语文、政治都没问题，就是数学有些吃力。我相继在抚顺三中、二中、一中念书，最后是在抚顺高中（郭沫若题写校名）毕业的。

  我初中毕业时，按照父亲的嘱咐（他当时已入狱了，来信吩咐）一定去念工科，当时叫高级职业学校（即中专）。那时抚顺煤矿高职是很有名的，就叫我报这个学校。可是毕业时班主任老师给我改报了高中，于是我得以进高中学习。

  初中我学了二年半，因为由日本制度下的春季始业改成中国的秋季始业，我又提前了半年。后来念大学时，我在班上的年龄较小（与南方来的同学相仿），主要是拣了这两年半的便宜。不然的话，北方孩子都是8岁念书，进大学时已20岁左右了。我在高中时的学习，给我打下了较良好的基础。

  这要感谢当时的几位老师。这些老师中有许多位是从关内招聘来的。因为东北解放后工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材，于是从关内招聘。这些老师的素质相当高，有的过去在内地是教大学的。像教几何的陈老师、教代数的唐老师（听说是北大毕业的，总穿着件长袍，戴着深度近视镜）、教语文的黄老师、教三角的王老师、教物理的周老师、教外国历史的台老师（听说是过去中央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教美术的操老师（四川人，顺手在黑板上可以画出抚顺欢乐园热闹街上的几十个人物）等等。可惜的是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学有专长、教育有方的师长遭遇非常坎坷。有的被捕入狱，打成反革命分子，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远走他乡。

  听说教语文的黄山老师是自杀的。黄山老师讲课中有一次在黑板上写了一首他做的诗，至今我还记得：“长空余落日，高树隐鸣蝉。寄居闲村里，吴门三月天。”可以推测他是江苏苏州人。我在中学里念书是不怎么费力气的。除了念书的功课之外，我喜欢读课外书籍。

  除了图书馆借书之外，亲戚家对我的影响也不小。姑母家在沈阳，我去那里，大表兄赵蔚青（复旦大学毕业，一生从事英文翻译，是巴金的朋友）赠给我屠格涅夫小说的中译本：“处女地”、“贵族之家”，后来我又读了屠氏的著作：“前夜”、“烟”、“罗平”……开始了对俄国文学的爱好。有一次袁家二舅到抚顺来，问我读过高尔基的“母亲”没，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没读过。于是我陆继读了高尔基的许多作品（“我的大学”、“在人间”等），甚至可以背诵著名的“海燕之歌”。

  在我中学这个年代，正处于建国初期，可以说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

  在政治上又是和苏联坚石般的团结，所以苏联的小说、音乐、美术对于一代青年心灵的塑造是有巨大影响的。我至今还记得苏联小说的著名作品：“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苏拉的故事”、“丹娘”、“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库页岛的黎明”、“大学生”、“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作品使我们憧憬于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激励我们的热情，去为人民献身的勇气，也陶治了我们的心灵。现在想起来，青年时期的精神食粮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学习中，不偏科，除了对文学、历史、地理的兴趣之外，对物理学尤感兴趣，特别是对概念的理解和确立，觉得是学好这门学科的基础。我对化学有点讨厌，因为觉得完全是死记硬背，所以没兴趣。我比较差的是体育，这可能跟我的软弱性格有关，我缺乏勇敢、竞争的劲头。

  还记得老师提问时，我完全可以答对的，但我总不爱举手。等别的同学答对了以后，我又后悔自己怎么不去答。后来我就很羡慕运动员，觉得他们有冲劲。上了大学以后，我在体育方面有所提高。

  在抚顺的六年当中，前三年的生活可以说是平和的。后三年则是异常抑郁的。因为51年我们家庭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