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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天回忆录—清华园里(5)

2022-02-20 06:43 新浪博客 格瓦拉小屋 3688
初到北京,一切都是新鲜。那时北京面貌还未曾改动。天安门前的路很窄,有电车(有轨)通行。火车站是在前门(现在是铁路俱乐部)。市里到清华,似乎要走很远的路。从清华进城,可乘校车,是绿宝车行办的。车身前面有个鼻子,乘客的座位也不多,起点是清华园,终点是南池子的骑河楼。据说那里...

  初到北京,一切都是新鲜。那时北京面貌还未曾改动。天安门前的路很窄,有电车(有轨)通行。火车站是在前门(现在是铁路俱乐部)。市里到清华,似乎要走很远的路。

  从清华进城,可乘校车,是绿宝车行办的。车身前面有个鼻子,乘客的座位也不多,起点是清华园,终点是南池子的骑河楼。据说那里原来有个“清华同学会”。后来公共汽车开通后,即可由西校门乘331路到平安里终点站。

  这路公共汽车经过清华、矿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医学院、电影学院由豁口进城经新街口到达平安里。这一路上号称的八大学院除清华之外全是解放后建立的,道路两旁栽了杨树,很是气派。

  到清华报到的第一天是在大礼堂后面河旁的草坪上。学校的各部门摆了桌子,报到按顺序进行。我的学号是540210,一直用到毕业。我想学号的含义是54年招的第210个学生。

  这个学号好记的原因是如果第三位数字是3的话,就是一个倒数的自然数了。当时被分配的宿舍叫“善斋“。是在清华大操场的旁边。刚看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奇怪,觉得斋字与和尚有关系。后来才知斋应是房屋的简称。

  清华有明斋、平斋、静斋、新斋等。善斋前面是个大体育场,体育场旁是个很有规模的体育馆。馆内有蓝球场、游泳池和二楼的田经跑道。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馆内的健身拉力器,可以自己调节重量用以训练上肢、腰部的肌肉。这种健身器材当时在社会上很难见得到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随处可见,已不那么新鲜了。清华是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这当然是受了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那座园顶大礼堂是典型的西方建筑,可能是由美国拿来的图纸。其上的园顶听说原来是金色的,抗日时为了防空,涂成黑色,一直到现在。所谓大礼堂,用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不算大。但在当时学生的眼光里,算是不小的。在大礼堂后面的墙上,高悬一块匾额,上有“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可能是哪一级学友赠送的)。

  这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常常揣摩它的含义。我觉得将其作为办学的宗旨,作为阐述学校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深刻的。这四个字可能来自曾子的”大学“。距大礼堂不远的西侧,有一处中式古老建筑,一般人都叫它”工字厅“。进门处上方的匾额为”清华园“,是咸丰皇帝的御笔。

  朝里面走,穿过厅堂直走出去,就是”水木清华“和菏花池。水木清华的著名对联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换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今年(1999年)4月我们制九四班同学在校庆日返校(清华八十八年校庆),毕业四十年重聚于此,又拍了照片。

  清华较老的建筑物有清华学堂(建筑糸)、物理馆、化学馆、生物馆、航空馆等。此外尚有一个气象馆,一个音乐室(灰楼)。52年院糸调理后尚保留了音乐室,利于开展学生社团活动。清华的标志性建筑,当属“二校门”了。上面的“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写。文G中此门曾被推倒,后来重新建起。五十年代时学校的大门应是西校门。

  五十年代末,清华向东部发展,才将南校门改成正式的大门。清华还有一个北门,离我们住过的一号楼不远。北门外都是菜地。课余我们曾到那里去买西红柿,几毛钱能买上一脸盆。当时北京---张家口的铁路由校内穿过。

  为了扩建东区,听说蒋南翔校长力争,将此铁路移到五道口那边,不过清华南门外那个清华园站仍保留。五十年代每当“五·一”、“十·一”进城参加游行,我们都要到这个火车站乘火车到安定门,再下车步行到天安门。

