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新天回忆录—再回抚顺（7）

  距1954年的二十年之后，我于74年年底回到抚顺。关于调至什么样的单位，我考虑了几个。

  开始还是考虑大学。东北工学院机械系的T老师对我说，还是大连工学院比东工好。但当时大学都由工人宣传队进驻管理，秩序并不正常。我的老同学LZY从上海交大回来，调进抚顺矿务局供电部。他说只要调回来就可以了，他甚至是以工人的身份调进的。

  我就决定还是选择抚顺吧。于是选了抚顺挖掘机厂、抚顺机床厂。前者工作性质是搞情报，后者厂在浑河北岸。

  最后还是选择了抚顺煤炭研究报这样一个科研单位。我觉得比较适合于自己。当时的所长王才有，是我姐姐的中学同学，也是我父亲当年的学生。他满口答应接纳我，于是很快就报了到。

  这煤研所在抚顺算是个大的科研单位，在业务上属煤炭科学院管理。虽然地处西部望花区，但所里有了通勤车后，我们每日来往也算方便。我被分配到第七研究室，主要搞采煤机械化。室主任TJ、副主任LSA。我参加到液压支架课题组。所谓液压支架就是用钢铁材料组成的一个个小房子，用液压支撑在煤层中间，在液压力的推动下能够行进。

  于是在采煤掌子面上形成一条“钢铁走廊。”前面是采煤机组，后面是刮板运输机。采煤工人就在这条“钢铁走廊”的掩护下操作采煤设备。一个掌子面上大约有近百台的液压支架。

  七十年代初，中国已从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引进了“加立克”式、“赫姆夏特”式等。有的是整体式，有的是迈步式。我的任务是负责液压系统的设计。由于液压系统选取的压力在320公斤/cm2以上，所以对泵、阀、油管都有较高的要求。当时所采用的旋转控制阀，是由无锡一个小厂制造的，我看了以后，认为完全可在东北自己造出来。

  于是将图纸整理出来之后，在沈阳矿务局清水台煤矿机械厂没花多少时间就造出来了。当时为了考察国外进口采煤设备的使用性能，我相继去多处矿井观看。

  作为一名机械制造工程师，我是从来没下过矿井的。所以初次下井时，相当紧张。特别是到了掌子面，看到木梁已被煤层从中间压断，碎煤还不断往下流，我们必须从那底下爬过去。学采煤的老工程师告诉我，你别看它断了，但此处是最安全的，因为应力已释放。爬到比较安全的地带，他就让我在此处等着，他继续往前爬。他告诉我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应如何如何，爬到何处去打电话。在他爬向前面去以后，黑黑的煤洞里就我一个人，一阵一阵的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所谓“地炮”，与地震一样，轰鸣之下，煤就从上面煤层往下掉，仿佛要天塌地陷一样。此时我不禁一头冷汗，万一煤层塌陷了把我埋在里面那怎么办？不禁一阵懊悔心情涌上来，为什么选这么一个暗无天日的行业。由此才体会到一到下班时间，工人们蜂涌地奔向“罐笼”（提升机），赶快升到地面上来，算是今天又捡回一条命。在沈阳蒲河矿的井下跟着别人爬，到了一个上下垂直的小洞处双手攀着钢丝绳才能上去，为了活命也不得不玩此“绝活”了。

  如若在地面，任谁也不会做这种杂技团的动作。煤矿井下的危险只有下过井的人才能有所体会。我总共才下井九次，就跌断了一根肋骨。那是在唐山矿，在掌子面我看到一处比较平坦，就站在那里。谁知脚下的煤开始移动，一下子把我摔倒了，胸部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原来我站在了“溜子”（即刮板运输机）上。上来洗澡时觉得右胸疼痛，第二天一起床时还是胸痛。到了天津，二舅给了我日本的“养心丸”吃（其实是治冠心病的）。又坚持去阳泉、无锡画图，回到抚顺参加劳动到农场收割玉米，扛袋子，胸还是痛。到医院去检查拍X光片子，才知道右胸一根肋骨已断了一个月了。

