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电台五十年代初期的播音工作(3)

1949年，刘铭在抚顺电台播音间广播政令通告。
 

　　别开生面的配乐广播

　　广播形式的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在抚顺电台的政治性节目中不仅出现过“问答”，“对话”，还常常听到“配乐广播”。

　　当时的播、录设备跟现在是无法比较的。一开始用的是钢丝录音机、晶体话筒。不久又有了三型机、八型机、动圈话筒。在没有合成装置，单机作业的情况下是怎样制作“配乐广播”节目的呢？对于未经历过的同志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制作节目的场面是既生动又有趣。


　　播音室里摆着录音机、电唱机、话筒。编辑、播音员、录音员各把一摊。准备就绪之后，编辑、播音员都眼盯着录音员那只抬起的手。只见录音员头戴耳机手臂一落，编辑就开始放唱片。声音大小靠编辑挪动唱机调整与话筒的距离来解决，一边挪动唱机，还得用眼神询问录音员“行了吗？”录音员是最高指挥，播音室全体人员都要依照录音员的手势行事。一段乐曲之后，只见录音员又向播音员打了个手势，播音员就郑重地播起来，编辑搬起唱机开始后撤，音乐快该扬起了，播音员又给编辑打手势。播音员一抬头，编辑搬起唱机再慢步移向话筒。……“配乐广播”就是这样，在手势眼神配合下，在编辑的反复走动中完成的。显然，这种配合应当十分默契，稍有差错就前功尽弃，一切再从头开始。

　　“配乐广蟠”如此，就连送中央台播发的录音报道也是用两台录音机（有时还配上一只电唱机），通过一只话筒把播音员的声音和实况效果合在一起的。
 

 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初期，编采技术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李冰芬（播音员）、赵立静（记者）     二排左起  景维申（技术人员）、王德举（技术人员），刘福英（记者），张玉贵（技术人员），王宝兰（会计）、张兆媛（播音员）  金振模（编辑）徐凤林（天线工） 王玉伦（技术人员） 

　　在广播大会上熏陶

　　抚顺台建台不久，就开始采用广播大会这种形式了。广播大会年年搞，一年要搞几次。1952年以后是我和苏虹同志担任广播大会的播音。

　　第一次登上讲台，真是腿打哆嗦心打颤。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广播大会是鼓动、号召群众的有效形式。在热烈气氛和豪言壮语感染下，播音员的声音也自然是铿锵激昂，战天斗地的。现在回想起那振奋人心的场面，仍不免使人激动不己。几乎每次广播大会上都有倡议书，宣读倡议书后不久，在中心会场的单位就开始表决心。接着在分会场收听的一些单位也纷纷给中心会场送来决心书或打来电话。播音员开始忙碌了。对于决心书这类稿子播起来并不困难，好在字写的都比较清楚。最难播的是各单位通过电话向会场表决心的电话记录。时间紧、数量大，由于匆忙，编辑写的字是龙飞凤舞，缺胳膊少腿，环境气氛又不允许播音员拖沓、犹豫，那才要劲头呢！如果两人对播，还能多看几眼，可到了大会的高潮，稿子是一摞接一摞往台上送，播音员若没有点硬功夫可就难于招架了。

　　广播大会的作用得到了肯定，运用范围也逐渐拓宽了。不仅用于发动，也用于传播，继而出现了“欢迎北京观光归来的劳模代表游园广播大会”、“纪念中苏友好协会成立xx周年广播大会”等等形式。播音员也因此增添了新的任务，从播决心书领着喊口号，当司仪，到由播音员在会场上呼台，宣布大会程序，成了名符其实的大会主持者。为此还出过笑话。在一次纪念性活动上，当然也是广播大会。我仍和往常一样先把会序拿到手，把要在会上宣读的文件看了又看。这时，台领导告诉我“可以开始了”。我大模大样地走上主席台，庄重地宣布：X X广播大会现在开始！奏国际歌！把主讲人介绍上台我就回后台了，那曾想，在后台遭到了应当主持会的市领导的厉声责问：谁让你上去的？我回答了他。

　　广播大会使播音员拓宽了视野，增加了胆识，锻炼了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应当说，广播大会对播音员扩大知识积累，熟悉群众生活，增强广义备稿能力是产生过积极作用的。
　　（郭敏同志五十年代曾担任播音组副组长，退休前任总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