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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惨案与南京大屠杀之异同辨析

2012-08-06 18:03 抚顺党史 曼陀罗山庄 3129
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无数起惨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把这两桩惨案加以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很多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这对于牢记历史教训,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平顶山惨案与南京大屠杀之异同辨析 图1

  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无数起惨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把这两桩惨案加以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很多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这对于牢记历史教训,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铁证事实不容否认

  (一)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是历史存续的客观事实,是历史的定格。它们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消失,更不会因为人为篡改而变化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第一起大规模集体屠杀中国平民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中国民众不堪忍受奴役与压迫,纷纷展开反侵略斗争。

  1932年9月15日夜,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一路军(大刀队)在司令梁锡福的率领下,袭击抚顺煤矿,打死、打伤11名日本人,烧毁了老虎台采炭所、杨柏堡采炭所的一些采煤设施。后因日军火力太强,大刀队被迫撤出抚顺市区,29名大刀队队员被日军打死。日军为实施报复,于9月16日突然包围了附近的平顶山村,以村民协助抗日活动为由,不分男女老幼,把全村3000多名无辜居民全部驱赶到平顶山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事后焚烧尸体,崩山掩埋,销毁证据,同时又纵火烧毁了全村800多间房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又一起特大惨案。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后,侵华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指挥下,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除了屠杀外,日军还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一个月中,南京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与此同时,社会和居民财产以及中国文化珍品也饱受损失。全市约有1/3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88万册图书文献被日本侵略者在一个月之内搬运走。这些暴行史称为南京大屠杀。

  在中华民族蒙难史上,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人间灾难,早已醒目地刻写在1932年和1937年的历史书卷上。事实清楚,毋庸置疑。

  (二)对于历史事实,总有日本右翼势力加以否认

  对于平顶山惨案,在1932年11月24日的国际联盟会议上,日本代表便矢口否认,声称“中国代表提出的平顶山事件是虚构了所谓日军在搜查过程中与义勇军交战,‘村落在交战中失火,大半烧毁’,‘匪贼及不良民三百五十人被击毙’的满纸谎言,以此欺骗国际社会”[1]。事到如今,在中日正义之士的不懈努力下,日本法院终于认定了事实,但是日本政府却仍然坚持75年前的态度。

  对于南京大屠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多次在篡改教科书上大做文章,屡屡“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千方百计地为历史翻案。直到2007年,他们还在兴风作浪。年初,计划拍摄一部否认有1937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南京的真相》,获得包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的支持。6月19日,由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中的一些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又声称,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通常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他们甚至要求中国修改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为30万人的说法,并撤销南京等地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有关照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日方极少数人导演这样的闹剧只能暴露出他们缺少正确历史观、缺少与罪恶的历史决断的勇气,只能遭到国际社会广泛、一致的谴责。”[2]

  他们或毫无理由地否认事实,或以偏概全地掩盖真相,或挖空心思地歪曲性质,无论何种形式的否定,都是采取片断的、非全景式的描述方法去淡化历史问题,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事实的表现。但是,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是分别经过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正规法律程序审定的历史铁案,两场灾难中遇难者的累累白骨,幸存者们的证词、证言和遗存史料,都是不容抹煞的实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此加以否定都是枉费心机的,无法改变铁一般的事实。

  (三)以系统化研究驳斥右翼谬论,捍卫历史真相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毕竟是少数人,日本国内不乏大批正直、善良的民众主张正视历史、承担罪责,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日本专家、学者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多年来,中日两国相关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平顶山惨案的研究,从历史、法律、教育等多个角度入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是驳斥日本右翼谬论的有力武器。在此基础上,研究应该继续深入开展,并形成系统化研究体系,用大量学术成果编织成一张“学术网”,以捆绑住右翼势力制造谬论的手脚,捍卫历史真相。

  其中,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对有联系的历史事件横向分析、纵向比较,而不只是就事论事,是推动历史研究系统化、深入化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把平顶山惨案与日本侵华期间制造的各种惨案联系起来,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惨案本身的问题。以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为例,它们都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既是两个典型的个案,也存在相同与差异之处。本文拟对这两个事件分析比较,以做系统化研究之初步尝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二、平顶山惨案与南京大屠杀之比较