  说起来这件事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唐山井下我和老徐（东工毕业学冶金机械的）坐小矿车经过一处巷道，就在我们刚刚离开的二十几米处发生了“塌方”，上面的岩石崩落下来，顿时巷道里烟雾弥漫。如果我们稍晚几分钟，就会被埋在那里了。事后愈想这件事，愈觉得可怕。

  以我的看法，没有比从事煤炭采掘工业更危险的了。每当夜晚看到城市里灯火通明的夜景，不知享受这光明的人们曾否知道这是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工人们所带来的。没有他们日夜与死神的挑战，哪有五彩缤纷的夜晚呢？我要深深地向煤矿工人致敬！

  除了液压支架的题目之外，还搞了“高压水细射流”和“锚喷机械手”两个课题。前者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制订方案、调研、设计。先后到了长春、北京、海安、上海等地。后来这次任务按部里决定由上海煤研所负责了。后一个课题倒是全完成了。

  机械部份由X工搞，我负责液压系统。大臂的回转我采用了摆动油缸，小臂的摆动我采用了可调速的油马达（转速较慢），是和老X在北京马路旁坐着等车，无意中看到清洁车过来发现那个盘刷的驱动是最合适的。后来追踪到农机研究所，是他们开发研制的摆线齿轮油马达。这个机械手前后行走也采用了液压马达。整个机器在抚顺龙凤矿井下试用。它的功用是开掘的岩石巷道内打锚杆之后喷射水泥的。过去人工操作，效率低又伤身体。这个项目在我报考出国时，作为两篇论文之一。

  到煤研所工作一年之后就是1976年了，这一年出了不少事，应该记下来。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吉林有陨石降落；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十月十六日“四人帮”被打倒，长达十年的“文G”浩劫算是结束了。

  漫漫的十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有多大，对中国的文化摧残有多大，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又有多大，留待后人去评述吧！在这荒唐的岁月里，神州大地上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可悲可笑的故事。这里不禁想到出差上海时复旦大学数学系柳老师讲的一个故事：话说数学系老师下乡劳动，任务是把收割下来的稻谷担到打谷场上去。

  当然大家担起担子之后都是拣近路走。偏偏有位老师就是不走近路，在田埂上绕来绕去，好半天才走到打稻谷场上。军代表看见这个情况，就批评他说：你是数学教师，应该懂得最简单的道理：两点间直线最近。你怎么是那么个走法？！不料这位数学老师语出惊人：“军代表同志，你应该知道我们劳动的目的并不是担了多少担稻谷，而是改造思想，改造的好不好，要看担子压在我们肩膀上的时间有多长。”

  此话竟使军代表一时哑口无言。真不愧为数学老师，他是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髓了，所以他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我想这些小故事收集起来，完全可以成为一本“文G笑话大全”而流传于后世。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又萌生了回高校工作的想法。先后联系了大连工学院、华中工学院，两座学院都表示欢迎我去。但是煤研所领导不同意我调走。大约从78年开始，我阅读了“有限单元法”（The Fiint ElementMethod）的书。

  最早知道这个方法还是在新疆教书时，到上海出差与交大老师交谈机床床身刚体变形计算方法时了解到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途，对于过去不能解的问题都可以解了，但是我的数学、力学基础都不够，必须补一下。于是找来工程数学来看，熟悉矩阵的理论及计算。找来复旦大学李大潜教授的“有限元素法”及清华大学龙驭球先生的“有限单元法”来读，慢慢来读。后来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平面应力中的有限单元法”，作为晋升工程师的报告。

  此后我结合一个具体问题----矿井斜井人车的安全构件，进入实际应用。当时使用的是ALG0—60语言，在沈阳机电研究所上机，输入方法是纸带穿孔光电输入，计算机是国产电子管的。计算结果出来后与现场破坏分折是一致的。我写出了篇论文“人车楔形箱的有限元计算，”发表在“煤矿安全”杂志上。此文引起所长的重视，更不放我走了。