  原来,铁路经过校园内是有危险的,学生们在校内跨越铁路十分不便。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女学生因为迟交作业被批评,自己想不开,竟然跑到这条铁路上卧轨了。后来听说这个学生所住的房间,曾经是我过去住过的。五十年代清华为了适应不断扩大招生,新建了许多宿舍。我从善斋出来之后住过一号楼、七号楼。在一号楼时有位看门的马爷爷(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我曾经问他清华哪一位校长最好,他说:当然梅校长最好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没钱时,梅校长就借钱给他。

  我入校时是机械类(包括动力机械)新生,还要进一步报专业志愿。当时最热门的是报汽车专业,但全国唯一的一个汽车厂(长春汽车厂)尚在筹建中。后来汽车专业毕业的人不少都未分到汽车厂去工作。我当时选了个工程机械,但却分配我到“机械制造工艺、金属切削机床及刀具”专业。不用说专业的划分,就是整个教学计划完全是按照苏联高校体制安排的。

  我们班的名称叫“制九四”,意思是1954年入学机械制造专业的第四班。班上三十来人,以上海、华东地区的学生为多。东北考来的只有我和哈尔滨来的尚鸿祚。听说他的入学成绩在全班是最高分。因为当时国内大部份的高中生都到东北去读大学,而东北往关内去的则是少数人。

  所以要求入学的成绩是较高的。记得这一年全东北考入清华的只有49人,这是在“东北日报”上刊登的。当时全部录取的学生都登在“东北日报”上。跟内地的同学相比,可看出教育水平以及文化习俗的不同。江南、华东同学思维之敏捷、反应之灵活远非西北、东北人所能比。西北人比较木讷,但很执著;东北人豪爽,但失于粗糙。东南西北的学子集在一起,取长补短也是一种乐趣。我在校时以及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中不少是外省人。

  在课程学习中我比较喜欢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记得教我们理论力学的教师是万嘉煌先生,从英国剑桥回来的,连中文板书都写的不好。我还参加了课余的理论力学科研小组,研究题目是万向轴节的运动。

  可惜这位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当了右派。据说罪状之一是他瞧不起从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来的工农出调干生(这种方法恐怕也是学习苏联,直接从工农中培养人才)。万先生由于嫌补考的麻烦,一律给工农调干学生为3分。(当时考试实行5记分制度)我对理论力学问题很有兴趣。当时清华考试是很严格的。采取的是口试办法。进场时发给你一张试卷,你先准备一段时间。口试时既使全将试题上的问题答对了,也只能获得3分。

  教师还要问一些更广更深的问题,只有你全答对了,才能取得满分。有一次考理论力学,是助教何先生主考(也是从剑桥回来的),我将试题上的问题全答完了,突然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问题,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在一个无限光滑的平面上有一个无限光滑的园盘,有一个人沿着园盘的园周方向在其上做匀速的运动,请分析其运动、动量、能量的规律。在诸位授课的教授中,我比较敬重的是教“材料力学”的杜庆华先生,可以说近于崇拜。

  他不但课讲的好(好的使我们不愿下课),字也写的好(我都模仿)。上课时只带一小盒粉笔,连课后的作业都凭记忆写在黑板上。他对时间的掌握非常之准,在打铃之前肯定讲完。我后来作教师时,时常忆起杜先生,真的是以他作楷模来当教师的。二十多年之后,当我在美国的Wisconsin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杜先生应邀来美国讲学,到威斯康星大学来讲“BandaryElement”。

  讲前与我们见面相谈。原来杜先生是斯坦夫大学的博士。(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员“杜宪”就是杜先生的女儿)由于我对基础课有兴趣、爱学,所以在全年考试中各科都得了5分,成为班上第一个“优秀奖状”获得者,还曾被评为清华的“三好学生”,参加全校的三好学生代表大会。

  在体育方面,我也有提高,曾参加系里的排球队。除努力于学习之外,我尚参加了一些业余活动。曾通过考试,参加了清华大学合唱团,在低音部。记得有一次在大礼堂演出,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演出之后,指挥说中间有一段唱错了,很丢人。因为在台下坐着歌曲的作者(好像也是清华校友)。

