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抚顺女知青的记忆片段

　　我的脑子里，一直残存了些关于女知青的记忆片段。

　　我对女知青的最早记忆，跟平生第一次臀部肌肉注射有关。那种青霉素软膏注射进去很痛，所以，我才会如此记忆深刻，直到今天都没有忘记。而扎我屁股的那个赤脚医生，名字叫蔡文玲，就是从沈阳来的一个女知青。我已经忘记当时自己生了什么病，一见她挎着药箱来到我家，就急忙从炕上爬起，逃到炕尾的角落里死活不肯出来。蔡文玲一边跟我妈说话，一边做扎我屁股的准备工作，看见我躲在那里不肯出来，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了。随后，她跟我妈一起爬到炕上捉我。我哭着闹着奋力反抗，还学着那些男知青的样子骂她是“菜包子”。   “菜包子”毫不生气，仍然笑嘻嘻地捕捉我，捉到后牢牢地抱进怀里，随后按倒在炕上剥掉我的裤子。我妈负责抱住我的头，她负责用一只膝盖按住我的双腿，在我绝望的哭喊中，将针头刺入我的臀部，把半管的药液推入我的体内。

　　之后，我提起裤子逃回那个角落，一边哭，一边听蔡文玲跟我妈聊天。听着听着，就逐渐忘了扎针的事，也就忘了继续哭。她们聊得最热闹时，我还忍不住跟着插了几句嘴。蔡文玲见了，就又笑嘻嘻地逗弄我说：“好啦？不疼啦？不骂我啦？”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就不敢再插嘴了。蔡文玲跟我妈聊得够了，就跟她说：“二嫂，我该走了，还要去别家打针呢。”重新挎上那只紫色的牛皮药箱，系好围脖戴好棉手套走出我家。窗玻璃上结满窗花，我从窗花的空隙里望出去，看见窗外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厚厚的积雪，蔡文玲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外走着，呼出的白汽依稀可见。这个踏雪而去的场景，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男知青给她取绰号“菜包子”，估计是因为她有些丰满。我还依稀记得，有一次蔡文玲要搭乘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去县城，同来的沈阳男知青彦国忠盯着她往车上爬的背影，曾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早晚非弄她一下子不可！”我妈听了就批评他说：“彦国忠，你说的是什么流氓话呀？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可不能跟村里的男人学坏了！” 彦国忠听了就不再说话，只是继续盯着蔡文玲的肥屁股。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们当年都正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下放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不能恋爱也不能结婚，肯定憋得非常难受，就忍不住用冒粗口来宣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