  为了从平面问题走到解空间问题，我在79年7月份借出差机会到北京清华，通过同学ZCY的介绍，找到钱伟长先生。钱先生是我念大一时的物理授课老师，是有名的固体力学专家。被打成右派后在实验里工作。但他一直耕耘在学术的前沿，当时已有一巨著发表：“泛函分析与有限元原理。”ZCY替我找钱先生时竟然很不客气地喊：“钱老头，校友来访问你了！”使我觉得很不礼貌，这叫法，使人能揣摩到钱先生在清华的处境。我向他请教一些力学上的问题及如何解决三维的实际问题。

  他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图说：“如果在一个匀质的材料上开一个方洞，再受拉力，则在方形的四个尖角上是没有解析结果的。”一句话真是使我顿开茅塞。认识到数值解法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价值。他鼓励我进入空间三维计算领域。当时我说别人搞这种计算都是一个小组，有搞力学的，有搞计算方法的，还有搞专业的，而我只是一个人，觉得很困难。他热情鼓励我坚持搞下去。

  这次会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回东北之后获悉北京大学力学系曲圣年老师将从美国引进的大型结构分折程序SAP-V，装在沈阳一机部计算站的IBM大型机上（该站设在沈阳鼓风机厂）。这使我非常高兴，立即开始学习Fortran IV语言、熟悉SAP程序的使用，建立楔形箱的空间力学模型，填写数据卡片，然后到沈阳去上机，并住在那里。与前来计算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相接触，共同探讨计算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颇有收获。在沈阳获得计算结果之后拿回抚顺整理，写成论文后在81年8月份“北京大学第一届SAP-V程序应用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此论文后来在“煤矿机械”上发表。

  打倒“四人帮”后我的思想有些变化。当时北京开了大会，郭沫若作了报告：“科学的春天”，我写了个讲稿被煤研所附近的中学及南台小学邀去做科普报告，还在“抚顺日报”上发表了二篇科普文章。虽然在煤研所里还有点事情可做，但内心里总感到不满足。另外对抚顺这个地方也觉得不称人意。想回高校工作，所里又不肯放。后来有了个另外的机会，我就试了试。

  这就是八十年代初，可以公开报考出国进修的事。当时以我的英文程度，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出国的事。由于煤研所学术秘书SQZ同志（后来调到辽宁省任政协秘书长）的动员，说除了考英语，还考业务。于是在最后一天下午报了名。没想到几天之后部里通知要到阜新矿业学院去考试。

  80年3月18日到了矿院。共测试五个科目。英语的笔试算是勉强对付了。可是对于口试简直就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进考场。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英语训练，没有开口说过英语。一位年轻教师给了我一页英文，限我看15分钟，然后他用英语发问。

  他问的第一道题，我大致懂了，便结结巴巴说了几个字，没想到他又问第二个问题，我就用中文回答，实在是听不懂了。他看我面有难色，就让我用中文讲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我就讲这个故事是说有一驾小型飞机因为故障不能降落，落在一棵大树上，只好叫消防队员来救他···。

  他听了之后说，你基本上还是看懂了。除了英语的两关外，还考基础（力学、机械原理）和专业（机床、刀具、工艺）。这两门我完全可以应付。论文答辩，我交了二篇：“楔形箱的有限元计算”与“液压锚喷机械手”。前一篇是计算机应用题，在当时还是较新鲜的。可能主持答辩的老师自己也没搞过，只对后一篇提出了几上小问题。

  答辩当晚，主持答辩的蒋大有老师（任阜新矿院机制教研室主任）约我谈话，谈到文G时期的遭遇等。原来他在我的报表中发现了他的同学LYZ（新工机械系主任），他们同是四川大学毕业的。我们谈的很愉快，算是又交了个高校的朋友。一个多月之后的“五、一”节之前，我接到消息已被录取，正在政审。我们所到阜新去考试共十个人，部里录取了三个，其他二位工程师都是六十年代毕业，在中学都有英语底子.只有我在十人中年纪最大，而且从未学过英语。再以后就是填表，报专业、选学校。