  我还用一个暑期未回家来学五线谱,考上了清华的乐队,队长让我学长号,我很不愿意。队长说他就是吹长号的。由于我业余爱写点小文章。有一次“五一”节写了篇“董存瑞”观后感,被北京日报选中,给我发了奖品。

  其中的记念册上有许多编剧、导演、演员的签名。其中最珍贵的是梅兰芳先生的题字(他的“梅兰芳舞台艺术”也是第一届中国电影节的参加作品,所以题词)我参加了清华文学社,当时清华请很多名人来讲演,如曹禺(校友)、秦兆阳、邵燕祥等。

  57年之后我就不参加了,社中不少人成了右派,来讲演的不少名人也成了右派。

  58年提倡勤工俭学,我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回忆与感触”。后来在“新清华”校刊上曾写过一首歌颂劳动的小诗,被蒋南翔校长引用在他的文章中(发表在中央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后来清华文工团的诗歌大联唱中,曾采用这首诗。可见我在清华园里除了学习之外,兴趣还是满多的。现在来看在一所大学里,多创造条件让青年人受文化陶冶,发挥个人的志趣,培养多方面的爱好,也不失为教育的一个内容。

  在清华五年的学习生活中(54-59),中国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波及到学校,使我们的学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55年由胡风问题引起的肃反运动;56年公私合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57年整风反右运动;58年交心、大炼钢铁;59年拔白旗、反右倾运动。

  其中最历害的(就我个人体验)要算是57年的反右运动了。55年肃反运动时,我还是班里的干部,参加班里的领导小组。领导我们开会的是机械系党支部书记何东昌(日后曾升任教育部长)。

  在我们班抓肃反分子,抓来抓去,抓到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同学,他14岁时与家里一起参加过“一贯道”。可后来也没对他怎么样。毕业时竟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我入校后不久参加了共青团,并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班主席兼团支部委员。

  正当我的学业和“仕途”都十分坦荡的时候,迎来了57年的风暴。当时国际上的背景是出现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记得56年时邓小平(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曾到清华大学给各高校领导及北京市干部作报告,我有幸以学生干部的名义在大礼堂二楼听了这个报告。邓小平是站着讲话。一开头就是说“部队上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讲话,我就是指导员出身。”他那次报告主要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讲新闻宣传的阶级性,目的是给中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打予防针的。

  我记得他特别讲到匈牙利彼多裴俱乐部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并没有通过这次报告获得免疫,在运动兴起之后当了大大小小的“彼多裴”。

  整风开始时,是党委党支部号召大家鸣放,清华到处设立自由论坛。有教授讲,也有学生讲。议论的最多内客恐怕还是与学校、教育、科研有关的事情。记得电机系有位同学叫赵学范,此人搞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大牌子放在二校门的门口,号召同意理工合校的人在上面签名。结果大约有几千人在上面签名,赵日后也就因此而成了大右派。其实理工合校问题的提出最先还是由教授们提出的(著名的6月6日六教授会议),华罗庚先生也著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说“理工合校好”。

  这都是对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有意见,对苏联教育体制有看法所导改的。清华、北大原来都是名符其实的大学,下设若干学院。像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北大下属的医学院等。52年强制调整将清华的理、文全都调到北大。工学院的航空、石油、采矿也都独立出去成为学院,这一套做法完全是照搬苏联的。

  当时国际上学科的发展很迅猛,譬如半导体、激光、计算机等都在兴起,你说是理科还是工科很难分清。由于教授们了解科学发展的动向,所以很自然地提出理工应合校的主张,但没想到这一教育体系的问题被定为向党进攻了。(反对苏联专家的教育体系就是反对党委,就是反党)。

  还有一层原因是我多年以后想到的,原来清华教授中留学欧美的居多,所以很自然地欣赏英美的通材教育,对苏联那一套“专才”教育是有看法的。遇到党号召大家提意见的机会,就自然地放出来了。可当时对我们年仅20岁的青年,是不会懂得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清华学生中有几个右派学生是知名的:华侨学生冯国将,竟敢跑到大礼堂主席台上要求和蒋南翔校长辩论。

