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非典型“红卫兵”纪念照

前排左起：孟庆芬、于明、刘倩倩、刘喜菊，后排左起：颜素梅、宋文华、王淑梅。

    瞧，这照片上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是我（前排左二）和我的同学们。与我同龄和比我大10岁以内的老年朋友，对这张照片上的“红卫兵”形象可说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其实这还不是最典型的“红卫兵”形象，与最典型的“红卫兵”形象相比，它至少还缺少5样东西。一，头顶的草绿色军帽；二、胸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三、手中捧着红彤彤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系在腰间的武装带；五，从左肩斜挎到右胯的军用书包，上面往往印有手书体的“革命委员会好”、“要斗私批修”等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在书包带根部系一条白毛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和照片上的同学们还在民主小学读三、四年级。当时年龄小，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有机会参加“破四旧”、“大串联”“斗批改”等“革命”行动，也没有投身校园里批判、 批斗“牛鬼蛇神”的“造反”活动，但身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也目睹了“红卫兵”小将揪斗“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的血腥场面。那时民主小学有两位男教师，一位因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一位因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比较注重仪表，梳着大背头，穿着黑皮鞋，一天总是油头粉面的，于是被揪出来批斗。记得一次批斗大会上，这两位老师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阵阵激昂的口号声中接受群众的批判。走下台来时，一群“红卫兵”（高年级学生）蜂拥而上，围着两人抡拳挥掌，一顿暴打。两人身材都比较高大，“红卫兵”小将们蹦着高地击打，两位老师左躲右闪，狼狈不堪，那真叫“抱头鼠窜”……
　
    1969年，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示的指引下，民主小学与其东邻的市十一中学合并成为“遵义学校”，由抚顺矿务局运输部接管。我们成为了这所十年一贯制学校的七年级学生，也就是初中生了。这时候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了，但我和许多同学对“红卫兵”心里总是有些介蒂，对它“敬而远之”。总结起来，那年代加入“红卫兵”但至少具备3个条件：一是根红苗壮，必须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等“革命家庭”的，而出身不好、家庭背景复杂的，想加入“红卫兵”则比登天还难！二是表现积极，必须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冲锋在前，比如贴大字报，在大小会议上踊跃发言并善于上纲上线，组织群众游行带头呼喊口号……总之要做得抢眼。三是靠近组织，服从领导……而身边的姐妹们，虽然大多具有第一条条件，但后两条却是望尘莫及，所以迟迟解决不了“组织问题”。
　　
    我们班有一位姓乔的男生，其靠卖豆腐为生的父亲在伪满时期当过日文翻译，解放后这成了一大历史污点，全家人跟着“背黑锅”。但年纪还小的乔同学好像还没有学会放低身段，低调生活。那时候时兴跳“忠字舞”，每天上学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站好队列，随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齐刷刷地举臂、跺脚，掏心、挥手……有一次在校园跳“忠字舞”的时候，乔同学一手持“红宝书”，一手拎算盘（当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珠算），作舞蹈动作时，算盘一上一下发出“哗哗”的响声。正好有几个高年级的“红卫兵”路过此处，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马上把乔同学从队伍中揪了出来，带到小黑屋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劈头盖脸地一顿暴打，并堂而皇之地给乔扣上了一大堆“帽子”（罪名）。在“红卫兵”眼里看来，乔同学跳“忠字舞”时手不离算盘，纯粹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等到放出来的时候，乔已是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扯破了，那只算盘也作为“反革命行为”的证物被扣留了。这个事件，强烈震撼了同学们的心灵，也深深刺伤了同学们的感情，对“红卫兵”的敬畏也更加牢不可破了。
　　
     进入70年代，“红卫兵”组织渐渐式微，已呈“强弩之末”之势。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同学们几乎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徘徊在组织之外的同学已是凤毛麟角，为数寥寥。就在“红卫兵”组织即将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我们“大拨搂儿”地被吸收进“红卫兵”，于是才有了这张非典型“红卫兵”纪念照。

     (作者单位是：抚顺市无线电元件厂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