  (一)二者相同之处

  1.二者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报复性屠杀行动,并想通过屠杀达到对中国军民心理威慑的目的。

  两次惨案都不是日本某个军人或某个队伍随意而为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自上而下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他们想通过屠杀的手段,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实现对中国军民心理威慑的目的。这充分反映出侵华日军在法西斯军部的操纵下,为达侵略目的而不择手段。

  平顶山惨案绝非偶然事件,是有所图谋、精心策划的[3]。那么,日军血洗平顶山的目的何在呢?这还要从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进攻抚顺谈起。日本驻抚顺当局对于自卫军进攻抚顺感到极为恐慌,称之为“抚顺袭击事件”。

  在此之前,伪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刑龙九哗变起义,日本当局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定此次袭击与李、刑起义有关,感到问题异常严重,于是下决心彻底镇压。他们定出两个镇压方向:一是所谓“剿匪”,即大举追击和围攻自卫军;二是所谓“剿民”,即大规模血腥镇压无辜百姓。针对这次“抚顺袭击事件”,日本当局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平顶山惨案。全面杀光平顶山居民的目的在于:

  (1)防范矿区再度遭到自卫军袭击。大刀队中路从千金堡和平顶山方向打来,以“通匪”为名,在这条进攻路线上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烧杀的对象,企图通过“屠镇”对周围各村居民实现心理威慑,警告他们,如果自卫军再来而不及时报告,将与平顶山镇居民同样下场。

  (2)为死于“抚顺袭击事件”的11名日本人报复。据当事人之一于庆级(伪抚顺县县长夏宜的外事秘书兼翻译)招供,日本驻抚顺当局以川上精一为首的主要头目,为策划平顶山惨案连开两次紧急会议,确定了大屠杀计划,完成了守备队为主、宪兵队配合的具体工作安排。而在会前,川上精一早已为大屠杀的做了准备工作,派人侦察屠杀现场的地形,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甚至包括善后处理工作。这样,仅仅通过两次会议和若干准备工作,就仓促而草率地决定了3000多名无辜中国平民的人生命运。

  南京大屠杀也是如此。“日军在攻打南京和占领南京之初实施的是一种威慑战,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垮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线,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惧感,使市民失去心理平衡,望而生畏,从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近卫声称:一切恐怖手段和毁灭性暴行的目的在于‘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本来,‘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4]

  日军进城后,这种威慑战并未停止,反而愈发严重。他们展开疯狂的报复,对市民无差别对待,周而复始地虐杀和奸淫,并且将这种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行动持续6周之久,全城难民陷入空前恐慌之中。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计划的报复性屠杀持续进行着。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少尉小队长及副官向井敏明、野田岩,参加“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会攻南京之役,因遭我军坚强抵抗,衔恨之余,乃作有计划之屠杀,借以泄愤”[5]。

  田中军吉在南京西南郊一带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300余名。向井敏明、野田岩则在紫金山麓进行“杀人竞赛”,逢人便砍杀,结果野田岩戳毙105人,而向井敏明以杀106人获胜。

  “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它的藉口是中国兵脱下了军服混入在平民之中。中国平民被集成一群一群的,反绑着手,押运到城市外,用机关枪和集体地被屠杀。据现在所知道的,达到兵役年龄的中国男人,这样被害的达两万人。政府从它的代表者得到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6]

  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十分清楚这些暴行的,但是没有采取阻止的措施。1938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松井及其部下将校约80名召回国后,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处罚。松井反而被任命为内阁参议,并于1940年4月29日因“战功”而获奖励。松井解释他被召还的原因时说,并不是为了他的军队在南京犯了罪行,而是他在南京的“工作”业已终结,希望从陆军中退隐。

