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的辽东战役(2)(2)

　　明方资料称，杜松当日被满洲伏军攻击二次。14日午前他渡过浑河，将战车、火药置于北岸，因之车管火器全未在战斗时使用。渡河之后，他连克二道栅，生擒满洲兵十四人，遂一意深入，以至中伏，与努尔哈赤的三万人混战一处。这时候他想占领一座高峰，以便居高临下作战，不意松林中满洲伏兵又起，日没之前他与两员部将战死，士卒无一生还。

　　杜松被山东巡按指斥为“贪功邀赏”，他的过失是：先期竞进，抛弃火器，刚愎自用，背水而战。最后，全军溃败之咎都归之杜松，万历皇帝也照准此议。

　　从历史眼光看，上述形势报告和对杜松的指责都没有多少价值。这个报告是在杜松进军时一个监察御史写的，他只是得到三个探军和一个实际参加战斗的士卒的口头叙述。后来山东巡按指斥杜松，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核实，他显然是要为经略杨镐和自己开脱。没有材料表明，曾进行过官方调查。

　　指责杜松的奏本反复强调须持重行事，应在敌方前沿被摧毁后再向前推进，以便更有效地协同作战。但杨镐的命令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自己的腔调就是紧迫仓促的，他的命令说：“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杨镐被授以权柄，可惩处乃至处死部下。3月26日，他于众将前处死在前一战役中逃跑的抚顺指挥白云龙，以示儆戒。有此压力，四路兵马当然要争趋竞进。

　　指责杜松先期进军并无实证，规定他进攻的时间是4月14日，他发兵的时间是4月13／14日午夜；从技术上说，并非违抗命令。至于抛弃火器，那么，前一份报告也证实，杜松渡过浑河后，是车营参将决定这样做的。后者报称，浑河水势深急，过渡兵马冲去太多。见隔河南山一带有虏骑行走，他遂令扎营。其时，杜松已率数万士卒渡至南岸与敌军交手几个小时，该参将的做法很难说是合理的。最后，车营参将说：“车兵入水，空手犹难，车辆火药，尽不能渡。”杜松的确没有估计到此种困难，匆匆挺进；而该参将甚至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也没有上报扎营的决定。正是根据持重的原则，他在战斗激烈时抛弃了主帅。还有，杜松力图抢占浑河南岸高地，在战术上是必须的，会战时只有尽早控制山地，才能保证本方阵地的安全。

　　明朝文献进一步揭露了高级指挥的更多失误，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杨镐显然没有派使者搜集战事情报。他本人没有亲赴战场，也没有派遣使者在战场做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对关系全局的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建州军队集中在萨尔浒附近杜松军队要经过的道路上，这对明军失败最为关键。

　　满文材料千篇一律，似乎都抄自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后来这些材料转述成新档，在译成汉文时，始采用实录的形式，这些材料最糟糕之处在于过分夸张，例如，它们说，明军在战斗中损失十万兵马，而建州军被杀死的只有二百人。

　　满文档案比明朝档案更为深刻，包括许多技术问题，尽管有某些缺陷，它们对某些战役的叙述仍然最具权威性。满档前后一致的风格，用简朴和少量的词汇表述战术细节，更提高了它的准确性。作为战胜者，努尔哈赤没有必要比明廷更歪曲事实真相，他只是需要夸大自己的胜利，象我们估计的那样，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满文档案资料表明，当明军向前推进时，一万五千名几乎没有武装的建州步兵正在萨尔浒西端修筑工事，另外只有四百名骑兵警戒。显然，努尔哈赤预见到这个地点的战略价值，所以，战事一开始，他的队伍就迅速在高地聚集。

　　4月14日之战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场会战，而不只是大规模伏击。大部分披带盔甲的满洲兵团来自南边离萨尔浒大约十英里的地方，在他们合击时，正在修筑工事的步兵已移到东端，占领了吉林峰，在那里，他们被杜松的部队，估计有二万人所包围。四百满洲骑兵在混战时，驰入萨尔浒谷地，突然出现在明军背后，使其大惊失色。他们给明军以杀伤后，就横渡界藩附近的苏子河，同高地上的步兵会合，得到步兵的支持，骑兵又向下冲击，杀死大约一百名明军。大概这些冲击延捱了明军的进攻，为努尔哈赤赢得宝贵时间。努尔哈赤正午赶到战场，萨尔浒山地还被杜松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占领。

　　建州贝勒会议建议先解吉林峰之围，派一千多骑兵杀开血路，突入重围，然后四旗满洲军队从正面攻击杜松主力，另四旗人马继续监视萨尔浒西端之敌。努尔哈赤派了一千人去吉林峰，但他推翻了以上计划，他的攻击集中在西翼，而不是东翼。为了兵力集中，他只从苏子河东岸派了一旗人马加强西翼，这样它就有了五旗兵力，留在东边的三个旗待萨尔浒的明军一出动就马上开拔，整个实力还不确定，因为各旗后来都从赫图阿拉方面得到一些补充。另外，努尔哈赤似乎在激战的任何一个方向上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需要在西岸扫除明军，他的骑兵就势不可挡。一旦实现了这一意图，吉林峰的明军就再也得不到援助了，被围的杜松军，被浑河阻断退路，心理上被击败，全军崩溃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