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发生前的平顶山

编辑提示：原文刊发时间为：2006-10-17 《辽宁日报》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已经过去74年了，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看到“平顶山村”的提法，平顶山是一个农业经济的自然村落吗？

  抚顺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波说：“肯定不是，平顶山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镇。”

  傅波的这个回答，是他经过20多年的历史考证后做出的。

  记录着日本大肆掠夺抚顺煤炭的血泪史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抚顺平顶山惨案，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惨遭屠杀。

  傅波1982年大学毕业到抚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抚顺煤矿历史研究，所接触的第一个课题即与平顶山惨案相关，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他开始了对平顶山惨案的专题研究，先后接触了十四五位惨案的幸存者。通过调查，他逐渐形成一个观点：平顶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而非农村的自然村落。

  傅波向记者介绍了他所考证的平顶山镇的形成过程。
 

图为参加平顶山大屠杀的日本抚顺守备队

  平顶山镇所处的位置原本是杨柏河东岸的一处山地。因这座山土质沙性较强，可作井工矿开采回填之用，所以，抚顺炭矿在开采杨柏堡坑、东乡坑、腰截子坑、老虎台坑时，挖掘此山沙土回填矿井，陆续把山的中间挖出一块平地来，这块平地就成了一处新的炭矿用地。在此挖沙时间当在1924年以前。

  1924年7月10日，随着抚顺新站的正式通车，抚顺炭矿基本完成了千金寨“日人街”向“新市街”的搬迁工程。在市区道路设计时，抚顺炭矿确定把山挖平的这个地域称为平顶山，作为抚顺新市街的南出口，同时，也作为大露天开采需要动迁的市民移入的新区。因抚顺炭矿对抚顺煤层勘测有误，市街城镇均建在开采区内，露天开采的过程就是一个大的市街调整过程。首先搬迁的是千金寨“日人街”，而且随搬随采，从1925年开始，抚顺炭矿开始实施了逼迁千金寨“中国街”的计划，指定平顶山作为迁入的新区之一。

  这样，平顶山自1926年开始迁入住户，到1932年大屠杀前，6年间平顶山已经迅速聚集了800多户居民、3000多常住人口，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从某种意义上说，平顶山镇的形成是日本大规模掠夺抚顺煤炭的结果。大露天开采———市街迁移———平顶山人口聚集，这就是平顶山镇形成的基本过程。

  当年的平顶山热闹而繁华

  走进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迎面有一个平顶山沙盘模型，沙盘中房舍很少，单摆浮搁，很像一个农业小村。傅波告诉记者，这个沙盘并没有再现平顶山相对繁华的市街，其所展示的农村景象与实际情况不符。

  傅波根据幸存者的回忆为记者复原了当年平顶山镇的情形：平顶山有相对繁华的市街，镇中间南北走向一条大道，是抚顺南站、永安台新市街的南出口。在镇中，大道与几条不规则的东西走向小道相连。道东、道西挤满了800多间房子。镇北端与栗子沟独身工人大房子相接，中间有铁丝网相隔，以示居民区与工矿区之别。但铁丝网中间有大洞，独身工人到市街消费，市街居民到工矿上班，往来不受影响。镇南端公路两侧绝大多数为门市房，居民区向东延至坎上，向西盖到坎下。因人口集中较快，后来者只能在镇边盖房居住。

  平顶山镇商业发达，其北、东、西均为工矿和工矿工人居住区，东乡坑、大山坑、杨柏堡坑、腰截子坑、露天堀、火药厂、老虎台坑等工矿以平顶山为圆心形成一个半圆，到平顶山距离都不远。而其南部的千金堡等广大农村则是矿区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地，平顶山也是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交易地。整理幸存者的回忆，傅波归纳出当时的平顶山有中医诊所、药铺、米店、杂货铺、钟表铺、理发店、赌场、饭店、卖店、当铺等，有“摊煎饼、开豆腐坊的老刘头”，“卖菜的老张头、卖花的老李头”等，甚至还有唱野台子戏的场所，很热闹，很繁华。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顶山镇东南有一处抚顺炭矿建的老君庙。老君庙是矿工们为保井下平安而祭祀的场所，只有在较大的、繁华的闹市，抚顺炭矿才投资兴建。平顶山镇商业服务对象主要是周边的工人。幸存者洪玉祥老人在公证书中说：“平顶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傅波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种种情况表明，平顶山镇是日本抚顺炭矿采煤挖沙后预留的市街；是日本人实施大露天开采计划强迁千金寨、腰截子、杨柏堡等处居民所置的新区；是抚顺炭矿兴建新站、陆续切断顺杨柏河到千金寨大道后，进入抚顺市区的南大门；是抚顺炭矿管辖的居民区；是一处新兴的、繁华的闹市街。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抚顺炭矿的工人、工人家属和从千金寨等地迁来的商户。

  傅波愤愤不平地说，平顶山镇居民的生活都与炭矿生产、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能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对市民进行集体屠杀。

  称平顶山为“村”是媒体误导所致

  那么，一个市区内的“城镇”为何一直被认为是“村子”呢？傅波经考证认为，主要是媒体传播误将“镇”认定为“村”。

  最早报道平顶山惨案的报纸是《上海新闻报》，时间是1932年11月15日，标题为《抚顺村民悉数被屠》，文中记有：“抚顺千金堡、栗子沟、平顶山三村人民三千多，悉被日军屠杀。”这里即把“平顶山镇”误记为“平顶山村”。1932年11月26日的《大公报》更以《日军屠杀三千农民，开惨无人道之新纪录》为题，报道了惨案。把平顶山遇难者身份说成是“农民”。1932年12月8日的《申报》上也刊文把平顶山惨案受害者身份定为“农民”。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媒体报道更注重的是日本军队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而未详考村与镇的问题。

  化装成传教士混进现场并撰文报道的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爱德华·汉特，是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实地考察的记者。在汉特所采访的幸存者中，有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他向纽约总部发回的电稿中虽也用了“村落”、“村民”等词，却是把平顶山所处位置与抚顺炭矿联系在一起写的。在一大片焦土和新坟面前，他无法判断遇难者的身份。

  这以后，“村”的说法延续下来。

  再有，在上世纪30年代，人们对“农村”和“城镇”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晰，那时如果有人问“哪个村的”，回答说“平顶山的”，也很正常。在传统的观念里，百姓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村”。当时来矿里做工的人基本来自农村，他们更容易接受“村”的称谓。所以，在幸存者和知情者回忆录中也经常有“平顶山村”的叫法。

  但这实在是一个原则问题。傅波认为，现在仍然任由这个说法沿袭下去，将会误导我们的后人。

  傅波说：“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村就是村，镇就是镇，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互相替代，这绝不是一件可这样说、也可那样说的小事情。”要尊重历史事实，农业的“村”和工业的“镇”繁华程度不同、人口密度不同、流动人口量不同、经营产业不同、拥有财产不同、获取报酬手段不同、认定性质不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还有，日军的屠杀对象是辖区内的市民。平顶山镇是抚顺炭矿开辟并管辖的居民新区，在这里，不仅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证，反而成为日军实施集体屠杀暴行的对象，侵略者丧失人性的疯狂程度于此可见。图片说明：傅波在研讨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