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9)

　　后金政权的第二代统治者——皇太极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胸怀大志的满族统治者，对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采取了不同于努尔哈赤的积极态度。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国号大清，年号崇德，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名号改易，它“标志满族国家制度和统治思想，从采纳蒙古文明到采纳汉文明的历史性的转折”。[97]这种统治倾向，在同时制定的诸种礼仪大典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此以建元仪式、祭孔大典以及筑坛祭天等为例，作一简析。
　　天命、天聪、崇德三次建元礼仪，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政治倾向，我们以《满文老档》记载为例，分析如下。
　　表4：《满文老档》天命、天聪、崇德三次建元仪式对比表 

天命建元	天聪建元	崇德建元
天命第五册“天命元年至二年” P44 丙辰年，……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汗左前方，宣书咏诵“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宣罢后诸贝勒、大臣起，继之，各处之人皆起。于是，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位后，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	天聪第一册“天聪元年正月至二月” P805 天聪元年，丁卯正月初一日。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五更末集于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还，汗陞殿落坐，众贝勒大臣及各旗依次三跪九叩头礼。行礼时，有二人侍立于汗左右，一人鸣赞“某贝勒某大臣率众行礼，庆贺元旦。”一官员赞叩拜，众遂拜之。昔满洲国礼，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行敬，命坐于汗左右，无论何处，均亦命与汗列坐，不令下坐，除夕及元旦，备陈乐舞，设大宴。以太祖丧，是年除夕元旦，停止宴乐，汗仅受众人叩首礼。	崇德第七册“崇德元年四月” P1425（崇德元年四月）自初九日始，汗与诸贝勒、大臣皆齋戒祭天。 崇德第八册“崇德元年四月” P1427（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汗率诸贝勒大臣祭上帝神位毕，汗即大位。是日，一等公扬古利率满、蒙、汉诸臣祭太祖庙，诵读祝文。 P1427（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是日，圣汗率满、蒙、汉诸贝勒、大臣等拜天行礼。…… P1427（崇德元年四月）十二日，宽温仁圣汗率诸大臣祭太祖、太后宗庙。 P1427（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圣汗以即大位礼，即内外诸贝勒大臣于大正殿大宴庆贺，宣读诏书，教诲人民，颁赦诏，免犯认罪。

      天命建元，“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这种仪式体现的是受蒙古族文化影响的满族天神崇拜，以敬天的形式来祈求上天的护佑。天聪建元，谒堂子，群臣赞拜，设大宴。堂子拜天在建元礼仪中居重要地位，这显然是满、蒙拜天文化的反映。但同时鸣赞的出现，除夕及元旦乐舞的备陈，以及因丧“撤悬”的规定，都体现了汉族礼仪的渗透。崇德建元，斋戒，即大位，祭太祖庙，拜天行礼，再祭太祖、太宗庙，大宴群臣，颁赦诏。这一系列礼仪形式，比前两次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仪式程序及仪式规模均前所未有。这样的礼乐制作很明显的体现出统治者对汉族统治模式的采用，正反映了以蒙古文明为主导的满族国家制度、统治思想，开始向汉文明倾斜。

　　正如各种建元仪式一般，祭孔大典和筑坛祭天等典型的儒家典礼也是首次使用。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四日，皇太极定文馆三院之名，分任职掌。其中秘书院“职掌撰擬外国来往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及辩冤词状、汗之敕谕、文武官员敕书，遣祭孔夫子庙，撰擬死人祭文”。[98]祭孔典礼作为纯儒家的祭奠大典，第一次出现在清人的官书记载中，并有专门机构管理，上升到法定形式，成为国家定制。崇德元年（1636年）八月初六日，祭孔子神位，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祭文曰：“崇德元年，岁次丙子，秋八月初六日丁丑，皇帝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曰。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宁万世，仅备牺牲玉帛等致祭。更依旧制，复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99]，祭孔大典自此成为清代皇家重要的礼仪大典。皇太极此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认同及利用已可见一斑。

　　汉化筑坛祭天仪式的设定，是崇德礼仪建制中一项相当重要的礼制，但却一直未被学者重视。对于入关前的祭祀礼仪，学者一般以讨论堂子祭天为主，而汉族儒家的祭天仪式，则被认为是入关后全面承袭明代礼乐制度的结果。其实不然，崇德建元之际，汉式祭天即已制定并开始使用。

　　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白旗备御刘学成奏请设立坛郊社，以敬事上帝后土。奏疏曰：“我国门外设立堂子，凡初一十五，汗驾亲去叩拜，岂不敬奉天地？这还是寻常的事，昧行天子的礼，还不为大敬。我汗既为天地宗子，须要象汉朝立天地坛，凡行兵出征，天年旱潦，汗当步行到坛祷祝，命道士设斋念经，每年冬至日郊天，用牛一只祭，夏至日社地，用猪羊祭，再把始祖神位入坛配享，道官唱礼，我汗当九升九奏，这便是天子敬天地的道理，朝廷当行的一宗要务。”[100]满人的习俗是家家都可祭祀堂子，不为统治者专属。因此，刘学成认为“这还是寻常的事，昧行天子的礼”，不应为国祀。其实，不为统治者专属并不是请求另行筑坛祭天的根本原因，当时统治阶层的统治思想、统治倾向的全面改变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学成对堂子祭天的审视角度，完全基于汉族的文化思想、统治观念，从汉族的评价体系来评判满族原生的祭祀习俗，认为满族的堂子祭祀并不是正宗的天子祭祀。正如奏疏所言：“我汗既为天地宗子，须要象汉朝立天地坛”。在这里所谓的天地宗子即为汉家天子，言下之意即是，如不仿效汉家设坛祭天地，继承汉家祭祀体系，后金的统治即非正统，也就失去政权传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奏折末尾，刘学成又书“望我皇上能行此两宗（笔者注：仿汉族设坛祭天及设通政司），得了天心民心，方成得治天下的大事”，不行汉家祭祀礼仪即不能得天心民心，不能治天下大统。此处所谓的“天心”、“民心”、“天下大统”的观念，完全属于汉族文化范畴，与努尔哈赤时期以蒙古族文化为根基的统治思想截然不同。可见，统治意识明显汉族倾斜化。这种倾斜不是一介臣子刘学成能提出的，它体现了皇太极时代整个统治方向的转变。稍后，皇太极对该奏折回批道：“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101]虽然设坛祭祀未被批准，但字里行间中透出皇太极对传承汉家祭祀大典的肯定。筑坛祭天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祭祀形式，而实际上是以汉族方式对皇太极统治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承认。此时“天”的概念，已经由努尔哈赤时期刑白马乌牛的纯满族信仰下的“天神”，转化到了汉文化涵义内的政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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