  山西籍的学生党治国也很有名,曾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在送往枪毙现场的路上获“特赦”。机械系研究生钟杰英,文章写的好,评列宁、高尔基、罗曼罗兰,成了极右,下厂劳改。二十年之后成为中国文坛上的健将。北京上演的“哥们折腾记”、“北京大爷”都出自他笔下。此人是广东梅州人。电机系还出了一个“庶民社”,为首的孙某成了反革命分子。

  整风鸣放时大字报及论坛所涉及的问题带有政治彩色的有:胡风及肃反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国际方面问题(南斯担夫、西哈努克)等。对于我来说当时是班上的干部,是最听党的话的,对于政治一类的问题,立场是坚定的。

  但是对于教育改革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清华的钱伟长先生(当时任教务长,曾担任我们“普通物理”的授课)极为提倡加强基础、开设第二外语,在一次“自由论坛”上他说这二条意见毛主席赞成,我们听了当然是热烈鼓掌。作为大三的学生,我们对当时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以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来看,多达30多门,像“保安防火”、“工厂设计”、“车间组织”也作为课程来讲。

  当我们听到一些教授讲到当代科学的发展以及基础科学的重要,我们就感到将上述那些课时用来增加基础课该多好。再如俄语,我在初中高中都学了五年,到了大学还得从AB···学起,真是浪费时光。我当时的俄文水平已可阅读苏联刊物“CMENA”,曾译过其上的一个短篇小说。

  所以对开设第二外语的主张是极力赞同的。57年的运动是从整风开始,是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所以大家积极的提,根本就无法得知这是一场“阳谋”。当时清华学生赞同钱伟长观点的恐怕是大多数。正当我们满腔热情地参加党所领导的党所号召的“整风鸣放”运动时,事情在悄悄起看变化。

  清华园里突然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说钱伟长“笑里藏刀”。我们班上几个人看过之后非常气愤,就组织了一个辩论会,我成了这场辩论会的主持者。会上的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在三院的一间教室里举行的。我只记得散会后,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凌瑞骥老师(他应是朱熔基总理的同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同学,你还年轻啊!不懂得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政治。”听了这话以后,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

  其实那时反右的指令可能已传达,我隐约感到已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了。我马上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几点声明”,算是退下战场来。不久之后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开始了,钱伟长成了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面黑旗。我们就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喽啰。很快我在班上的职务被解除,只留下一个“课代表”。我在大会上痛心疾首地检讨,深深痛悔没有紧紧跟着党走。但我在当时并没有像有的人马上“反戈一击”成为左派。

  因为我总觉得有些个问题解不开、说不通。所以此后长时间期内我思想沉闷,甚至于悲观,觉得恐怕今生会得不到真正的答案。谁知历史的辩证法任谁也逃不过。

  二十年后的1977年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中关于高等教育要加强基础、加强外语教学的决定恰恰是二十年前由钱先生等学人首先提出来的。可就因为早了二十年,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受批判、受处分。想起来真是荒唐可笑!又过了二十年,如今不要说理工合校已早被高等教育界认同,而且又重新调整院系结构,纷纷恢复1952年以前的大学规模,再没有人以此为“右派言论”了。现在应重新考量四十多年前的院系调整值不值得呢?清华学生中57年出了500多各右派。我们班出了3名(其中一名已故)。

  今年(99年)4月校庆回到学校,大家见到龙利庚(湖南长沙)、韩今文(山东济南)都有说不完的话,表达出我们多年的心情。其实,对于青年,敢于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应该是提倡的、鼓励的。如果将一代青年压抑住,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

  57年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使这些有为的青年夭折,更在于从此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口,迫使人们从此开始了学会了说假话。历史证明了这对国家和民族是何等的可怕。

  关于57年清华整风反右的问题,我在81年为写出国推荐信时回清华见到了冯诚先生。57年他担任清华机械系党总支书记。57年他负责机械系的反右运动,将下面的不少干部、学生打成了右派;随后58年,他被校党委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之后,上级党委先将他平反,然后还是由他主持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他的部下平反。那天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已经黄昏了,冯先生无限感慨地望着窗外的校园说:“多么戏剧性啊!不过我再也不想干这类事情了!”后来冯去了北京信息技术学院当院长。他大概是何东昌同期的清华校友。

