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第三军分区的对敌斗争

　　作者：曹公和（1914.11--1999.10）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抚顺市政府秘书长、军分区参谋长、团政委等职。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挺进东北接收抚顺

　　1945年9月底，我们一行百余人从张家口出发，先乘火车到下花园，后步行经延庆、古北口等地到承德。在承德与苏军交涉了四、五个小时，才同意搭他们去沈阳的军运车。因为，线路的半径小，坡度又大，车的速度很慢，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10月10日夜才到达阔别了10余年的沈阳。在沈阳住了三宿，听彭真同志一次报告后，经东北局决定，由李涛同志率领我们5个人到抚顺工作。沈阳到抚顺全程不过50公里，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13日早3时出发，下午1时才到。到抚顺后即由苏军一人配合我们接管了市政府和公安局，然后召开了市政府全体人员大会，由李涛同志宣布：“李涛同志任市长，曹公和同志任秘书长，孙培臣同志任公安局局长”。

　　改编伪部队组建抚顺市保安旅

　　经过调查得知：抚顺市有原封未动的市宪兵团、宪兵中队和“八·一五”后，以维持社会治安为由经苏军批准成立的公安总队、市宪兵团队。当时对共产党或国民党并无明显倾向，但他们在伪满时做了很多的坏事，人民群众对他们是很痛恨的。

　　公安总队长是原市公安局长郭森兼的。我们一到抚顺，他就潜逃了。总队下辖5个大队，每个大队各有600人左右。四大队是由伪满警察组建的，其性质与宪兵团队相似。一、二、三、五大队都是由抗日战争“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九十八军部分官兵被日军俘虏到抚顺做矿工的所谓特殊工人组建起来的。其政治倾向鲜明，挂青天白日旗，唱国民党歌，对共产党、八路军是敌视的。于是，经上级批准改公安总队部为公安司令部，由李涛市长兼任司令员，刘子仪任副司令员，我任参谋长。随后市长在市政府召开公安总队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新的任务，但有很多人未到会，晚宴时已经到会的人又走了很多，所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因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在敌人大举进攻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是不可能改造好这支队伍的。我们几个同志通过刘子仪向新来的市委领导建议，对抚顺市原有武装力量必须缴械重建，否则就难以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进攻。经过市委研究同意后，我们立即组织了八、九个同志乘一辆卡车，到各部队驻地进行观察和侦察，发现一、二、三、五大队，特别是五大队营区到处张贴着：我们唯一的主义一一三民主义；我们唯一的党一一国民党；我们唯一的领袖一一蒋委员长等反动标语。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缴械重建的决心，在调查观察的墓础上，决定于11月3日拂晓由10名同志与苏军一起乘卡车，分别到已经观察好了的10个部队驻地实施缴械。

　　在市委研究缴械方案时我未参加，刘子仪同志回来传达得很简单，说一切等苏军到来后再详细研究。但苏军到来已经是拂晓了，而且来了8台车，7名翻译。所以未认真研究，就各带一台车1名翻译分头出发了，轮到我既无翻译又无车。四、五，2个大队3个点的枪械，怎么办？日期已决定，不动不行，晚了也不行，只好临时决定由其他各点先完成缴械任务的人来帮助我。我立即率领10余名苏军直奔缴械地点，乘一台中卡，首先到瓢儿屯五大队何大队长的宿舍找到了何大队长。（这是事先看好的）何大队长战战兢兢地问：“参谋长怎么回事？”我说一切听苏军的，苏军叫怎么办，就怎么办。苏军示意何大队长下令集合。在部队集合的时侯找来一个卖油条的，他会说几句俄国话，当他翻译出苏军让把枪放到卡车上时，没有一个人动。我立即出来动员说：“这些武器是苏军发的，不按照苏军说的办是不行的。”于是一个一个地把枪往车上扔。我又出来动员说：“这些枪暂时交出去，以后还是要发给大家的，不要摔坏了。”总算缴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部和两个中队的械。被缴械的人对我说：“你穿一身洋服，我们都以为你是满洲国人，早知你是老八路，我们就开枪了。”这个大队看守工厂的一个中队因为没有按计划去专人同时缴械，闻讯后就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