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晖:革命队伍中的“文化兵”(2)

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兵崔晓晖

14岁就成了“小八路”

    1944年7月，枣强县成立了抗日高小。分管文教的父亲将三个孩子都送到了学校。为了保证年幼的弟弟顺利上学，她们姐弟三人报名时都多报了一岁。这样，崔晓晖和弟弟妹妹背着小行李离开家，加入到宣传抗日的行列。在枣强县雅科村的一座破庙里，崔晓晖和同学们上文化课、政治课；刻蜡版，印传单。在跑情报、发传单的革命活动中，崔晓晖迅速成长起来。

    1945年，崔晓晖被选送到冀南运河中学，分配到油印室做刻写工作，从此，她便以“小八路”的身份，在这支队伍中，白天去防空洞里刻钢板，晚上到大庙里印刷，天一亮就出去散发传单。“我们是平原的文化兵，勇敢年轻又强壮……”近70年过去了，崔晓晖依然能唱出当年的革命歌曲，足见那段峥嵘岁月在她心里刻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一次崔晓晖随工作队到山东武城县开展工作，不料被汉奸告密。杀气腾腾的鬼子将工作队包围起来。突围时，崔晓晖拼命护着印刷用的纸张。因为当时物资匮乏，纸张就跟命一样宝贵，工作队的“武器”只是些铁笔、钢板、纸和油印机什么的。那次突围，县大队牺牲了许多人，县长齐恒牺牲。县长9岁女儿跟着崔晓晖他们也成了工作队的队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崔晓晖随工作队到了夏津县城后，和县委的干部一起在戏园子宣传分粮等相关政策，竟又遭到顽固不化的日军袭击。鬼子把手榴弹扔进会场，并从窗户向里扫射。县大队拼命保护着县里的李政委和工作队的干部们。情急中，崔晓晖抓住了一名县大队员的武装带从大门冲了出去。到了安全之处，崔晓晖才发现鞋子不知啥时被挤掉了一只……

18岁秘密入党

    打跑了日本鬼子，崔晓晖和许多人一样，以为迎来了解放。不料国共谈判破裂，刘邓大军开始向大别山区挺进，拉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为了迅速完成华东野战军的扩军任务，崔晓晖和工作队又开始了宣传、动员参军的工作。盼望着解放全中国的崔晓建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也争着报名要跟野战军一起上前线。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把她留了下来。

    1947年，在武城县一个破庙内，不到18岁的崔晓晖秘密入党。在一张极其简单的表格上，她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有人质疑她入党的年纪。崔晓晖回答人家：刘胡兰牺牲时还不到17岁，可她早就是共产党员了。

    1948年，石家庄解放。崔晓晖乘火车去石家庄，这是崔晓晖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因为战争的破坏，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仅仅200里路，竟然走了整整一宿。快天亮时，国民党的飞机尾随着火车扫射，队长只好命令跳车徒步向邯郸方向转移。就这样，飞机在头顶“嗡嗡”跟着，时不时扔下几颗炸弹或扫来几梭子枪子。指导员急了眼，高声命令大家：“炸弹扔在头上也不准乱跑！”队员们打趣道：“掉在头上还怎么跑啊？”为躲避敌机的围追堵截，部队进行急行军，每天走100多里。无论多艰难，身材矮小的崔晓晖争抢着当先遣队。这意味着，她要比别的伙伴付出更多辛苦。崔晓晖说，那时年轻的他们感到非常充实，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上战场打仗去。邯郸、石家庄、邢台，辗转劳顿，队伍驻扎在威州整训。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崔晓晖随部队进驻北平。在华北社会部干校经过短期培训后，1949年6月，崔晓晖被调到中南海中央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警卫处工作。在这期间，警卫处曾派她在勤政殿值班及负责中央首长和大会所需食品的库房钥匙管理。后来她又被分配到怀仁堂大会主席团休息室。开国大典那天，她被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等首长做服务工作。

    崔晓晖见证了这次对于新中国极其重要的会议的许多历史细节。就在筹备政协会议前夕，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专心修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周总理，夜宵饭竟是几个窝窝头。警卫员告诉崔晓晖：“我这是服从命令，总理说进城也不能忘了老百姓，我们还要艰苦朴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崔晓晖随丈夫李福坤来抚顺工作。“文G”中，她和丈夫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种种磨难，丝毫没有动摇她对党的坚定信念。

    如今，82岁的崔老在抚顺的家中颐养天年。记者采访那天，老人依然保持着多年的工作习惯，打电话给单位的老干部处汇报记者来采访一事。党永远在她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