  一个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杀人凶手如此振振有词,并赢得重用和奖励,从中我们看到了军国主义操纵下日本政府的可怕态度,屠杀绝不可能仅仅是某个军官、某个队伍的擅自行动,而是被政府认可的官方行为。

  2.两个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都是拒不承认。

  平顶山惨案发生后,日本驻抚顺当局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他们雇用的朝鲜浪人,将数千尸体堆放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崩山掩埋骨灰和尸体,焚尸灭迹。在有媒体揭露惨案之后,奉天伪省公署又派人用铁丝网圈围现场,禁止人们进入,把烧毁的颓垣断壁推倒,铺成砂路,完全改变平顶山的原貌,企图掩饰罪行。然而,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屠杀的消息在新闻媒体上一经刊载,举世震惊。面对中外舆论的谴责,日本方面讳莫如深、拒不承认。

  1971年兴修“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时,含冤埋葬50年的800多具遗骨重见天日,累累白骨见证了历史上那惨烈的一幕。然而迄今为止,仍有许多问题模糊不清,甚至连“究竟是谁下了屠杀命令”这样的问题都难以确定,而造成揭露事实真相如此困难的原因,正是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外务省以及日本政府的极力隐瞒。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名为长谷川润的人写《平顶山事件质疑》,再一次公开颠倒黑白,为侵华日军进行辩护。他立刻遭到日本小林实先生以《“平顶山事件”考》一文的回击与驳斥。

  南京大屠杀又何尝不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屡次在教科书上大做文章,篡改史实,否定侵略。1997年1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总会,开始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21世纪开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连同某些出版社动员教科书作者删除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2001年,在6家出版社的版本中,有4家抹掉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有2家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5家删除了“三光政策”,以此误导日本年轻一代。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组织“战争资料偏向展示研究会”在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彻底检证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反动集会,叫嚣南京大屠杀是“谎言”。

  更有甚者,日本右翼文人松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竟污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是“假证人”,此书一度成为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宝书”。李秀英先后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最后两个法院均认定了侵权事实,判处松村俊夫等被告向李秀英赔偿名誉权损失费150万日元,但对原告提出的公开道歉这一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可见,所有混淆是非、企图为罪恶历史翻案的行为,正义的中日人民都不会允许,历史事实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二)二者差异之处

  1.从屠杀对象上看,平顶山惨案是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屠杀无辜居民,而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报复性地虐杀战俘以及平民。

  抚顺煤矿遭到袭击后,日军抓不到袭击者,便迁怒于普通百姓。1932年9月16日,灾难无端地降临在位于矿区附近的平顶山村。平顶山村位于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有四公里。全村有800多间房子,400多户居民,3000多人,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日军武力驱赶全村居民到村边草坪上,以“通匪”为名,用6挺机关枪进行了第一轮射杀,大部分居民当场身亡。

  当日军即将离去时,发现尚有部分人幸存,他们又残忍地进行了更为残忍的第二轮刺杀。两轮屠杀过后,幸存者寥寥无几。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炭矿工人及其家属,是当时在日本人开设的矿山上整日劳作的人,日军遭到袭击后,寻求报复的对象竟是这些曾经为他们工作的平民,真是毫无道义可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悲剧再次上演,南京成了人间炼狱。集体屠杀事件不胜枚举,仅从12月15日至18日四天时间里,就有中国军民数万人遇难身亡。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押解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而后焚尸灭迹。同日夜,又将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他人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将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后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于难。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一部分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捆绑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乱戳,最后以煤油纵火焚烧,把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事实上,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早晨进入南京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抵抗,因为中国军队几乎全部从南京市撤退或到国际安全地区避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毫无理由地展开了大屠杀行动。

  从日本所直接签定和承认的公约和协定来说,日本早已是1907年《关于在陆战中遵守法律和习惯的海牙公约》和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理应在战争中遵守国际公约,善待占领区的平民和战俘。

  然而,在这两桩惨案中,日本都公然践踏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投降的战俘,血腥、残暴的侵略本性在两次惨案中表露无疑。东京审判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战犯公诉书控告罪状》中,将“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列为一项重要罪名,其中,“第五十三项:控告阴谋惨无人道地虐待帝国战俘和被拘留平民。

