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著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著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周边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