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新天回忆录—家庭变故(4)
父亲初到抚顺任中学教师后,工作是相当努力的。在师生参加义务劳动(拆除战时留下的碉堡工事)中还获得了劳动摸范的称号。
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他对自己历史上那一段短崭的历史问题看来并未看重。据说他曾主动去公安局派出所交待这一问题。
51年一个春天( 4.26 )的夜里,父亲与我及大妹妹住在楼上的房间里,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公安局来人将我父亲绑了起来,并搜查房间,把我们吓得要命。父亲被绑时曾哀求不要绑得太紧,他的两臂很痛。但抓人者完全不予理睬,我当时真觉得父亲好可怜,却又不知他犯了什么法。
第二天早上方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区域抓走了几个人。原来与父亲在一个学校里工作的殷实校长也被捕了。这就是解放后共产党搞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来听说父亲被解往通化进行审判,判了五年徒刑。
在那时所捕的人当中,这个判决算是比较轻的了。我想他之所以被捕,完全是当初职务上“够线”的原因。究竟有什么罪恶?是不是现行?完全不得而知。他被捕、判刑之后被送往北边密山劳改农场去劳动,与家里通过信。但不久大约一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了。
父亲的被捕是我们家庭的一大灾难。从此在我心上压上了一块石头,我的性格更加抑郁。父亲走后,家庭生活几乎陷入绝境。二个姐姐辍学去打工,母亲则想尽办法让我和妹妹继续读书。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伟大母亲的坚强毅力是我们一家人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
我们的住处被迫从北台的乙字楼迁到南台边缘的丁字楼(只有一间住房),在别人的眼中,这是一户“反属”。
为了维持生活,除了暑期做工赚点钱外,我和二姐都兼教夜校。二姐教数学,我教语文(初中)。我共教了二年,这对我以后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很有影响。艰苦的岁月对我们子女的成长也是一种磨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奋斗的本能。父亲从劳改农场的来信中嘱我一定不要学文科,我想这是他的一生的教训。
确实在解放后曾经读过旧中国大学文科、法科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同意父亲的嘱咐,写了回信,还画了一个风景画寄去,可能会对他有点安慰。父亲的被捕在我心灵上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的是父亲并没有去世,他还活着,但是不能马上回家,我们兄弟姐妹只好去看他。他还是那么慈祥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都急切地要求他早日回到家中。那情景、那对话就仿佛是真的一样。这个梦可能连续做了许多次,久而久之,好像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弄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了。这个忘不掉的梦境说明我们子女对不幸父亲的思念之深切,说明这场政治运动对尚在年幼的我们打击之残酷。
父亲的事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又是长期的。我二个妹妹的考大学,我毕业后的遭遇,以至我弟弟长达八年的下乡插队,罩在头上的这个阴影始终未有散去。现在看起来,中国封建余毒何期深远。这种株连九族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仍能继续存留,并成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法,说明中国何期落后。
回想起来,解放初期尚有一些民主的痕象,之后不久的“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直到登峰造极的“文G”,社会还能进步吗?!
54年秋季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当时要好的几个同学商量报考志愿。我们当时都倾向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她在当时可以说是名校。可惜的是那一年她不招生(由于取消了一年俄语予备班),在东北最好的工科就是大连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了。
那一年北京的三所高校(清华、北大、北师大)向东北首次开放招生,我采取试一试的态度,把清华列为第一志愿。高考是在东北工学院进行的,在那里住了三天。自己觉得考的还可以。临近发榜的时候,自己觉得有些紧张。不久许多同学都接到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的通知书,我非常着急。那时我每天都出去做工,记得有一天是在抚顺铝厂挖沟,晚上回到家里时,妈妈告诉我被北京清华大学录取了,我一看来信是清华驻东北工作组发出的,所以比其它学校晚。我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第二天也不去劳动了,真像登上了云端一样的高兴。
因为全抚顺只有二人考入清华,一个考入北大,我所以能被录取,恐怕是我各科都不偏废。当时考七科,听说每科平均分要到75分(语文、政治、俄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据说我的物理考到98分,数学的成绩要差些。当时清华录取新生的标准恐怕主要还是成绩(在我入校之后对同学们的家庭出身了解所得)。
如果是在57年之后,那就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了。至于我为什么报考“机械工程”,那是受了一个人的影响。此人叫宫金凯。我念小学的时候他已是长春师大的学生了。他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都是通化老乡。(解放后他父亲宫宪斌曾任通化市副市长)。在我报考自愿的时候,宫金凯出差抚顺到我家来。由于小时候,我对于他就很仰羡,所以他说机械行业最有前途就对我产生影响。像鞍钢的王崇伦全国有名,还有沈阳的劳模马恒昌都是搞机械的。
当时二姐的意见叫我学电,说是日后有发展,可我没听她的话。其实我个人对机械也没什么了解。就是中学时到抚顺重型机器厂去参观,看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机床,觉得很神秘。
三十年前我父亲去北京读大学,三十年后我又去北京读大学,妈妈和家里人都是非常高兴的。以我的出身、社会关系来看能被清华录取,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说明当时还无政治上的歧视)。
不久之后高考的录取标准就有改动。62年教育都就有明确的政治规定,我是看到过的。1954年报9月份我和罗森(他考取清华建筑系,后来成为付作义的女婿)一起乘火车前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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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951年抚顺镇压反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