  第五十四项:控告命令、授权和准许惨无人道地虐待战俘和被拘留平民。第五十五项:控告罪恶地不设法保证遵守对待和被拘留平民的规则,或不设法制止对战俘和被拘留平民所犯的战争罪行”[7]。这些罪名控诉了日军的反人道罪行。

  2.从屠杀手段上看,平顶山惨案是秘密屠杀一个市镇的全部居民,而南京大屠杀是相对公开地在南京城内奸杀抢掠。

  平顶山惨案自始至终秘密进行。守备队和宪兵队的特务们开始采取的是哄骗办法,挨家挨户编造各种理由,包括“照相”“避难”等等,说法不一。后来,哄骗不见效,便开始用刺刀逼赶住户集合。人们根本不清楚日军的意图,全村人被莫名其妙地驱赶到屠杀场地。日军事先用红布盖好机关枪,以至于有居民到临死之前还以为真的在给自己照相。3000多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于非命。事后,如前文所述,日军进行了更多的保密工作。

  至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则明晃晃地挥起屠刀。屠杀案件比比皆是,28起集体大屠杀案件使19万人遇难,858起零散屠杀案件使15万人遇难。与平顶山惨案不同的是,正因为他们张扬跋扈地作恶,留存下不少的历史照片与文字记载。在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看到进行“杀人竞赛”的向井敏明、野田岩手握滴血的军刀,嘴角还能露出一丝邪恶的微笑;我们看到日军在众目睽睽下活埋中国军民;我们看到日军残忍地以中国俘虏和平民为“活靶子”进行刺杀训练;我们看到南京遭屠城后尸横遍野,血迹斑斑;……难以置信的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三)两次大屠杀是对侵华期间日本政府倡导的“共存共荣”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当今靖国神社将侵略战争的目的解释为“帮助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的无情嘲讽

  日本侵华期间,从未停止过“日满亲善”“日满协和”的宣传。就在平顶山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中,他们宣称:“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可是,在这个日本控制下的“独立国家”领土上,我们看不到任何对“居民意思”的尊重,看到的只是无辜平民的生命和尊严被无情地践踏。

  而在两次惨案发生后的1940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竟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通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仍然冠冕堂皇地声称“共存共荣”“自主独立”“相互尊重”“紧密提携”。更不幸的是,这种谬论延续至今。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在介绍战争的目的时,将其解释为“帮助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因而是“圣战”。试问,“亲善”“共荣”的表现就是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吗?日军的所作所为,对他们的满口谎言构成最绝妙的讽刺。

  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分别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和之后。通过比较二者之异同,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哪一个时间段,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残暴的本质是不变的,为达侵略目的不择手段是不变的,无视人权、践踏公理是不变的。而屠杀事件又何止两端,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上述这一连串的“不变”,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信条”,就是所有罪行的总导演。

  而今,日本政府还在屡屡否认罪行、逃避罪责,难道是想让这些“信条”重登历史舞台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是这样,我们作为受害国,对还原历史的执著就坚决不能改变,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就丝毫不能放松。

  三、几点结论

  为了追寻正义,两个事件的幸存者都曾进行对日诉讼,得到却都是不公正的结局。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荣三个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在日本律师团的无私帮助下,从1996年8月至2006年5月,走过了漫漫十年诉讼路,最后因日本最法院的不公正判决以败诉而告终。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虽然胜诉,但是公开登报道歉这一诉讼请求未被支持。这说明,日本政府始终不敢面对历史真相,始终不肯承担历史罪责。两个事件的全面解决,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懈坚持。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事实是中日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已经认定的历史事实,就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篡改。2006年10月18日,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强调: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首先就是“要加强政治互信”,“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不再发生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8]。2007年4月11日,温家宝总理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再次阐明:历史问题牵动中国人民民族感情,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第二,通过报刊、网络、影视等各种载体宣传历史真相,扩大影响,形成世界舆论包围圈,敦促日本政府妥善解决历史问题。美国人拍摄的电影《南京》引发了轰动效应,令日本右翼势力也忧心忡忡;日本右翼分子要拍摄电影《南京的真相》,以此否认南京大屠杀。这说明,通过报刊、网络、影视等各种载体产生的社会舆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1995年,我市曾经推出过大型史实剧《平顶山中午十二点》;2007年9月16日上午,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完成改扩建工程,重新向世人开放。这些都是舆论宣传的良好方式。今后,我们应该探索更多的途径,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扩大舆论宣传。

