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1945年接收抚顺的前前后后(2)

李涛同志

  从1945年10月接收抚顺开始，到坚持敌后斗争这段时间，形势是严峻的，斗争也是很尖锐、复杂的。当时的形势是:在没撤出抚顺之前，苏军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我们自主权比较小。我们虽有正确政策和政治上优势，但是不能充分发挥，群众虽然同情和支持我们，但由于敌伪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我们的政策尚不能大力推行，群众尚有疑虑。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根据东北局、省委指示，经市委反复研究决定:在苏军占领时期，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们采取既有合法斗争，又有秘密斗争的两种方式。我们的对策主要是发挥我们政治优势，争取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只要有群众支持就能坚持这个地区斗争。本着这种指导思想，相应采取解除改造敌伪武装，发展人民武装，反奸清算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清理敌伪资财，争取团结爱国人士和青年等政策措施。从实践上看，由接收到撤退，共5个多月时间，经过斗争，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我们力量也开始壮大了，为解放战争时期坚持三军分区地区斗争，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思想、物资和群众基础。

  接收抚顺的斗争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接收抚顺是有斗争的。苏联同意我们接收，同时又对我们有所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不让我们接收抚顺市政府；二是让不让我们部队进驻的问题。1945年10月，东北局决定让我接收抚顺，我向彭真同志提出一要带一支部队，二要几名干部。东北局决定从曾克林部队调来一个加强营，派一名副旅长李忠志同志率队协助，同时又派刘金声、曹公和、孙培臣、黎飞和李树成5名同志和我一起接收抚顺。

  刘金声同志是抚顺人，先化装来抚顺了解情况，做联络争取工作。10月中旬，我与其他同志带领部队，从本溪进入李石寨地区，恐怕引起误会，未直接开入市区，由我和孙培臣同志先进入市区找到苏军司令部阿诺瑟夫斯基中校商谈，苏军同意我们武装进入市区，驻到东公园。当提出接收抚顺市政府时，苏军司令答复，我只能当副市长，而市长仍由周铸鑫(伪满副市长)担任。我提出按中国法律，他是汉奸应受到制裁，不能担任市长。苏军司令又提出开大会选举，选上谁谁当，我没赞成，商谈陷入僵局。我又向他提出，如省政府有命令，你持何态度?他说那是你们内政，我们不干涉。于是第二天我返回沈阳，到东北局汇报了与苏军商谈情况，即由东北局通知张学思、朱其文同志，任命我为市长兼保安司令，这才允许我正式接收抚顺。接收抚顺市政府就我和曹公和(秘书长)、黎飞(秘书)3个人，同时接收了公安局，由孙培臣任局长。在我去沈期间，伪市长和伪警察局长郭森潜逃了。

  关于改编旧武装与建立人民武装

  “八·一五”光复后，抚顺国民党地下组织和敌伪残余势力结合在一起，把抗日战争被俘人员组成护矿部队共4，000余人，是苏军发给旧枪械而武装起来的，他们分散驻在抚顺煤矿和一些工厂，内部很复杂，既有国民党被俘军官和士兵，也有敌伪宪特，摇身一变混入这支部队，对我们威胁很大。我兼保安司令，可掌握的武装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不足以应付局势。鉴于这种情况，临时市委研究确定两项措施，一是加强充实保安司令部的领导力量，除东北局派来刘子仪同志任副司令员外，又决定曹公和任参谋长，刘金声任政治部主任，司政两部充实了些干部。二是向苏军提出解除矿警队武装，进行整编。多次交涉均未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吴亮平、刘子载、方华同志调来抚顺，中共抚顺临时市委改为中共抚顺市委，吴亮平任书记，刘子载、王新三任副书记，方华为常委、民运部长，市委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吴亮平和我为解除矿警队武装与驻抚顺苏军交涉，未取得一致意见，不得不向东北局请示要求从上边打通。由伍修权同志出面，向苏军驻东北总部反复说明解除武装，进行改编的道理，终于征得同意，正式通知抚顺苏军司令。在缴械过程中，驻抚苏军给予我们很大支持。缴械后，矿警中队(相当连)以上干部改编遣送回籍，班以下战士留去自愿。我们又从驻抚周围部队调来一批营、连、排干部骨干，将矿警队改编为两个团。不久，省保安司令部调走一个团，留下一个团。1946年初，东北局为加强保安司令部的领导力量，又派来王振祥任军分区司令员。

  在改编敌伪武装的同时，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在反奸清算发动群众中，动员工人参军，又组成了工人大队，有千余人，由方华同志担任政委。市委、市政府各发展一个警卫连，城乡积极扩兵，又组成二团有千余人。加上分区直属队，到撤退前市内有两个团，一个工人大队，共4,000余人。这支部队是三分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主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开展反奸清算发动群众建立党和群众组织

