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博山人70年前被掳至抚顺做劳工的历史(2)

　　最终，8人死在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至今家属未见尸骨，加上死在博山的赵炳焘、郑万保和死在济南的周振福、翟所同，轰动一时的“邀兔崖事件”共造成了12人遇难。

　　1951年前后，博山县政府将郑志铭、张汝玺、郑良玺、翟作杰、翟所同、冯顺普、冯发普、赵炳焘（晓亭）、周振福、郑万保等10人追记为烈士。标有“烈士郑志铭” “烈士张汝玺” “烈士郑良玺” “烈士翟作杰”、 “烈士冯发普” 、“烈士翟子元”、“烈士冯顺普”、“烈士郑万保”、“烈士赵炳焘”、“烈士周振福”等字样的10块烈士碑，一直安放在郭庄东庵和南博山、北博山烈士祠。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烈士身份没被认可。

　　追寻足迹的曲折道路

　　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之后，赵炳焘的子女开始找寻死去父亲的痕迹。

　　1975年前后，赵炳焘的儿子赵保增连续给李东鲁（先后任博山县组织委员、博山县工委书记、原上海黄浦区区委书记）写信反映情况。1981年，赵炳焘的女儿赵翠英到上海找到原博山县县长、山东省副省长张敬焘，张敬焘对赵翠英说：这起事件我全了解，当时组织上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但环境太恶劣，加上县政府搬家（从石马搬往盆泉），未成功。

　　之后，赵翠英又到上海找到李东鲁，李东鲁用毛笔郑重地写了四页纸，在结尾签名盖章后，又将四页纸竖着摆开，盖了三个骑缝章，信中得出结论：对于这些人，当地应该按烈士处理！

　　当赵保增、赵翠英拿着材料到博山区民政局时，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需两个人证明，并且要证明谁破坏了党组织；他们死在哪里；埋在哪里。但由于环境恶劣，从1940年下半年起，中共博山县委在四区瓦峪村举办了基层党支部成员训练班，明确宣布，没有组织介绍，党员绝对不能发生横的联系，很多党员的身份亲属都不知晓，加上能力有限，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的烈士名誉最终没有恢复。

　　1981年，郑志铭之子郑毓桂，张汝玺之子张振宇，周振福之子周桂彪，冯顺普之子冯乃敦、之孙冯延东，到淄博市干休所找到原博山县负责人刘惠之，要求作证明，刘惠之说：“当时给他们开了追悼会，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办烈属证，我就调走了。”

　　那些送往东北的劳工

　　然而，他们的后人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2002年，北博山、洪山口两村8人恢复烈士名誉，媒体的相关报道，引起了郑志铭的孙子、青年作家郑良前的关注。“我没敢想恢复烈士名誉这件事，那太艰难，但是我们身上流着他们的血，作为后代，我有责任还原那段历史，让后人铭记，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让他们瞑目。”郑良前告诉记者，“每一个受害者的亲属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妻子，无一例外地守寡到老，无一例外地哭干了泪、哭坏了眼，无一例外地历尽艰辛、含辛茹苦，独自一人抚养子女。”

　　冯顺普的妻子，曾经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两次步行逃荒到辽宁抚顺寻找丈夫，历尽磨难，但最终未果，含恨终生。“这件事对他们后代的影响太大了。” 郑良前说。

　　而之前，曾经为了恢复父亲的名誉只身到上海、济南的坚强女子赵翠英，如今对此事已经心灰意冷。“父亲被捕后，母亲仅31岁，当时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加上敌人常来骚扰，并扬言报复，只能把父亲珍贵的照片烧掉，四处躲避，天天哭，哭干了泪，哭坏了眼。” 赵保增说，“那么多年没有结果，已经不抱希望了。”

　　事实上，对于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博山人并不陌生。被誉为县委书记好榜样的博山人焦裕禄，也曾在1942年6月被日寇抓往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做劳工，后来逃离虎口。

　　记者了解到，日本侵略者对其占领的沦陷区实行了“竭泽而渔”政策，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东北是日本经济掠夺的重要地区，华北、华南、华中等沦陷区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掠夺。其间，日本掠夺中国土地和劳动力的情况更是惊人，从1937年至1941年，5年中从华北地区抓走劳动力达400万，他们大多数被送到东北当劳工。“当然，如果能查找劳工档案，知道他们何时死埋何地，如果能起诉日本的公司最好，经济补偿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对历史有个交代，让逝者安息。”郑良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