  第三,加强民间交流,使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真实的历史,争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以促使历史问题在日本国内自下而上地得到最终解决。日本著名记者、作家本多胜一通过《中国之旅》、《通向南京之路》等书籍真实记录了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包括平顶山惨案、大石桥万人坑、“三光作战”、南京大屠杀等,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一些日本右翼团体给他扣上“卖国”的帽子,他这样回答:“某些政治家侈谈爱国,把正视历史说成‘卖国’,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爱国和卖国。明明干了坏事偏偏不肯认账,明明是事实却全面否定,这才是真正的卖国。如果有爱国心,就应该正视过去,行动上改正,而且刻不容缓。”[9]

  由于各种原因,日本人民可能对真实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增强中日人民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是十分必要的。“自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至2004年底,两国先后有226对省(市)建立了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其中32对友好省州和194对姊妹城市。”[10]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友谊延续下去。

  第四,充分利用现有史料,深入挖掘崭新史料,运用史料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历史问题,并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进而形成系统化研究体系,对日本右翼势力可能制造的各种谬论做好回击的准备。平顶山惨案研究是抚顺市社科院多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既有专著出版,又通过前两次研讨会搜集到许多中日专家、学者的专题论文,并且在2005年“一所两馆”文物征集工作中征集到大量涉及平顶山惨案方面的文物、文字资料。

  但是,目前的研究程度与平顶山惨案的重要性还是不相匹配的。平顶山惨案是三光作战、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无差别炸毁等无数个虐杀惨案的起点,是其后日本对中国人民进行诸多虐杀行为的起点。因此,“追问平顶山事件中日本的加害责任,即是追问日本在15年战争中的战争责任的起点。”[11]如此重大的事件,值得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其实,平顶山惨案的学术研究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比如,可以尝试把这一事件与抗战时期的宏观历史背景结合起来,与其他众多事件联系起来,以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碰撞激起耀眼的思维火花,把学术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上述这些,是我们从前一直在做的事,也是我们今后应该继续做的事。我们相信,正义的事业会因为坚持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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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秉刚主编:《历史的疤痕——辽宁境内万人坑》,《第三章、平顶山惨案万人坑》(http://www.warslave.net/zz033.htm)。

  [2]《秦刚:日少数人试图抹杀历史将遭到国际社会谴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21/content_6273858.htm),2007年6月21日。

  [3] 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究竟是谁?中日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目前多种资料可以证实,至少川上精一身在抚顺并指挥了大屠杀。在首届平顶山惨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傅波提出:“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应当是井上清一的上级,也应当是川上精一的上级。”(傅波主编:《2005-2006平顶山惨案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无论如何,这绝对是上级部署下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4]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5] 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转引自网站《永不忘记——南京大屠杀史实》(http://neverforget.sina.com.cn/f/2005-03-29/1636324.html)。

  [6]《远东国际军事判决书(节录)》,转引自网站《永不忘记——南京大屠杀史实》(http://neverforget.sina.com.cn/f/2005-03-29/1616316.html)。

  [7] 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转引自网站《永不忘记——南京大屠杀史实》(http://neverforget.sina.com.cn/f/2005-03-29/1614315.html)。

  [8]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3/27/content_4350074.htm)。

  [9]《只为探求历史真实——本多胜一印象》,《人民日报》,1995年4月9日。转引自《罪行、罪证、罪责》第363页。

  [10]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3/27/content_4350074.htm)。

  [11] 傅波主编:《罪行、罪证、罪责(第二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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