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满族汉化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融合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有清一代的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特别醒目的烙印，其影响之深远，也许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

　　满汉两种异质文明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其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竟酿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固然因为辽东绅衿多持仇金的政治立场，但粪土文艺、草芥士人的价值取向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皇太极对其父如此野蛮的做法有所反省，当他主政以后即通过考试将劫后余生的二百名秀才从奴籍中拔出（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先是，乙丑年（天命十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其佼佼者甚至被擢置“书房”，以备咨询。但此举只能视为是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在皇太极的心目中，汉儒臣不过是恩养不杀以待其效力的奴才，与豢养的鹰犬没有两样。（注：皇太极曾训斥汉官说：“鹰犬无知之物，畜养日久，尚收其益，尔等人也，虚糜廪禄，毫无报效，曾鹰犬之不若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巳））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注：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最初确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的意向（注：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正月，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称：“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但实际上并未用《大明会典》来规范六部的官制和职掌，崇德元年（1636）颁布的清朝第一部《会典》，不过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一文，载《法学研究》1983年三期。）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他把那些已经耽于宴乐酒色的满洲贵族们召来聆听《金世宗本纪》，谆谆告诫他们本族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废旧制、效汉俗而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并一再盛赞金世宗中兴女真文化、以抵制汉俗浸染的特殊功业。讲到动情处，皇太极说他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皇太极毅然拉开了满族学习、借鉴、吸纳汉文化的序幕，但这位引入儒家政治价值观以抗衡满洲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却深深为“子孙万世”而忧虑。（注：俱见《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丑。）女真和金的历史命运令他悲观，但从金世宗的身上他或许看到了希望。他对金世宗崇拜之至，举凡维护诸如满洲衣冠、语言、姓氏旧制以及骑射尚武之风等民族传统，无不以金世宗为法。他期望通过自己的训谕和作为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像金世宗那样的楷模。这对满族史和清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