  对我的政审可能要细致一些，但我除了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有点问题之外，个人的问题是很清楚的，尤其文G之中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那时政审中最重要的事）。

  直到七月下旬才得到正式通知，要到北京待命。8月27日赴北京东郊定福庄煤炭部管理学院报到。抚顺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应该是一块宝地，1954年我从这里考取了清华；1980年我从这里考取了出国，当然不同的是54年我才18岁，80年我已44岁了。到北京之后不久，由于人大委员的意见，出国人员外语不行，要组织全国统一考试。于是在10月末参加了全国的EPT（英语水平测试）考试。结果我只获得了33.5分。

  因为第一次面对类似TOEFL的选择题，面对27页的试卷，还没做完，就到点了。最后的一道作文题25分，前面做对一道题才半分或一分。以后再考试时就有经验了，先做后面的。虽然我考的不好，但部里仍认为我可以继续再教育。说老实话，那时根本没有出国的奢望，只希望能够获得一次正规学习英语的机会。有这个机会我就满高兴了。

  81年我继续在管理学院学英语，十一月再次参加EPT考试获88分，达到出国标准。即往国外联系，并请清华ZLQ先生、LMF先生为我写推荐信。由于参加SAP-V程序的使用，在北大的学术报告会上，五机部的张总工程师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Uicker教授，我发信寄去简历后，12月上旬接到University of Wiscosin—Madison的回信，同意接受我的申请为我办理了IAP66，这也是已在威大的清华制九同学LCQ（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帮忙的结果。

  1982年元月11日，敬爱的母亲因心脏病不幸去世。无限的悲痛笼罩着我的姐妹弟们。四十多年来，我们受母亲的养育、教海，才使我们得以有今日。母亲慈爱的心怀、平和的性情、舍已助人的品德、勤劳克俭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怀念。我总以为妈妈不会这么快离我们而去的。

  实际上她多年来身体一直是很虚弱的，她是强撑着身体操持这个家。她辛勤了一辈子，吃苦一辈子，心里想到的总是给予别人。她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妈妈的去世使我产生了一种对世界的冷漠感。感到世界很陌生，感到人生是一场梦。似乎人活着也没什么意义。我最内疚的是在她生前，自己没尽到孝道。没有使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她去世的当晚，我含泪为她画了一幅画像。

  扶着妈妈的灵柩，在冰冷的车上，我想到还有许多话要对妈妈说。然而已经晚了。平时无论有什么事总是先问妈妈怎么去做。对于人情往来，妈妈是处理的最恰当的。我多么想她能与我们一道生活啊！在妈妈去世后的十多年里，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她，和她相谈，直到醒来才发现这是梦。由于妈妈的去世，可以说结束了在抚顺生活这个时期。

  由于48年父亲选择了这个城市，我们的家庭在此渡过了三十多个春秋。最终妈妈走了，化为一缕青烟，属于永恒的大自然了。妈妈那可贵的品德、清沏的思维、和善的语言都消失了！人生是多么短促！我愿母亲能够安息，我们将继续走自己的路，无论多么曲折艰辛，我们将自强不息，会从您那高尚的品质中汲取不尽的力量。二月七日我写了给母亲的悼词，并寄给亲友。

  二月十五日又回京学习，六月二十七日再参加一次EPT考试。七月十四日应召到北京语言学院报到、办理出国手续。此次出国共三百多名，去美国一百四十多名，是改革开放后第三批去美留学人员。

  这次带着苏群去北京，她还帮着那些出国的阿姨、叔叔用汉语拼音写名字呢。十六日苏蕴带她去天津玩，二十二日再来北京，并去老同学张林家。八月四日返抚。九月二十九日离抚去京，张维同行，在北京过了国庆节（三十三周年）、十月六日登上了赴美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