  和我谈话时,我发现虽然他做了多年的政治工作,可是读英文资料还是满快的,说明当年的底子还在。还有两个人要提及的。当年反右时大左派(清华团委书记)阮铭,现在是真正的大右派,在美国以大骂中共混饭吃。当年机械系有个支部书记雷壁芬,领导我们反右,也是出奇的左。如今跑到香港去继承父业,当了真正的资本家了。事物在不断地朝自己对立面转化,清华51年毕业的朱熔基由当年的右派成为人民尊敬的总理。

  在清华的五年学习中,有一件事使我保有良好的回忆。就是在高年级时参加科研。开始时是勤工俭学,我到机制车间去学开车床,记得是跟一位年纪很大的关师傅,开IA62(苏制)。这当时是很先进的车床了。我们专业上一班有个女同学叫邬敏贤,以她为主设计了一台加工手表表壳的表板铣床,此事曾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当时这台铣床的另件,就是我们加工的。

  后来还加工过“锅驼机”(农村用)的另件。再后来在系副主任邹至圻先生(留美教授,中国数控技术的开拓者)的主持下,机械、电机、自动控制三个系联合研制数控铣床。当时的代号叫101、102、103。前两台是铣床(连续式),后一台是钻床(点位式)。按驱动方式又分为电控和液压两种。我有幸担任了滚动丝杠、主轴、底座的设计、试制以及外协加工等任务。

  为了探讨滚动丝杠中滚珠循环的结构,我和广东籍同学麦伯康以及张伯鹏老师一起费了不少脑筋。我还单独去北京机床一厂(在大北窑)联系主轴加工的事,一个晚上在街上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将两根长长的主轴运回清华园。参加科研,从设计到施工,对于我们学工科的是极大的锻炼,是极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我曾经在车间里48个小时未有睡觉,连续开车床,由于打盹,车床上转动的三爪卡盘将我工作服上的口袋都撕开了。

  记得58年最后一天连续战斗一天一夜,在59年元旦清晨终于将103号数控机床装在新建的机械馆中。当时清华各系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像建筑系参加的“十大建筑”,水利系的密云水库,动力系的微型汽车,机械系就是数控机床了。周总理、陈毅外长都曾经陪同外宾参观过我们系的数控实验室。记得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来参观时,我们送给金首相一块用数控机床“写字”的钢板(中朝友谊万岁)作为礼物,周总理很感兴趣,他说也要一块。我们则在一块磨得光滑的钢板上,用数控铣床写了“和平”二字给他。

  陈老总则夸奖我们的铣床说“这个像魔术一样。”记得是在58年举行北京市高等学校勤工俭学成就展览会,我是代表学校去参加布置的。晚上躺在公园的石凳上,仰望满天星斗,心里面觉得很高兴,作为青年学子能为国家的科研作些贡献是很欣慰的。

  可惜的是清华的数控科研没能正常地开展下去,1966年文G风暴摧毁了一切。领导我们科研的邹致圻先生(MIT毕业)在文G中自杀身亡。清华的数控研究一停就是十年,待到文G结束时,日本的数控机床水平已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而领导日本数控研究的教授,据说是同邹先生一起毕业的日本学者。如果从58年开始,清华的研究踏踏实实搞下去也不会落得这么个局面。政治运动对教育对科研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冲击,不值得我们汲取教训吗?

