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2)(2)

　　这里汇集了许多在学术上造诣颇深的科技精英，包括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两弹元勋”邓稼先以及陈能宽、于敏、彭桓武等著名科学家。我有幸与他们中的几位如王浩昌、陈能宽、邓稼先等在工作上有过接触，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他们学识渊博却虚怀若谷，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执著和对挫折的坚韧，堪称是我们的楷模。

　　说来也有趣：记得我上大学不到两年，我们系的郭永枫主任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被分到九院后才知道他原来也在这里从事战略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突出贡献。可惜，在我进厂后不久的一次空难中不幸遇难，没能见他一面。为了表彰他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1999年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是1966年11月中旬进厂的。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草原上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也想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由于我们对草原情况不了解，大家商量参加到工人最多的组织里，因为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记得有一位同学还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当年大力支持、热情沤歌的巴黎公社，实际上是普鲁东主义占主导的，因此即使他们大方向有错误，也要在他们中间做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与工人阶级对立。没想到，后来的实际情况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几乎所有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都被打成了“保守派”，造反派的骨干份子绝大多数并不是工人出身。我们也为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幸好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亲自过问x x x厂的文G运动，我们才没有从组织上被打成保守派。

　　直到1970年初，才真正开始参与科研生产工作。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承担的科研任务非常紧张。我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根红苗正”，与x x x厂以往的各种运动没有牵连，自然被抽出来搞科研了。

　　过去的5年时间都耗在了这样那样的“运动”中，终于等到了可以工作的这一天了，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大部分同志都在搞运动，抽出来搞生产的人很少，所以工作一开始就非常紧张，白天黑夜连轴转，除了吃饭就是干活，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一直忙碌到1970年底。

　　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我们于1970年底整体搬迁到四川。我们研究所位于一个大山沟里，两山夹一沟，连块象样的平地都没有。双职工住的是筒子楼，清一色的“干打垒”，家里不仅没有卫生间，连一个水龙头都没有，一层楼10来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洗衣刷碗共用二个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