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旅馆——抚顺吸毒史一斑

抚顺大官桥

   旧社会之抚顺，俗称“千金寨”，提起“千金寨”，必然想到“大桥旅馆”。这远近驰名的“旅馆”，位于“欢乐园”的大官桥下，即今日千金街西一路向新抚顺去的转湾处。旅馆所住之“特殊旅客”，除了“银针秀士”(打吗啡者)即为“白面书生”(抽白面者)，日日夜夜，冻死者无数。“桥面作屋顶，四壁搭人墙，冻死天天有，夜夜有人亡。”即“大桥旅馆”的真实写照……

  根据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正是“千金寨”吸毒史上的全盛时期。鸦片、吗啡、海洛英(白面儿)，纷纷向煤城人民猖狂围攻。什么“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大烟馆栉比林立，表面上是为土豪劣绅大开安乐之门，实质是把人们送上慢性自杀的坟墓。当时有文人雅士赋诗讽之日:

  “别有天，别有天，别有天地非人间。喷云吐雾迷魂药，无忧无虑赛神仙。赛神仙，赛神仙，神仙齐聚雅聚轩。吸进一口精神爽，如入仙境新桃园。

  新桃园、新桃园、新桃园里会群仙。如柴瘦骨窈窕甚，神态悠然赴九泉。”

  而“吗啡”、“海洛英”馆儿，均系朝鲜浪人所开设，把“白面儿”卷在纸烟中点着一抽，或“吗啡”扎上一针，立即精神抖擞，两眼贼亮。虽然价钱不算太贵，其毒害非浅，麻醉人的意志，使其人格堕落，道德败坏。长期吸毒，便把人变成了“鬼”。所以有“吗啡鬼”、“白面儿鬼”、“大烟鬼”之称。这种“雅”称的另一种含意是，这些吸毒成瘾者，尽管白天破烂衣衫不能遮体，毕竟还得称他们为人，可是一到晚间，这些人真变成了“鬼”，半夜过后四出偷盗，小至鸡鸭鹅狗，大至箱箱柜柜。凡是能换来毒品过瘾之物，不管三七二十一，千方百计也得偷到手。其中多数吸毒鬼，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吸毒时间越长，中毒越深，越不可救药，熬过酷暑盛夏，熬不过数九寒冬。很多“吸毒鬼”，其下场可悲至极，或死在檐下、街头，或倒卧在店铺的门旁，“大桥旅馆”便是他们的归宿。“千金寨”每年冻死之路倒，俯拾即是，惨不忍睹。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伪满政府禁烟总署在抚顺市设立了“康生院”，地址在新抚顺大马路六町目。(八一年地名普查时，新抚区把“康生院”误认为“矫正辅导院”，确与史实不符，应予订正。矫正辅导院设在新屯南山，分院设于石油二厂)。

  “康生院”名义上是一座为“鸦片”瘾者戒烟，使之“健康生活”之医院。究其实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凡经禁烟总署官准立案准许吸鸦片者，一律发给“鸦片配给证”，凭证到官办大烟馆按定量供应“鸦片”(烟泡)。如发现无证“鸦片，瘾者任意吸毒，则按照禁烟法令规定，立即将瘾者强行捕送“康生院”禁戒鸦片。每当行人，经过新抚顺大马路六町目“康生院”门前，无不毛发悚然，“瘾者”呼嚎哀叫之声，惨不忍闻。例如抚顺豪绅邵敬之(邵五爷)的五姨太及其庶子邵文秀(留学日本，任过中和小学教员)，他们母子都是“鸦片”瘾者，就是在“康生院”强制戒烟当中，几经折磨而惨死的。

  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抚顺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公布过“禁止吸毒贩毒”的禁令，而吸毒瘾者有增无减，日益猖撅。地方法院检察厅检察官丁杞非，虽经起诉过几起吸毒案件，那不过抓几个倒霉的老百姓而已，而对那些封建大把头、豪门劣绅则另当别论。至于市长、县长、警察局长……那就更需另当别论了。就连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包括丁杞非在内，有好几位都是“鸦片”瘾者，他们可以起诉老百姓，老百姓谁敢起诉他们呢?例如千金寨知名的大把头康品卿(镇反中处决)公馆，夜夜烟客盈门。市长罗永年、警察局长郭森，都是康公馆烟榻上的常客，康品卿的九位太太轮流坐陪，谁敢登门捕捉?!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占据抚顺时期，其所谓抗战八年的官兵，公开吸毒者大有人在，贩毒者横行无忌。出发打仗时，有的卫兵还得给长官背着三大件----烟枪、烟灯、烟盘等吸烟用具。社会黑暗如此，吸毒怎能禁止！抚顺吸毒史的彻底衰亡，还是在抚顺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颁布了禁毒法令，吸毒、贩毒才得以彻底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