  在我五年的学习中,我觉得清华的基础课(包括专业基础课)水平较高,而专业课则较差。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后,我几乎没什么兴趣。当时专业课的师资顶多是讲师级的,比我们的年纪也差不多少。有一位女士据说刚从苏联某某学院留学回来讲授“机床设计”,有一堂课她讲“机械式无级变速器”。她手持一个蓝球在讲台上比划来比划去,怎么也讲不明白。我们学生就给她起了个浑名(按着她名字的谐音)叫“都不灵”。

  当时专业课的教材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或者按照苏联教材编写的。专业课的教师有的就是我们上班学生刚毕业的。稍有资历的就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或者是苏联专家在国内培养的研究班毕业生。在清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就没有停息过,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我想对于清华的教学、师资、学术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惜一个好端端的大学,成了十年荒唐闹剧的舞台。

  在渡过了57年反右、58年反右、59年反右倾之后,我该毕业了。没想到毕业分配又经历了一场风波。我报的第一志愿是高教部(作研究生或留清华),第二志愿是科学院,第三志愿是浙江大学。发表的时候是派我去作研究生,导师是刚从苏联回来的磨削专家,后来曾担任东北工学院系主任的郑焕文先生。我到东工后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政审涉及到社会关系问题),我又重新回到清华,暂时在教研室里参加工作。因我的档案在高教部,虽则我表示愿在清华工作,但清华表示无法将档案要回。

  于是我往高教部跑。恰巧此时清华58届毕业的黄志祥代表新疆大学到高教部要人,我们是在搞数控科研时认识的,他见到我就打了我的主意。当时国际上的背景是中苏分裂已近公开。

  原来大后方的新疆现在成了反修前线。中央意图加强对新疆上层人员特别是教育界的控制,于是决定从清华调人员支持新疆大学的建设(此事据说由兼任清华校长的高教部长蒋南翔与新疆大学校长包尔汉谈妥的)。蒋答应清华可能派65人前往新大,我就作为第二批人员。

  原来说法是去支援五年然后返回清华,事实上五年之后根本无人管了。当确定支援新大的人中曾有不服从分配的被开除了党籍,我作为团员,在政治上是十分谨慎的,虽然心里而有想法,但不得不服从这一决定。由于新筹建的新大机械系主任(李荫志)同意我在清华继续进修一年,于是我仍在清华园呆了下来。在机械原理与另件教研室工作,除了听郑林庆先生和张士英先生的课之外,参加一些辅导课的工作,以及习题课、实验课、课程设计辅导等。这一年(60年)要记载就是困难时期挨饿的情况。

  这是“大跃进”的直接恶果。人们都吃不饱、饿肚子,说是苏修逼债造成的。我当时24岁,作学生时每月粮食定量33斤,当了助教变成28.5斤。每天吃饭要按饭卡上的量来吃。如果早饭一下子吃去了7两,就把一天的定量大部分吃光了。

  那一整天你就挨饿吧。记得每天晚上作梦都是吃饭,看书时捧字典都没力气。记得有一次参加劳动搬运大白菜,我们几个留校要好的同学将马路上检到的白菜叶子带回宿舍洗洗煮了加点盐吃。在五道口暂安处商场,我亲眼看到排队买黄酱的,当场一口气就喝下去。后来商场出售伊拉克蜜枣,排队的人有几里长。

  据说后来有人得了肝炎,就是这种蜜枣传染的。当时商店里有所谓高级糖出售(奶糖)是12元一斤,花6元钱买半斤,一下子就吃光了。要知那时我们刚毕业的月工资历才46元。那时全国都处于饥饿的状态。坐火车回家,在抚顺近郊看到榆树皮都被人们扒光了吃。

  这种光景,现在的青年是无法想像的。回到家里吃饭,妈妈都给我们每个人分好了。为了填肚子,我们兄妹要到郊区种菜的地方去劳动,去赚一个买到菜的权利。劳动完了之后,可以每人买一份菜。当时清华园内为了自救,将许多空地种上蔬菜。我辅导的老干部班(大都是各地局级干部来进修的)发挥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特长。

  以后我在新疆遇到的李凡林(曾任新疆机械局局长、新疆工学院书记)张思学(曾任新疆自治区副书记)都是当年这个班的学员。“大跃进”造成全国饥饿的甚至死人的状况,现在已有许多文章披露了。那时浮肿病几乎都成了流行词。清华年纪大的老师都不能全力地工作,不少任务都压在我们年轻教师的身上了。

  1961年的夏天,我踏上了入疆的行程。



该文章所属专题:苏新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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