  由干苏军管制，那时煤矿所有工厂属南满株式会社，苏联派军代表，主持生产的是日本人，由苏军控制，但对把头控制不严。我们根据东北局指示，为了壮大力量，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我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民愤大的给予打击镇压，枪毙了四、五个。记得在游人集中的“欢乐园”召开万人大会，斗争了伪满抚顺宪兵队长王庆双，会后执行枪决。望花区召开3000人大会，斗争处决了伪满时效忠日寇，解放后又秘密勾结国民党搞武装、备粮草的蒋文成。大山坑(胜利矿)、老虎台处决了几个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煤矿把头。对罪恶小的中小把头等进行教育争取，让其向我们靠拢。有一个叫田礼的，是个青年学生，房产交了公，1946年和我们一起撤退。一个姓王的天利木厂经理，当了我们的副议长。一个姓邵的德国留学生，当了副市长。通过反奸清算斗争，涌现出一大批工人积极分子，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公开成立了工会组织。同时各级政权也相继建立。当时抚顺的体制一开始就是市管县，执行地委、专署职能，城市建立了党的区工委、区政府、工会三大组织。县建立了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市县都召开了参议会，吸收地方知名人士参加。

  清理资财 保证军需民用 建立我游击后方

  1945年11月，我军撤出沈阳市，当时民主联军有不少队伍，有一师、三师、七师、二十一旅、三五九旅等，都先后在抚顺市周围驻防，吃穿用由抚顺供给。由于物资非常紧张，只有靠清理敌伪资财和税收。1945年11月组成了抚顺市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我任主任。与反奸清算斗争紧密配合，斗争果实主要分给工农群众，而清出的物资如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车辆等主要供给军需。这对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支援战争、保障工人、农民有饭吃，解决当时经济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主要作用。如三二五库，当时白天由苏军看管，晚间我们警戒，借此机会，除运一部分装备给部队外，还从煤炭仓库收集一部分物资运往后方，在平顶山、红庙子建立了医院、被服厂、武器修理所，为三分区坚持敌后斗争准备了一定的物资条件。

  立足三军分区坚持游击战争

  1945年11月敌人占领沈阳后，市委分析了形势，认为抚顺地区苏军尚未撤退，国民党军队尚不能马上进占，但抚顺地处沈吉、沈安铁路中间，敌人必进占这一地区，应作创立根据地的准备。我们就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建立后方根据地上。到1946年3月，我们撤出抚顺前共4个月时间，主要抓了剿匪、发动群众、转移物资、加强人民武装等项工作。从机构上正式建立了地委、专署，组建了3个团，下派干部加强了农村工作。因此到抚顺被敌占领，我们是有秩序地撤退，没任何损失。 

  我们于1946年3月撤出抚顺后，本溪也于5月初撤出，沈阳也从南部撤出，3个市的干部和武装汇合一起，力量更有所加强。根据辽东省委指示，重新组成辽东三地委。为了加强县的武装力量，首先把从抚顺、本溪、沈阳撤出的武装又重新组编，把分区二团配属新宾县指挥，使新宾县武装力量得到加强;把本溪撤出武装一部分充实到本溪县团，使本溪县、抚顺县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把沈阳县武装同抚顺县武装合编为三团，这样抚顺县的武装力量也得到加强;连同分区直属一团和警卫营、侦察连、通讯连以及地委、专署.公安局警卫部队，共有武装力量8000余人。与此同时，把从抚顺、本溪、沈阳撤出的干部，除地委、专署、公安局充实一小部分外，大部分干部派到抚顺、新宾、本溪县和各区，使这些地区干部力量得到充实加强。又把从抚顺、本溪带出的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有的也分配到县区，大部分调到干校训练培养。所有这些措施，都为坚持住三分区斗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分区处于长白山余脉，两条铁路中问，面对强大敌人，坚持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这里主要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占松花江以北地区，企图肃清我武装力量，确保南满，妄图进取北满，三分区经受住两次大阻击、两次大保卫、两次大扫荡的艰巨考验。经过流血牺牲，三分区这块阵地坚持住了，敌人未能把我们消灭，我们取得了1947年夏季攻势的胜利。

  莲岛湾石文厂阻击战

  1946年撤出抚顺后，4月接到民主联军总部命令，让三分区从侧翼保卫本溪。我和王振祥司令员率领分区部队在抚顺以南，救兵台以西，石文厂、毛燕、拉古峪等地区阻击牵制抚顺之敌向南满进犯。随后又率一、二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征收粮草，组织担架，并伺机出击牵制打击敌人，以配合我三、四纵保卫本溪。

  永陵阻击战

  1946年10月，为配合四纵主力保卫临江阻击敌军，三地委在新宾县蔡家堡子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在永陵向通化、临江等方面进攻之敌。这次战斗非常激烈，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胜利完成了阻击掩护主力前进和机关转移的任务。

