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

　　“随旗人”之称不见于史乘，是我们近十余年在田野调查中多次听到的、某些旗人后裔的自称，这一称呼看似随意，却准确而传神地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清朝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是他们特有的组织——八旗制度。入关之后八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孟森之言），清朝户籍亦随之分成旗籍与民籍，被纳入八旗内的为旗籍，称为旗人；未入八旗的为民籍，称为民人。这在日后也成为判断一个人的民族成分是满还是汉的重要标准。但若要考察清代满汉关系，却不能仅仅以旗人、民人来区分，因为在八旗制度之内，还囊括了大量汉人。

　　在这些汉人中，八旗汉军是最广为人知的部分，以至于一提到八旗中的汉人，人们便常常以“汉军”一言蔽之。八旗汉军之外还有内务府包衣三旗中的旗鼓佐领，也由汉人构成，王钟翰教授将他们称为“内务府汉姓人”，以与八旗汉军相区分。但八旗内的汉人成分还不仅仅如此，从留存至今的大量八旗人丁户口册的户口纪录就可以发现，在八旗汉军和内三旗旗鼓佐领下人丁之外，还有更大多数八旗内的汉人存在，他们数量巨大、构成复杂，而且大多数不见于官方文献的记载，很容易被人忽视。而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处在旗、民与满、汉之间的群体，对他们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应是揭示清代满汉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  畿辅的“随旗人”

　　近十余年来，本人与其他学者曾在东北、京郊等地合作进行有关内务府皇庄所属旗丁的田野调查，其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有一个为数甚钜的、以汉人为主体组成的、主要靠耕种土地为生的旗人群体存在。其中仅辽东的内务府三旗佐领下，就有数十万人，他们直至清末都是东北尤其是辽东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其政治、经济实力都大大超过未入旗的民人。这个群体的后代，迄今仍然明确地自称为“随旗人”，并以此与“在旗”的“纯满洲”和“在民的”的汉人相区分。所谓“随旗”，即跟随之意，在清代文献中并无此称，并非由官方加于他们身上。清亡迄今已历几代人、近百年，但这些人仍然能清楚地以“随旗”来为自己的家族在清朝时的身分定位，这是我们在身历其境之前从未注意过的。

　　本文作者之一与郭松义、李中清和康文林教授结合《盛京内务府人丁户口册》在辽东所做的田野作业，已于2004年以《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为名出版，作者曾以为，这些所谓的“随旗人”是仅限于清代辽东地区的一个旗人群体。但近几年来在北京顺义等地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随旗人”之称，同样也存在于清代畿辅地区一些庄头的后裔之中，这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个概念的含义要广泛得多。

　　并不是所有八旗内的汉姓人都自称为“随旗人”，至少我们从未见八旗汉军的后裔有如此自称的。据我们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实践中的了解，“随旗人”是个有特指的名词。在辽东，我们只听到盛京内务府三佐领属下人丁这样自称，但他们并不属于盛京任何庄园中的庄头与壮丁。至于盛京各种庄园中的庄头壮丁的后代如何自称，由于没有亲临调查，这里不敢肯定。而在北京郊区亦即清代的畿辅，类似于盛京内务府三佐领那样的机构和人丁并不存在，我们是从内务府皇庄中的庄头、庄丁后裔中听到这个称呼的。这不仅让我们意识到这个称呼并不仅存在于辽东而且也存在于畿辅，更让我们进而联想到，它可能普遍存在于遍布关外、口外与畿辅地区的各种庄园，包括皇庄、官庄和王公庄园的人丁之中。这些庄园中的人丁显然都以汉人为主，他们既然具有大体相同的来源，在旗内亦具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身份，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看待，应该是大致不差的。而为谨慎起见，我们这里暂将王公庄园和官员庄园排除在外，仅就内务府所属庄园谈起。

　　畿辅地区的庄园均建立于清军的入关圈地之后。庄园所属人丁都由三种人构成，即庄头、壮丁和庄头户下家仆，其中庄头是起决定作用的。早已有研究者指出：“清代皇庄之所以能够较长时期并稳定地存在发展，是由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管理方法，其中的庄头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对庄头的身份地位、顶补、革退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并建立丁档、家谱制度以作为查考的根据。对皇庄的征纳、减缓等事，也都是通过庄头实现的。”[1]很准确地看到了内务府这套管理制度对于粮庄存在的重要性。

　　入关前的皇室、贝勒和八旗官员都有各自的田庄，入关之后便一一建立起相关的管理部门而不再统一管理。归属于内务府的皇室庄园便称为皇庄。但在清前期的文献中，官庄与皇庄是不分的，都被列入官庄的范围，见康熙《会典》：

　　国初设立官庄，以供内府之用，有在盛京者，有在畿辅者。凡内府各庄，皆自内务府掌之；至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上林苑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