  两次大扫荡 两次大转移

  1946年11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沈抚、清原、新宾等大部分村镇，天天围剿我三分区地方武装，使我处境非常艰难。为粉碎敌人扫荡，地委决定把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干部和一些家属撤离转移到临江，由地委、专署、分区主要领导人领导和指挥战争和工作。分区武装和地方武装继续发扬对日寇打游击的十六字方针与敌周旋，迂回作战。有时为了暂避敌之锋芒，更有力地牵制敌人，我们还经常捕捉战机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人据点。这次敌人扫荡，除个别地区中队叛变和牺牲一些干部外，主要力量没受损失。

  1947年4月，四保临江战斗，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夺，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敌人对我三分区开始了更残酷的大扫荡，这就是闻名的“五一”大扫荡。敌人出动三个师主力共3万余人向我根据地进行全面围剿，企图消灭我地方武装，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为粉碎敌人这次大扫荡，三地委在沈抚县草盆沟召开地委紧急会议，面对被敌人分割包围情况决定:地县领导和武装配属相应改变，县委可建分县委;分区大团变小团，撤销营建制;坚持分散游击;再次精简机关。这次由于我译电失误，护送撤离人员的四团被敌人包围，损失严重。

  在粉碎敌人扫荡的同时，还注意打击地方上顽固势力，建立两面政权，给敌人送假情报，不向敌人纳粮筹款;处处爱护百姓，不断减轻人民负担。当时群众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想中央(指国民党军队)，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从中可以看到群众思想认识的变化，我党我军的威望日益提高，我们的政策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受到群众的拥护。

  总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反复围剿和毁灭性扫荡，我们始终顽强坚持，终于保住了三分区这块根据地。除有上级的正确的领导外，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从地委、市委、县委整体看，坚持了党的统一领导，班子是团结有战斗力的，对坚持敌后斗争思想是坚定的。广大干部是有战斗力和牺牲精神的。

  二是自始至终紧紧抓住了武装斗争这一环节。人民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三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任何情况下不忘记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到土改，使我们的基本群众生活有保障，政治上得到翻身，群众真心实意支持我们。

  四是正确地贯彻政策，掌握游击战的特点。如对敌的区别对待政策，对上层人物的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群众，孤立打击了主要敌人。

  当我回忆这段历程，心情时时不能平静，我们将永远怀念那些为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牵制敌人夺取长白山，妄图实现“先南后北”的战略，而英勇牺牲的同志和战士、群众，是他们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功勋。

  李涛简介：

  李涛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抚顺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于2008年2月16日1时50分在沈阳逝世，享年95岁。

  李涛同志1913年7月生于沈阳市于洪区秋家屯。1922年至1936年先后就读于沈阳郎三家子村私塾、山海关田氏中学、沈阳兴权中学、北平东北中学和北平东北中山中学。在东北中山中学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冬，李涛同志作为北平东北中山中学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6年3月，北平学联组织南下宣传团时，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中山中学中队长。同年6月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队部一区队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先后任牺盟会太原五区委秘书和运城中心区委秘书。11月任山西夏县县长兼晋南八县游击队总指挥。1939年，任牺盟总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0年初，任牺盟会雁北办事处主任。同年4月，任晋察冀边区第五行政专署专员。1944年9月，任晋察冀边区冀晋地委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李涛同志一直战斗在山西太原、运城、夏县等晋南地区。他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领导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在兼任晋南八县游击队总指挥期间，他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发展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抗击了日寇的侵略，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9月，根据党的革命斗争需要，李涛同志离开山西返回东北，奉命接管抚顺，任抚顺市委书记、市长、抚顺保安司令，建立抚顺新生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恢复和发展生产。1946年4月，中共辽东三地委、第三专员公署、第三军分区成立，他任专署专员兼地委常委，指挥三分区武装部队，成功地进行了敌后游击战，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1月，李涛同志任安东省省委委员、省政府秘书长，负责清查、没收敌伪资产、组织发展工业生产。1949年5月任辽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农林厅厅长，他把农村合作社经济建设作为头等任务，为辽东农村走上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1950年2月任辽东省政府副主席，负责辽东省工业恢复和发展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辽东省委决定由李涛同志全面负责抗美援朝后勤工作，他担任机场修建委员会主任，组织干部群众修建军用机场，为抗美援朝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6月，李涛同志任辽东省政府主席。他积极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研究探索工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注重工业产品特别是新产品的研发，有力地促进了辽东省工业的发展。他积极探索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对辽东地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4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辽宁省。李涛同志先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他认真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落实党对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关政策，为辽宁工业“一五”期间取得辉煌业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10月起，李涛同志任抚顺矿务局副局长、局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遭受迫害。1974年至1977年任抚顺市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8年1月任辽阳市委书记，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党委书记兼建厂指挥部总指挥，同年11月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对李涛同志予以彻底平反。从1981年11月起，他先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1985年4月，因年龄原因，他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